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柴静家乡临汾的污染噩梦

凤凰周刊：柴静家乡临汾的污染噩梦

（编者注：本文发表于2006年）

文/ 邓飞实习生陈鸣

你能想象柴静的家乡空气污染多严重吗？

2006年，我在山西临汾市调查空气污染，那时还没有雾霾这个热词，但当地空气污染同样令人绝望。我知道，临汾是柴静的家乡。某夜，我在大学宿舍里听到她在夜色温柔节目里读到我的一篇小散文。后来，她在央视台做了一名调查记者，并在2007年曝光了自己家乡污染。我们的报道出来后，有一些关注，但很快被新的热点淹没，更无力动员和组织社会，没有什么改变。2011年，我转身公益，一个隐痛就是我们再怎么写怎么喊也改变不了多少，还不如自己动手直接去变革。今天，她也站了出来，以一个母亲的角度去告诉中国雾霾真相，还有我们如何采取行动，极为震撼，我相信必有深刻而剧烈连锁反应，或是变革契机。我们确实面临很多严峻、复杂社会问题，但我们不能只是抱怨，不知建设。因为我们都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我们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的制造者。所以，我们应该成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者。事实上，惟有政府、企业和社会的齐心协力，我们才能真正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请努力，为国家，为社会，更是为了自己和我们的家人。

凤凰周刊：柴静家乡临汾的污染噩梦

（一）临汾的忧伤

上午十点还是无法看见太阳，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它就在头上。

2006年10月28日，临汾城一如既往的烟尘弥漫。平阳广场街道的柿树掉光叶子，赤露枝条上挂着数只鸡蛋大小的柿子，很多是黑的；不耐烦的司机不停按响喇叭或高声叫骂人家的母亲，一个售卖手机的电讯公司在店门放《兔子舞》的迪厅音乐，震耳欲聋。

两天前，这个城市的主要党政领导人去太原参加中共山西省第九次代表大会。据称心情低落，他们不断被其他同僚善意调侃，“出名出到国际上去了”。

一周前，总部在纽约的国际环境研究机构布莱克史密斯研究所公布了一项报告，评选出2006年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地区。

布莱克史密斯研究所表示，这份报告是由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西奈山医疗中心和纽约大学的环境和健康问题专家历经7年，对非政府组织、地方社团和国际环境机构所选300个污染严重的城市逐个进行研究，最后根据受污染影响的人口规模、有毒物质的危害程度以及对当地居民健康造成的确实损害等因素，得出这一份名单。

报告说，“居住在严重污染的地方，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判……污染对人体的损害，如果不以立即中毒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就可能以癌症、肺部感染和痴愚症等形式表现出来。”

临汾作为中国高污染城市的代表进入榜单。

三年污染“状元”

出租车司机对《凤凰周刊》记者的咳嗽表示了同情，“你们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吧，这里不适合你们”。有一首流传网络的七律如此描述临汾：天墨城黑行人乌，朝霞暮霭觅何处，子时阴阳两难辨，直把尧都作丰都。

临汾市政府办公室一工作人员给他的上司打电话，叹了一口气，“又来了记者”，放下电话，他说领导们都不在家，谁也不能乱说话。他的一个朋友较早看见网上排名信息，电话过来让他去看，和其他同事或上司一样，他当时的感觉是“如雷轰顶”。

他说，今年的黑帽子又戴定了。自2004年以来，临汾连续三年成为中国内地城市的污染“状元”。

当年，中国环保总局首度公开内地十大污染城市名单后，洛阳市环保局局长应声被免。 河南省焦作市和陕西咸阳市市长公开向市民道歉。

2004年的相关报道称，临汾主要党政领导人“坐卧不安”，他们强硬警告各县市有关领导说“谁摘不掉环境污染的黑帽，就摘他头顶上的乌纱帽。” 当年9月，临汾在呈报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份《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呈报临汾市大气污染摘帽子实施方案的报告》里称，临汾要实现到2006年底甩掉大气污染第一的帽子。但这个计划似乎泡汤了。

