1973年毛泽东稳定中国政局的心愿为何落空？

“四人帮”还利用在林彪的住处发现有许多孔子言论，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也把“孔”影射为周恩来：周恩来读过孔子的书，孔子做过鲁国的宰相，宰相就相当于现在的总理。

后来，光影射周恩来还觉得不过瘾，江青、张春桥等干脆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狂潮。

周恩来，一位年逾古稀的重症病人，他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要和“四人帮”周旋，他要支持邓小平工作，许多事还要灵活掌握毛泽东的意图。他还怎么休息呢？

到了1974年11月下旬，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原先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周恩来已经三四次准备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结果都被迫流产。这时，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一再耽搁的四届人大还是被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这又是“四人帮”企图上台掌权的最好机会，他们是万万不能放过的。“四人帮”的目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百年之后任党中央主席，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便在88岁高龄的朱德谢世后取而代之，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在这样一个险恶的政治背景下，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一大批党内健康力量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叶剑英首先考虑到，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只有请周恩来出山到长沙去和在那里的毛泽东当面商谈才能定夺，或者更准确点说，才能挫败“四人帮”以他们为主的组阁阴谋。因为只有周恩来才最了解毛泽东，也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但是，周恩来的病势已经很沉重，他还能不能离开医院远行呢？叶剑英通过和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联系和了解，最后仍然忍痛让周恩来乘专机飞一趟长沙。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只带随行人员外出的周恩来这次还带了协和医院心脏内科专家方圻教授和秘尿科主任吴德诚教授以及他自己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保健护士许奉生等人。连氧气瓶等一些急救器械及药品也捎带上了飞机。叶剑英还当面交代周恩来的随行医护人员：“一定要让总理安全地返回北京。”可见当时周恩来的病势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但是，他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仍然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最后一次乘上飞机飞赴长沙。

据相关资料记载，仅从1974年1月到周恩来住院的6月1日这5个月时间内，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之外，其工作时间达139天。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的有9天，工作14—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的有5天，还有一次他整整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不得休息。

是啊，在那样一个全国都乱的非常时期，周恩来哪能安安稳稳地休息养病呢？

邓小平不好工作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大病了一场：因为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他来说就等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时，已年近八旬的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自己身后由谁来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周恩来重病缠身，王洪文资历太浅，其他在中央高层工作的人员中当时似乎还没有进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国运维艰时想到了已经“流放”到江西的“开国重臣”邓小平。

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早在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时，当赫鲁晓夫问他：“毛泽东同志，我们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导人已经平稳的接了班，你今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不知道你的接班人考虑好了没有？”毛泽东当即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解决了。”赫鲁晓夫就问：“你身后是谁？”“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呢？”“是邓小平。”“邓小平之后呢？”“那我就不管了。”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已十分器重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治国才干了。因此，他在1972年初的陈毅追悼会上就透出风来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一听马上暗示陈毅夫人张茜把这一信息传出去，为邓小平复出造舆论。不久，邓小平就被毛泽东“请”了回来。他还一再说邓小平“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并希望他多做工作。

毛泽东在观察和考验了一段邓小平之后，决定对他委以重任，亲自提议让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这就体现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政坛人事布局的展望：“文革”前邓小平就是副总理，现在恢复是在情理之中，他原来是中央总书记，是当时的七大常委之一，恢复他政治局委员也是很正常的。然而，邓小平战争年代虽有重大的军功，但建国以后他一直从事政府和党的工作，没担任过军事方面的实职。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时，他和周恩来等一道，连元帅衔都放弃了。这时的毛泽东却在恢复他的党政两方面职务的同时又在军事方面委以重任，让他党政军都管，这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内，是除周恩来之外的第二位。毛泽东的用意已是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人人心知肚明的事了：对邓小平的安排是有着毛泽东、周恩来百年之后让邓小平挑大梁这一考虑的。

这就急坏了“四人帮”，也气煞了江青等野心家：林彪垮了，周恩来病重了，老家伙都被他们斗下去了，他们正要登上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可这半路里偏“杀”出邓小平这么一个“程咬金”来。于是，“文革”派们在恨、气、急之中，就加大了对邓小平工作的干扰和各方面的破坏。

首先是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人选。本来，大外交家周恩来是最理想、最合适的人选。但当时他的病情已经沉重，无法出国了。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毛泽东提议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去参加。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也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在周恩来重病之后，未来将由邓小平主持中国的对外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