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学校长：有人说我们规定如厕3分钟 我很委屈

原标题：衡水中学校长接受环球时报独家专访：我们很委屈

【环球时报记者范凌志】作为大名鼎鼎的衡水中学的校长，张文茂最近很困扰，就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称衡水中学的纪律比军营还严：“大厕3分钟，小厕1分钟。教育学者看了痛心疾首，这样能培养出人才来吗？”此话一出，盛产“学霸”的衡水中学又成为了媒体和学者议论的焦点。在《环球时报》记者起初要求专访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张文茂校长的犹豫，“我们真是被有些媒体黑怕了。”衡水中学外宣中心主任张永对记者说。“这些发耸人听闻声音的媒体基本都没到过衡水中学。”

《环球时报》记者在这座外传的“高考集中营”里体验了一整天，晚上七点多，校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在记者一再要求之下，校长终于决定接受专访。

刚刚坐定，62岁的张文茂叹了一口气：“我们就是感觉很委屈！”

环球时报：从衡水中学的历史发展来看，成为“学霸高中”的转折点是什么时候？

张文茂：衡中在文革以前就是很优秀的，当时是河北省十所重点中学之一。78年招生制度改革以后一直到95年，衡中的办学质量、社会影响力大约在衡水市11所重点中学里排第6名左右，这不单单指高考的成绩，包括各方面的工作。这期间学生、家长对衡中都不认可，衡水市区里的孩子都被送到周边县中上学。

我是1974年当的老师，78年考上大学，82年分配到衡中教物理，在衡中度过了33年，全程见证了衡中从低谷到崛起再到今天的辉煌。这期间有很多诱惑，比如我当副校长的时候，别的学校请我去当校长，我都没有动摇过，我对衡中是有感情的，我现在是“超期服役”，就算以后退休，也不会拿前衡中校长的名头到处讲课、当校长来赚钱，钱够花就行了呗！你觉得你行，但你离开衡中不一定行。

从82年来到衡中，到92年我当教导主任，期间经历了四个校长，为什么经历这么多校长？因为一两年成绩不行就换！92年的时候李金池成了河北省最年轻的校长，上边也决定启用年轻的校领导班子。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95年，当年的升学率一跃成了衡水市的第一，震动很大。2000年，衡水中学的高考成绩成了河北省的第一，一直到现在。不仅是升学率，现在衡中是中央文明办、中组部、教育部、体育总局等很多国家部门命名的先进单位。

从95年到现在，我们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规范办学的行为，就是制度建设。第二个阶段是97年开始，我们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现在我们注重老师的专业性的发展，老师的素质得不到提高，所有工作都会受到影响，省里的讲课比赛，我们的老师总是第一。可以说，衡水中学的成功，优秀的生源、优秀的教师，优秀的管理队伍，缺一不可。

环球时报：说到优秀生源，有人说衡水中学“抢学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张文茂：实事求是地说，从2006年开始，衡水中学的生源就不再流失了，我记得在那之前，衡水中学招来的学生前十名曾经一个都留不住，都被别的学校挖走，我们做工作都没办法。现在有人说我们“掐尖儿”，我也不反驳他，确实有一些尖子生来衡水，但很大一部分人没在衡中，区里每年都有招生计划，超了计划是入不了学籍的。现在要求来的太多了，几乎每天都有人找我咨询进衡水中学，甚至很多校长的孩子都想送到衡中，但衡中从没自己组织过考试，完全是看中考成绩，而且我们还会截一个分数线，至少三分之二的人进不来。

我们从没有给学生许什么愿，或者拿钱“买学生”，来了之后都是物价局批的统一收费标准：三年三万。不像有的学校，高分学生少收学费，低分学生多收学费，衡水中学没这么弄过。

进来之后我们会按照成绩分出四到六个实验班，人数大约四分之一。因为学生的成绩差距比较大，混合编班的话有的学生基础好吃不饱，有的学生基础不好又压力太大。

环球时报：外界有“上厕所计时”之类的说法，认为这样的学校是不人性的，如何看这些质疑？

张文茂：我不了解当时他是什么语境下说的“衡水中学要求大厕3分钟、小厕1分钟。”然后媒体就以这个为题目报道出来，其实很多媒体、学者从没来过衡中就对我们说三道四，我对这个看的很淡，但也很委屈！

说这些话的人，可能是问了一个学生，但这个学生代表不代表主流的声音？你们得来看看衡中啊，更多的了解了解，不能一叶障目。如果真的指出学校哪个地方做的不好，我们可以共同探讨，确实存在的要改正。