“其实，甘肃和内蒙古一些城市污染比我们要厉害，只是他们比较幸运。”临汾市环保局的人抱怨说，临汾是山西境内最窄的一个盆地，一年静风率达到48％，烟尘不易流散。临汾盆地进入11月后极易形成逆温层，市区就像罩在一个热锅下，污染更加糟糕。

临汾被选世界污染都市的原因是大气颗粒和化学物。临汾城区周边存在大量焦化、炼铁企业生产和排出烟尘颗粒，成为公认的罪魁祸首。

此外，一天数以十万计的运煤卡车碾压路面。大量煤尘从颠簸的煤车上抛洒路面。而排气管被设计向下，“像风扇一样不停将煤尘扇起，四处飘散”。从金殿到襄陵的路上白天开车一度要开雾灯。

2005年，临汾官方的强硬行政力量帮助市区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但更多污染来自周边县市区的污染——霍州、洪洞、襄汾三县环境持续恶化。2004年下半年，该些县二级以上天气数量分别为4天、2天和22天。这些邻近县市的烟尘、颗粒和有害气体往往聚集临汾城区上空。

山西省环保局办公室副主任高女士对《凤凰周刊》记者叹了一口气，“又是这个事情啊”，他们很快找到与临汾有关的大叠资料。

今年10月12日，该局罕见发出《致临汾市李天太市长的一封公开信》督促市长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蓝天碧水工程。环保部门批评临汾市投入巨资进行环境综治，“却仍有大量焦化、钢铁等重污染企业违法建设，肆无忌惮排污”。

这个城市的污染强大势力由此被窥见——118家焦化厂重只有25家具有合法手续，其余都是违法企业，襄汾县35家炼铁企业42座高炉只有5座具有合法手续。2006年，山西省政府下达的第一批环境污染末位淘汰企业及设施名单。临汾受命在8月底前淘汰22家企业，但有4家未被淘汰。

山西省环保局一官员透露说，“公开信凸现了反污染和污染、省市之间利益和力量的艰难博弈”。

生活的代价

“生活在一片黑色粉尘中，不生病才不正常”。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胸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韩志红说，颗粒、扬尘将伤害人们的呼吸系统，导致肺气肿、肺部肿瘤和消化道肿瘤等疾病。

韩的工作是肿瘤切除，切除一个肺肿瘤需收一万元左右，在北京可能高达三四万。

“到我们这里来看病的很大一部分人没有钱做治疗，有些人就是到医院确诊一下，然后就回家等死了”——这让韩感觉忧伤，而他的判断是临汾肺癌发病率比其他地区至少高出10％。

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关瑜说，临汾肺炎患者数量飙升，尤其是婴幼儿和青少年极易发病。

“更严重的是，我们的水和食物正在遭遇各种污染”。二医院的一名医生说，水污染（铅、砷超标）通过血液检查可以检测出来，但少有医院开展项目。

山西省环保局污染控制处一位工作人员向《凤凰周刊》提供2006年5月和9月《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表》，称临汾市饮用水达标率为80％，“临汾的水没有大问题”，出现状况的是一个叫土门的水源地总硬度超标，据称是“无法控制的地质结构原因使然”。

而与土门有关的一个报道是，2003年，一个年产焦煤60万吨的森康达焦化厂顺利建在土门水源地上，该厂一直被投诉渗透污染地下水。省、市环保部门联合执法对其下达停产通知书，但尧都区环保局对其罚款五万元后，该厂开始扩建。

《凤凰周刊》收集的信息还有：2005年11月26日，临汾市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尧都区三大饮用水源地龙祠、土门、屯里周边的重污染企业在半月内全部实施关停治理。而在当年6月，该市环保局监测发现尧都区三大水源地均受到严重污染，其中屯里水源地早在2003年10月被迫停止向市区供水。

