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空降昆明大搞拆迁 秦光荣曾暗批管理轻法治

原标题：任性仇和，令人失望

文_本刊记者曾晖

就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两个小时后，中央纪委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消息发布前，仇和正在北京参加“两会”，并跟随云南代表团参加了各项报告的审议。

任性决策引发争议评价

作为“明星官员”“个性官员”，仇和的一言一行向来备受外界关注。

他的仕途起于宿迁。9年间，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为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在其任内，推行医改、教改全面私有化，要求公职人员离岗经商，一时间。宿迁城乡面貌有了大幅改善，但社会矛盾丛生，仇和由此得名“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媒体针对宿迁的“叛逆式”改革进行了多次曝光，但并未影响到他的晋升。2006年，仇和升任江苏省副省长，一年后调任云南，担任昆明市委书记。

比起在宿迁的个性十足，仇和在昆明显得愈发“霸道”。他喊开会，所有人跑步下楼、出门、上车，一个都不敢迟到；没人敢关手机，一位局长睡着了，没接到市委办公厅半夜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评……更有著名的“瞌睡门”，在一次招商工作会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会上打了瞌睡，被仇和毫不客气地“揪“出来，之后该人辞职。

在云南任职时期，仇和沿袭了过往的改革措施，疯狂进行城市拆迁，出售公立医院和学校，遭致体制内外的众多批评。

坊间称其为“仇卖光”，甚至有市民在政府前打出“枪毙仇和”的横幅。对此，仇和不以为然，他在昆明市人大会上说：“绝对不能少数服从多数。”

然而，更大的危机来自于同僚不信任。曾与其在昆明搭班子的张祖林说，“我们的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老百姓的。”2013年，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罕见地对昆明城市规划建设提出了六点反思，更称有的干部“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这被视为仇和当政以来遭遇的最大麻烦。

不过，这些评价并未影响部分人对仇和的好感。有人认为，仇和的强硬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衙门作风“，也改善了市容市貌。

任性言论博取清新形象

从县领导到省部级大员，一路走来，仇和屡屡在公开场合对问题官员“撂狠话”，阐述其政绩观，把自己标榜成清新、实干的形象，频频博得舆论掌声，还有人将其名言集纳成“仇和语录”。

在这些名言中，仇和说道，“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他鼓励干部“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他还说，“人民是主人，官员是公仆”“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如此高调的言论，让人很难把他与腐败联系起来，外界更愿意相信其是一个专注改革的实干家。这也难怪在其“落马”消息公布后，网络评论也普遍是“意外”“突然”。

但冷静思考后，我们不难发现，像仇和这样，依赖铁腕强权落实长官意志，以破坏民主法治的方式推行改革进程，久而久之，“出事”或将成为必然。正所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在“两会“闭幕当天即宣布参会者落马，证明组织调查已经证据确凿。

比起普通干部，仇和式的“明星官员”上演角色反转，给人造成的心理冲击无疑更大，动摇公众对于组织的信任，甚至对公职人员群体产生大面积的质疑。

仇和“落马”，无疑给党和政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是一个契机，给所有信奉“个人魅力”的人好好上了一课：不论主政者形象再好，能力再强，反腐倡廉永远不能靠自觉，对于领导干部每一个决策部署，是否民主、是否科学、是否合法，都要有制度的刚性约束。

仇和曾说，“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

不知道，如今“严重违纪违法“的仇和，涉及的又是哪一种腐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