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团结哪两位中共高层对付博古李德

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和争论，最终形成了基本意见：反对博古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只强调客观的原因，而没有“把我们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认为：没有能够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胜利地保卫中央苏区，以及战略转移初期行动的被动与损失，“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是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并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主要责任人是李德、博古和周恩来，而李德、博古要负主要责任。

会议同时强调：“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制造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是要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丝毫的相同的地方……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必须坚决地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

会议决定：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会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最高“三人团”，仍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马上进行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逐步摆脱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独立承担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遵义会议，实际上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党、全军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此逐步确立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它因此而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分别向军委纵队、各军团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号召“全党同志要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随后，张闻天根据会议的要求，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于1935年2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印发到了各支部。

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正如刘伯承后来所讲的那样：“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朱德总司令赋诗一首，阐述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长征记》，华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