临汾市环保局认为，三大水源地周边的多数企业（主要是机焦厂）或没有废水处理设施，或污水不经处理直接外排，导致水源遭到极为严重的污染。

更多因为水污染的悲剧在开始着。临汾市尧都区段店乡一个叫下康的村子里，偏瘫村民有50多人，2004年就有16人死于偏瘫等恶性疾病。该村被称为“跛子村”。村支书王云峰一脸愁容，说近年村边流过的污水太多，污染了村民家里的井水，所以有众多村民被偏瘫所折磨。

该村南面流淌的是汾河支流——涝河水，如今呈现棕黑色，恶臭水面上有大量白色泡沫，它们来自于上游的临汾钢铁公司、临汾市造纸厂和市政排出的工业污染水和生活污水口。

在缺水的日子里，污水被村民抽来浇地。3年以后，村民的井水由南向北慢慢苦涩，得病的村民越来越多。村委会把井水送到临汾市检测，发现水中氯化物、硫酸盐、总硬度、硝酸盐、氟、矿化度含量都超过了国家安全饮用水指标一倍多。

临汾市尧都区刘村镇北芦村则成为一个令当地村民心碎的“癌症村”，村里近三年来连续出现22个癌症病人，悉数死亡，“最大的50出头，最小的才20多岁”。村民乔小玲的老伴得了肺癌，34岁的儿子得了血癌，得病的婆婆因家里贫困不肯去医院。

临汾城郊一些村民用污水灌溉造成粮食减产一小麦减产，土豆变形。山西环保局生态处处长闫晓兴曾向媒体表示，曾有村民投诉上门，但环保局主要防治工业污染，污控处主要控制水和大气污染，环保部门对土地污染甚至没有设置相应机构。

《凤凰周刊》被告知，山西今年七月启动全国土地污染普查，至今没有任何关于土地污染的数据和资料。

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王金桃曾在山西境内做过“煤焦化型大气污染对居民死亡状况的影响”的调研，发现随着污染的加重，居民的各种疾病(主要是呼吸系统、心血管疾病和各种癌症)和死亡率都有增长。

一个被世界关注的情况是，山西承认该省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多年来是世界之冠。全省出生缺陷高发区分布在吕梁、太行、中条山脉走向的地带的八大煤矿矿区，而这些地区正是大气环境综合污染异常严重，且80%以上河流水质被污染。

这些出生缺陷儿几乎无法成活，侥幸成活者也将是家庭、社会一个沉重负担。

外迁之城

山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一位专家将临汾环境污染称为“结构性污染”。

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些禁忌，比如城市居民外迁或者外流的相关话题。“官员不愿意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一个城市是需要人气的，人气散了，城市就散了”

像山西其他地方的富人一样，临汾城区富人较早在上海、北京买了房子，将家人送出逃避污浊不堪的空气。他们往往回北京过周末，两地的行程时间恰好是一个夜晚——这让任何一趟往返北京的火车卧铺变得紧俏。这个主要依靠挖售资源的群体更多想他们的后代能得到城市高级教育，过上体面生活。

城外东西两山的煤、铁矿老板纷纷进城买房，成为涌进这个城市的新贵。但他们的进入客观上将房价高高拉起。一个叫李梅花的老人抱怨说，1994年买了一套76平方米的房子，花费不到4万；2000年儿子结婚，花了7万元买了市中心一套93平方米的商品房。而今，临汾房价动辄三四千元一平方米，“连煤化巷的二手房也在3000元以上”。

“污染和飙升的房价让老百姓越来越郁闷”一位龙姓女士说，她正在市区煤化巷街寻找她中意的房子。这条200多米长的短街却驻扎10家山东房地产代办点和2家海南代办点。2006年2月，一群山西人在山东乳山市海滩一次性买下四栋楼，让山东人窥见了巨大商机，大批打着“银滩碧海”、“好空气”等环保牌的山东楼盘出现在临汾。