如果真像外界说的“大厕三分钟，小厕一分钟”，那我这校长就太傻了！制定什么也不会定这个规则啊！“三分钟”谁来监督？我们一节课40分钟，然后有个10分钟的课间，这期间那么多学生，谁跟着他们上厕所计时？这都是笑话。

更有些人拿着这“三分钟、一分钟”的话去炒作，这就不好了，起码要用脑子想一想，不能马上就追随着这种说法，骂衡中“太没有人性”。有人还说衡中的孩子到了大学里不行，他们拿得出数据吗？做过调研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早把我这个校长撤了！

我们也是实实在在地把农村的孩子送到大学里，对于这种误解，确实很委屈。我对老师们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不能因为这些声音分散我们的精力。

现在捕风捉影抓眼球的报道，盖住了其他声音。去年衡中被确定为河北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单位，12月15号，省里组织了30多家主流媒体、60多个记者来衡中深度采访3天，写出了40多篇关于我们成绩的报道，对于这些，一些媒体却不理会。

环球时报：如果中国的高考制度改革了，比如更倾向于考察学生的个性和创新能力，衡水中学是否还能保证当下的优势？

张文茂： 高考制度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也不会太快，从恢复高考之后，不论是“3+2”也好、“3+X”也好，都不是太大的步伐。

现在新的高考制度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方式就是，文理不分科，这我是很赞同的，我一直认为过早地分文理科会造成学生的文理基础不全面。

现在的“6选3”的改革方式我也很赞同，就是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从6门科目中选择3门高考，更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个性，如果改成这样，我相信衡中的学生的表现会更好。我们现在鼓励的就是全面、个性地发展，学校开展了各种社团活动，还根据学生爱好开了大学的先修课程，所以我可以坚定地说，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我们会更突出。

体育课在衡中是一周3节，比其他高中都多。衡中的老师自习课不能登讲台，学生自习课时发作业，就是一张纸，下课把作业纸收上去，这个作业是老师自己编写的，都是精华。除此之外，我们的同学没有订任何教辅材料，其他哪个学校能做到？再比如我们的“模拟联合国”社团，在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是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模拟政协”社团有两个提案素材被衡水市政协会议立项。

只抓高考，是抓不上去的，可能一年升学率高，但要保持高升学率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圈里有一句话：没有升学率过不了今天，只有升学率过不了明天。没有升学率就是被边缘化，只有升学率就会庸俗化！

环球时报：如何看待中外教育的差别？衡水中学从中吸取了哪些可借鉴的地方？

张文茂：我去过不少的国家考察，比如西欧、澳大利亚、美国，我只能说东西方文化相差很大，各有需要借鉴对方的地方。

对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上，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也是我刚才提到的。

人们总是说中国的学生比国外学生苦，但苦学有什么不好？苦是一种快乐的苦，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苦，而且是相对的，学生们发自内心的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外人看上去很苦，但也许同学们并没感到有多苦。我在衡中干了三十多年，没有节假日，每天晚上10点半以前没回去过，早起我5点半就起床了，你觉得我很苦，但我没感觉。

干什么不苦啊？当记者不苦？当工人、农民不苦吗？为什么有些媒体不去写“农民别那么苦，天热了别下地了，让庄稼自己长吧！”

高校里的科研人员多苦啊，一个月一个月的泡在实验室不回去。我认识一个燕山大学的年轻博导，享受国务院特贴，他招学生先问“有没有8小时工作概念？”，如果有那就算了，他7点准时到实验室，晚上10点离开，为了观察一个实验结果十天半月不回家。

有人说这种中国式苦学禁锢了创造力，但是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就谈不上创造力！连基础的力学、电路都不会，怎么可能让卫星上天？

很多人认为西方教育多么轻松，其实美国现在还有十几个州体罚学生不违法，当然是有指定的位置，不能打要害。衡中不允许老师体罚学生，连“语罚”都不行，我们提倡“口下留情，手下留评”，要鼓励学生。

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在拼命地学习中国的基础教育，比如日本、韩国和我们的交流比较多，据我了解，他们的高中比中国高中还苦，有的家长到考前一百天就开始天天祈祷。我还记得有新闻说，美国有一个州，考生一天睡眠只有4个小时。

我们衡中有一个办学的目标，就是培养“中国心、世界眼、现代脑”的学生，让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合作，这是一个学校的文化和责任。

环球时报：如果用一句简短的话做总结，您想说什么？

张文茂：前边说过，我已经“超期服役”了，对这些抹黑的声音，从来没犹豫过，也没彷徨过，一如既往地干自己的工作。不管有多少委屈，我都一定为教育做贡献，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