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认为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败在何处？

陈诚，国民党与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1924年6月黄埔军校建立时，陈诚担任军校的教育副官，与蒋介石有了正式联系。在此后长达41年的军旅与政治生涯中，陈诚对蒋竭尽心力，也获得蒋的信任与不次拔擢，成为蒋的嫡系王牌。陈的军事班底以第十一师、第十八军为主体，因十一与十八竖写与“土木”二字相似，故在国民党内被称为“土木系”。

1931年6月，蒋介石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发动的两次“围剿”失败后，决定策动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围剿”。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此役蒋更加重视，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坐阵南昌指挥，调集30万大军参与军事行动，且动用了大量的嫡系部队，由何应钦任前敌总司令。蒋制定了“长驱直入”的方针，志在必得，企图一举彻底消灭红军主力，占领苏区。作为蒋介石手中的一支王牌，34岁的陈诚奉命率第十八军进入江西，首次参加了对中共的作战。陈诚有写日记的习惯，保存下来的日记由其亲属交给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保存。台北“国史馆”于2015年7月出版《陈诚先生日记》，内容包括了陈所遗存21年的日记。

《陈诚先生日记》始于1931年，对其参与“围剿”中央苏区的经过记述甚详。学界对于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的研究成果丰硕。陈诚作为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其经历、见闻与反省，角度独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又与众不同的史料。本文拟通过陈诚日记的内容，探讨国民党此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何以遭到挫败。当事者即时观察与片段的思考，或比不上后人绞尽脑汁的分析有条理，但却可能更有说服力。

【国民党军的痼疾】

陈诚对自己的十八军相当自信，日记中不时流露出莫名的优越感。然而，就是这支让陈诚得意的部队，在作战过程中还是暴露出不少问题，让他忧虑。在十八军未进入江西前，陈诚就接到驻地当局对其下属“勒借军饷、干涉行政、朋分罚款、强索招待、避驻‘匪区’、军纪废弛、贩卖烟土”等恶行的举报。随着战事的深入，艰苦的自然环境、被红军打击等各种困难，十八军的军纪开始败坏，扰民、克扣伕款、长官欺压士兵、冒销公款等事屡禁不止；更严重的是有官兵逃逸避战、装病落伍。陈诚为整肃军纪、提振士气，不断地通过校阅部队、训话、撤换军官等方式训诫官兵。他还专门制定禁令、赏条各6条，通过严罚重赏来整顿军纪，如“强取民物、擅杀民畜者，枪决。欺诈民众、强赊民货者，枪决。赌博游荡、贻误机要者，枪决”以及“工作重要、不避艰辛者，重赏。举发本军官兵扰民有据者，酌赏。拿捕本军官兵违犯禁令者，酌赏”等。

这些规定，确实奖惩分明，但究竟能否落实，陈诚也无把握：“各级均唯利以图，绝非短时间所能转此恶习也。”

对十八军尚且不满意，陈诚日记中对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弊端指责更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军纪败坏、军民关系恶劣。陈诚沿途所见，国民党军所到之处，百姓逃离，避之唯恐不及，“闻因过去军队纪律太坏，不能得人民信仰故也”。国民党军队的声誉甚至不如“土匪”，“据说‘土匪’来，仅土豪劣绅倒霉；军队到，连穷苦老百姓均遭殃。证此过去所谓‘军不如匪’之口号，信然”。陈诚观察到，当地民众甘愿为红军服务，而国民党军雇佣其作带路向导，或派遣侦探，“均极困难”。对于所到之地组织的欢迎会，陈诚也有警觉，认为是当地强拉民众的虚应故事，而非群众真心诚意的表达，“我以为所谓欢迎者，或即讨厌并畏怕军人之表现”。

他甚至觉得“现在各部恐比民十五年时代军阀之军队尚不如也。本军固比各部为好，但连年痛苦情形，实不可言状也”。针对苏区民众“多数离乡，不能为我所用”的情况，陈诚建议蒋介石仿效曾国藩镇压捻军的经验，恩威并施，强迫离乡农民归家。对不回家的，采取烧、杀，威胁其家人等强硬办法，但对归乡农民，要“一切待遇应极力优裕”，穷人已分得地主的土地，“仍归其所有，并免除一切苛捐杂税”。

二、拉夫。陈诚在6月27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军队拉夫的问题。拉夫是旧军队的顽症，国民党军曾以“不拉夫，不勒饷”为标榜，甚至有过“拉夫者枪毙”的严令，然而久禁不绝，在“剿共”战争中有所蔓延。陈诚认为，“招募伕役，军队委托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转托当地豪绅，层层相委，弊端百出”，官厅借此搜刮地方，豪绅借此从中渔利，结果“人民以财力来帮助军队，伕役实际得不到利益，大半被县知事、公安局、土劣侵吞”。由于各级以盘剥为目的，结果招募的夫役非贫即弱，贫民蒙其害，贪污土劣得到利益，成为扰民害民之举。“使军队蒙此羞耻之声名，与酿成民众生出厌恶之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