银滩之心一名孙姓售楼主管说，所有售楼公司每到周五都组团去威海看房，“临汾人在沙滩上欢喜得尖叫，去看后就没有不买的”。孙是山东聊城人，称她从没见过临汾这样脏的地方。

山东人显然知晓无法和北京抢夺豪宅大户，更多瞄准这个城市的平民阶层。楼盘均是占地五六百亩、两三千户的楼盘房价奇低——乳山银滩带精装修的房子起价1500元，有的甚至打出“海景房888元／平方米”的低价。

这些以60到120平方米小户为主，且多提供“7成20年”银行按揭的山东楼盘很快得到临汾市民热捧。乳山市天海人和房地产临汾总代理郭禹判断说，至少有2000多个临汾家庭在乳山买了房。而临汾至大冶的高速公路完工后将缩短到海边距离，“更多的临汾人将去海边买房”。

数千里之外的海南省海口、三亚的楼盘价格奇低，框剪结构的高层建筑每平方米不过售价2000元左右，也成为临汾平民“扎堆”的移民目标。

龙女士称她和家人并没有听说临汾再度上污染榜的信息，“对我们来说，生活在污染中，恐惧是一个事实”，她搬家的理由很简单——海边空气好、水好，至少能保障一个健康，少花养老金来治病。

“我绝对不许可我的孩子大学后回来临汾”一名官员的私下感慨代表了很多家长市民的想法。很多家长在孩子离开后，他们很快选择了内退或者提前退休搬出去；很多在外地安家的子女，则努力把父母接到身边。

“没人愿意离开家乡，根都在这里，我出去了以后很难再回来了”，59岁的李淑英明年初将在海口定居，抹着眼泪说。

数百年前，明朝灭元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的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移民活动，强令该地民众迁徙各地、实行屯田垦荒。一首“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的山西凄凉民谣在中国诸多地区传唱数百年，至今闻者动容。

临汾大规模移民再度出现。执政者忧心忡忡的是，这个城市的平民群体开始继富人之后的新一轮出走，而山西人重乡情，喜欢抱团，一个人的迁移很容易吸引更多人跟随，“雪球越滚越大”，或可造成人才和资金的持续流失。

而相形之下，污染之都的声名在外让招商引资工作异常艰难。临汾市府试图仿效邻市晋中发展旅游产业，依托深厚历史文化资源找到另一个经济增长点，近日邀请了一些旅游公司和策划专家来临汾共商大计，但专家们提出先治理好环境再说，“人家一听说临汾，总是想起吃的、喝的和呼吸的是不是干净的，谁愿意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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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汾标本

文/ 邓飞时间/ 2006年

1979年，崔正龙第一次走进临汾，“那时的临汾是蓝天、白云、红太阳”，临汾街道两旁全是果树，柿子、梨挂满枝头。临汾还曾得到“花果城”称号。当时《人民日报》大篇幅进行报道。“我们那个时候，放映电影正片之前都会播放一个新闻记录片，其中《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就经常播放。”

临汾位于山西南部，古帝尧建都于此，有天下第一都之称。中国文化界一种共识是中国历史十年看深圳，百年看上海，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而山西的历史文化在临汾集中沉淀。

从“天下第一都”到“中国第一污都”的恍惚蜕变令人惊愕。但崔说他目击了这一全程。崔是临汾市委党校副教授、市情研究室主任，是政府智囊团主要成员。

“临汾的前世今生刻画了一条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中国中西部资源型城市走火入魔，难得善终的发展轨迹”崔说。

如虎下山

临汾煤炭在1950年代开采很少。相反，很多市民对当年曲沃卷烟厂记忆深刻，“该厂有几千名职工，占地几千亩，像现在的焦厂那么大”。此外150多家面粉厂加班加点，解决全市人民的吃饭问题。

