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报告赞成率创新高 法学家：前年票数对他们有压力

周强、曹建明作报告

原标题：两高报告刷新纪录靠什么？

过去的一年，两高做了大量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些最终体现在报告中的工作，无论是成绩还是不足，都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努力和诚意赢得支持。

法治周末记者 陈霄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的报告刷新了十年来的纪录。

关注两会的人不会陌生，在每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表决的几份工作报告中，反对票最多的前两名一直都是最高法和最高检。

另一个比较尴尬的事实是，自2006年到去年，两高报告的赞成率从未超过85%。但今年，最高法的工作报告赞成率达到了91%，最高检的也达到了87.9%，双双创下了十年来的历史新高。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承认，过去的一年，两高做了大量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些最终体现在报告中的工作，无论是成绩还是不足，都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努力和诚意赢得支持。

积极主动

两高每年在两会上的“成绩单”一直较受关注。

著名法学家陈光中每年都会关注两高的工作报告，他特别留意到，2013年两高的报告偏于保守，2014年比起2013年有明显的变化，但始终力度不及今年。

“我知道前年的票数对他们是有压力的。”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今年的不同，代表和委员们承认，不仅仅在于工作报告本身。

在全国人大代表孙宪忠看来，最近的一两年，两高的工作是近年来做得最好的，尤其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后，两高一直非常积极主动地在推进改革。

作为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平时孙宪忠也与两高的领导接触较多，“我知道他们认识到前些年司法体制中出现的问题，他们积极主动去研究这些问题，并努力试图去解决”，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孙宪忠认为，这两年来两高的一些改革措施，抓住了过去工作中的弊病对症下药，例如针对立案难，推进由立案审查制向立案登记制转变；针对司法公信力受到质疑，大力推进司法公开。

“印象最深的，则是在证据规则上下功夫。事实上，很多冤假错案，都是证据上出的问题，这是抓住了问题的弊端。”孙宪忠说。

每年都认真细读两高工作报告的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也关注到了这种变化。

他注意到，在最高法的报告中，总结上一年的工作，过去一般是按照刑事审判、民商事审判、行政审判的顺序陈述，但今年的报告在刑事审判之后，专门增加了一个小标题的内容，即“坚持公正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这是以往报告不会有的，位置也比较靠前，显示出对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的强调和重视，最高法去年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体现在工作报告中就包括这种结构上的变化。”侯欣一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同时，与侯欣一一样，有人也注意到今年最高法的报告在形式上也有新意——在正文之后，附加了大量的补充材料，包括正文中提到的案件介绍、查处违纪违法人员情况图表、司法公开的情况等，总共长达32页，几乎比正文多出一倍。

当然，正文后附加材料不是今年首创，但却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近年来正文一般均保持在16页至18页的篇幅，附加材料却越来越长，今年最为突出。

侯欣一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其实也是两高回应外界的求变之举。

他解释说，两高报告因为其专业性，一直以来都是代表们最听不懂、也不爱听的工作报告，往年会场上人员走动最频繁的也是两高的院长、检察长作报告时。因此，将正文尽量压缩、同时将相关情况介绍、专业解释大量补充入附加材料中，正是应对上述尴尬的情况。

“我也曾在多个场合向两高提过，增加工作报告的可读性。今年报告中提到了很多的案例，把数据和案例结合，实际上都是针对代表们的需求去写，让代表们看得懂，有兴趣看。”侯欣一说。

打动人心的自省

与往年不一样的还有，今年的两高报告都有不少的自省内容。

“严以律己，对自身的不足方面也讲得很多。”孙宪忠说，“尤其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说对错案的发生，‘我们深感自责’；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说对冤错案件‘首先深刻反省自己’，‘自责’和‘反省’，这在以前的两高报告中都是没有出现过的，很打动人心。”

直面问题，在两高报告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刑事错案自省。

最高法的报告中提到去年纠正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点名提及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最高检的报告也提到呼格吉勒图案，同时还提到了“徐辉强奸杀人案”“黄家光故意杀人案”。两高在表达自省的同时，均表示要建立防范冤假错案的长效机制。

去年密集纠正了一系列冤假错案，是司法系统受到外界最广泛关注的举措：18年前带着冤屈赴死的18岁内蒙古青年呼格吉勒图终于被宣告无罪；同样获得无罪判决，但比他幸运的还有坐了20年牢的河南村民黄家光、服刑16年的广东居民徐辉、贵州男子张光祥……

没有出现在报告中的名字是聂树斌，但外界同样注意到，延宕了十年之久的聂树斌案复查在去年取得了重大进展——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也特别注意到了两高院长、检察长的上述表态。

他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对两高报告中提及的纠正系列冤假错案、尤其是两高院长、检察长关于自省的表态印象深刻，因为那些话“反映了作为法律人的职业良知”。

最高法的报告中还提到，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863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3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81人，同比分别上升126.5%、36.6%和120.6%。最高检的报告中提到，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404人，同比上升86.2%；敢于亮丑，主动向社会公布29起检察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

“这是所有数据中增幅最大的，令人感到吃惊。一方面说明两高直面问题，对司法反腐确实动了真格；另一方面也说明，长期以来群众对司法的关注和非议，司法腐败是其中的重要问题。”朱征夫说。

“空前”关注律师

作为律师，朱征夫更注意到，今年两高的报告中都有比以往多得多的篇幅来“关注”律师。

两高均提到了要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最高法说，在死刑复核案件更大发挥律师作用并制定办法，探索律师参与化解涉诉信仿案件。最高检提及律师的篇幅更多、更细，例如提到了解决律师执业中的“三难”问题(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还提到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权利的行为予以追责的措施。

“涉及律师的内容今年提得很多，这让我感到欣慰，也深受鼓舞，长期以来律师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在报告的这种变化，表明检法两家，至少检法的最高层已经意识到律师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作用、在维护公平正义中的作用。”朱征夫说，这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律师的认识是一致的。

侯欣一认为，这是两高报告内容上的新突破，在以往的报告中，两高主要是着眼于自己的工作，并不会过多关注到律师。现在的变化，一方面是确实认识到律师在诉讼中对司法公正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出某些地方的律师职业保障还有很多问题。

改革刚刚开始

得票虽高，各界点赞声不绝于耳，但对于两高而言，改革刚刚开始，仍在路上。

两高作为主体的司法改革，这次在报告中也有很多体现，不过代表和委员们很少对此发表意见。“改革才刚启动，多数尚未进入实质性运作。”侯欣一说。

孙宪忠建议，检法两院的改革试验，在推进过程中应当及时评估、总结，因为有些方案外界仍有疑惑和担忧，希望获得实践中的改革成效的反馈信息。

孙宪忠同时提到了对两高的期待，即希望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能长期坚持，法律实务工作者的业务能力能进一步提高等。

“法治理念也要加深，过去法院系统有些提法于法治无益。现在法院对这问题怎么认识？可惜没有看到法院对此有表态。”孙宪忠说。

作为与检法时常接触的法学学者，一些代表和委员也表示理解二者的难处。

“法院现在其实也很吃力，他们等于是‘三线作战’，既要解决过去的司法体制中的存量问题，重塑司法公信力；又要应对每年不断增长的诉讼案件量，案多人少压力突出；还要着手推进未来的司法改革，难度不小。”侯欣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