50年代后期第一个五年计划，临汾凭借当地丰厚棉花资源迅速发展纺织工业。57年以后一直到文革末期，临汾经济发展停顿，机械、纺织、电力一直是该市主要产业。

1978年后，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国家由反帝反修转变为与美和解，赢得一个宽松国际环境后，国家开始推行“富民政策”。中央最高层提出“黑猫白猫论”，鼓励中国民众谋求财富——不论采取什么手段，经济发展了，人民水平提高了，就是合适的政策。

这种政策直接催生临汾产业结构剧变。

临汾的煤、铁资源丰富且优质。其中煤的理论储量960亿吨，已探明储量169亿吨，占中国探明储量的8、3％。1980年代，临汾各种力量都上太行和吕梁两山挖煤。当时中央政策不够规范，通常是“先上车后打票，放手让地方干，有了问题再规范”。

临汾人最初是直接售卖原煤，后来原煤供大于求，有人开始用于炼焦炭——临汾的煤90％为练焦用煤，可炼出中国最好的焦炭。有了焦炭有人就开始炼铁。小煤矿、小焦厂、小铁厂如雨后春笋出现临汾境内，最小的铁炉只有4立方米。

对临汾环境破坏最甚的土法炼焦浪潮在当年兴起：当时一吨煤价格只有十几元，但经过高温焦化后的焦炭等产品成为高炉炼铁原料，价格飙升四五倍。而土法炼焦方法简单，且成本低下——在地上挖个大坑，把煤堆在里面，用泥糊住形成一个突起的窑，再在下面挖个火道，利用隔绝空气的加热将原煤变成焦炭。

土焦所生煤气、焦油被直接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无以复加——每炼1吨土焦可生300至500立方米污染物，焦炭出炉时产生的苯并芘是国际公认的高致癌、致畸物质。

但临汾乡村庆幸终于找到了一条轻易谋求利润的捷径，几乎家家炼焦。崔回忆说，“到了晚上，离临汾还有30里，就能看见那里半边天被窑火映得通红。”

比土焦更先进一点的工艺是改良焦，但污染同样惊人。原国家经贸委十年前明令取缔土焦，并要求2000年前淘汰改良焦，“但炼焦者如虎下山，地方政府已经无法控制”。

临汾史上第一轮大规模的污染由此开始。

崔称，改革开放给中国民众带来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革，更多深刻冲击着民众的思想观念。所有的人一心想着发财和发展，没有人想到要去保护环境。

全球化中的如痴如醉

80年代积累的财富帮助临汾市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建，并逐渐从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0多万的小临汾，发展成为今天33万平方公里、固定人口37万多的大临汾。临汾原来的街面是青石砖铺成，街道很窄，一次只能过一辆汽车。新城区的路宽了，却不再种植果树，“现在的人的思想观念也不行了，大家会去采花果，政府无法管理”。

机焦是中国炼焦业较为主流的工艺，但机焦生产造成的大气和水体污染十分严重，国内外至今尚未开发出一种有效治理技术，遭欧美等发达国家弃用，炼焦业由此转移到中国等欠发达国家。

2001年以来，焦炭国际市场价格由每吨67美元涨到400美元以上，刺激临汾小机焦纷纷上马，土焦、改良焦也纷纷上马。2002年，临汾焦炭产量为700万吨，2003年则猛增到1700万吨，相当部分出口到日本、巴西和欧盟等市场。该地的污染和对环境的破坏也趋于鼎盛。

崔和他的同事说，“城区开始很多天是暗无天日，呼吸变得很困难”。

90年代以后，中国因自然资源损耗严重，开始考虑增长方式转变问题。1994年，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如同其他地方政府一样，临汾醉心于增长、再增长，少有响应。

二十多年前至今，中共此前执政主要思路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点论”、中国官场进入一个唯GDP时代。临汾一度越权审批、支持、保护污染项目，一度出现该市108家焦化企业中只有25家有立项审批和环境影响评价手续，而112家炼铁厂只有15家有审批手续。

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权力造就中国官员腐败现实。临汾一些党政官员和污染企业搭建利益交换通道，甚至成为污染企业幕后老板或参股者，为污染企业提供权力保护，加剧了当地环境恶化。

一个极端个案是，临汾下辖的隰县黄土镇紫峪沟一度成了国家明令淘汰的小铁厂、土焦炉的“乐园”，处处浓烟滚滚，废渣成堆，黄水横流。沟口却树着一块警告牌，上写有“隰县纠风办告示：未经许可任何单位、个人不得进入该特区收费、罚款、检查”，并标明举报电话和手机号码。

被称“污染大户”的临汾染料厂曾设在市区，后因市民强烈反对迁到城郊一个叫神刘的村子。村民因为可以就业而感觉兴奋，后来发现村子渐成“癌症村”，每年死十几个人。

神刘村映照的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产业转移。美国无法有效解决染料行业对环境的深刻污染，将该行业转移到欧洲，西欧等发达国家再度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染料行业则继续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2000年以后，临汾因经济全球化得到诸多出口机会，直接锻造这个中西部小城的经济传奇——财政收入以每年10亿左右速度增长。但有指责说，该市2006年统计资料显示：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值占该市规模以上工业的92%左右，煤、焦、钢、铁产业产值占全市GDP的比重达60％，临汾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傻瓜模式”。

崔一直研究临汾经济，他称，西方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成功实现产业转移，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和其他欠发达国家，而中国中西部城市如饥似渴，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地大干快上，官员普遍缺乏科学发展观，铆足劲片面追求GDP。

这种轻视污染，以牺牲环境和民众健康的偏激发展还出现在甘肃、青海等中西部地区，2005年，有媒体组织的大河之旅发表了一系列黑烟滚滚、污水直流的照片，“它们正是临汾当年的样子”。

如梦初醒

2004年，中国环保局向外界提交内地十大污染城市，试图敲打地方政府麻木神经。当年底，温家宝总理指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当作“十一五”期间头等大事来抓，并强调建设一个节约型社会。

中国国情专家胡鞍钢称，中共执政理念已实现三阶段跨越——从“文革”期间“斗争哲学”转变为过去二十年、改革开放后的“建设哲学”，如今又转向“和谐哲学”。中国历经多年发展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发展必须与和谐并重，构建和谐社会目前已成为中国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

山西有多个城市和临汾一样烟尘蔽日，被各界敲打。省委书记张宝顺提出要用最小的污染代价换取适当发展速度，对山西省环保局铁腕治污表示支持。

2006年10月28日，于幼军参加临汾代表团讨论时强调临汾必须把尽快改善当地环境，上升到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于说，“发展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发展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甚至祸及子孙，这样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山西环保局在《公开信》直接提醒临汾市长，称其是城市环境质量的第一负责人，必须肩负改善城市环境的天然职责。

2005年以来，中国环保总局一直推动将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污染排放强度、环境质量变化、公众满意程度4项指标列入各级地方政府党政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各地各部门的一把手将成为环保考核的对象及责任承担人。

绿色GDP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瞩目词语。环保总局解释说，实现绿色GDP就是将环境成本从经济增长的数值中扣除。绿色GDP核算主要包括资源核算和环境核算两部分，资源核算包括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环境核算主要是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

环保总局谋求的是绿色GDP最终纳入到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中去。

崔说，习惯傻瓜产业谋取发展的临汾官员一方面要发展经济、一方面不能破坏环境，而拒绝执行中央政府发展意图将被淘汰出局，

这个城市如梦初醒却发现积弊难返。临汾市主要党政领导人深感压力巨大，“大会喊，小会也喊，经常为污染的事情伤透脑筋”。一个佐证是，临汾市环保局一副局长经常缺席党校课程，他很委屈称他经常被市长直接一个电话指挥去调查或处罚污染，“疲于奔命”。

临汾市被指污染的煤铁焦铸企业多年发展多形成巨大规模，资产动辄数千万，且多有强大人脉网络，“不能喊停就停，喊打就打的”。

历史的十字路口

临汾再度积累财富——2003年财政收入达到37亿元，较之1985年增长24倍，试图再次扩大城区版图，将城区人口从40万变成80万。但临汾人开始发现一个绝境——临汾尧都区的焦化企业多是高耗水企业，一般都建在汾河岸边或饮用水源地方便取水，直接造成每条河道流淌的都是污水。而该市吨煤需要耗水2、48吨，吨焦耗水1、85吨造成了地下水的严重损耗。而临汾本来就是一个缺水城市，可利用水资源居山西倒数第二位。

而《2004年中国可持续性发展报告》称，临汾可持续发展总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经济发展质量均居全国最后几位。

虽然不断有县市乡村的人成为城区居民，但这个城市的原居民有继续外流趋势，他们带走各自毕生的积蓄，并不断强化民心思迁这种情绪——而这是一个城市致命的危险。

崔的同事、临汾市委党校另一名教授称，政府如何帮助民众消除生活的恐惧和焦灼，恢复对这个城市的信息需要更多治污染努力。

但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临汾不会放弃煤焦铁铸等被指责的高污染产业。2006年，煤焦铁铸占到临汾市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财政收入的80％以上。临汾官员称，中国和国际社会需要临汾的焦炭和钢铁。抽去煤铁焦铸四大支柱，临汾经济马上就垮了，国家不会同意临汾放弃煤铁焦铸。

中国在90年代一度尝试以石油代替煤成为全国主要能源，但在经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石油价格猛涨和石油供给的不安全迫使中国调整能源政策，由石油再度转向煤。

崔说，最主要的是，别的国家可以到国际市场采购能源和粮食，但中国不能，因为十三亿人口的旺盛需求将危及整个国际秩序。

在如此大背景下，临汾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还将继续为国家贡献煤、铁和焦炭。崔说，重工业必然会导致污染，再怎么限制也无法根治。一个佐证是，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首都钢铁厂因为污染而不得不搬出北京。

有建议称，临汾应该效仿德国鲁尔区、法国洛林区和日本九州实现产业结构转型，该些地区在各自国家工业化初期走的也是一条高污染的重化路子，后成功转型。

崔说，当年的中东廉价石油是该些地区成功转型的重要条件。摆在临汾面前的只能是逐渐产业升级，通过提升和延伸煤铁焦、铁铸加、煤电铝、煤焦化等4条传统产业链条，努力实现“清洁生产”。

在一个论文里，崔建议说，年产90万吨、采用机械化采煤的煤矿才被获准开采。焦厂通过技改，在炼焦过程中提取可再燃气体和煤焦油里等数百种有用物质，既提升附加值又剪除了污染。

临汾市长李天太在2006年政府报告承诺大力实施“蓝天碧水”和造林绿化工程，大打一场治理环境的攻坚战。政府将重点推进由资源大市向工业强市、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由直线经济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由偏重经济增长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四个转变。

城市的主政者表现了焦灼。李说，“如果再不痛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发展将难以持续，社会将难以和谐，人民将难以健康生存，所剩无多的青山绿水将继续萎缩——我们将无颜面对子孙后代”。

李和他的同僚采取了很多手段遏制污染，增加市政集中供暖的面积，以减少民众燃烧廉价烟煤的机会，规定锅炉安装油烟净化设施，鼓励民众使用清洁能源等。

山西环保局建议这个城市的党政领导人，要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成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来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

和临汾一样，作为中国污染大省的山西也站到了一个时代的十字路口。山西人现在试图通过引进资金和国际最新技术帮助山西“清洁生产”。最新的一批到访者是李嘉诚旗下哈斯基能源公司，他们来晋商谈合作开发利用煤层气的问题。

临汾市一人大代表称，临汾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来督促它改善污染状况——中央的还有国际社会的，但临汾的脱胎换骨显然需要更多民众力量的参与，形成共识，得到更多建立生态道德和规则的权力——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数十万民众最迫切需要改变，他们也知道如何有效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