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雾霾纪录片：1/10煤烧在京津冀 油企压低油品

以下为视频全文：

柴静：这是2013年1月份北京的PM2.5曲线，一个月里头25天雾霾，我当时在北京，当我这一年里反复看这条曲线的时候，想回忆当时有什么印象，什么感觉，但是记不起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说，好像这场雾霾是偶然的气象原因导致的，就没当回事，那个月里头我还去了四个地方出差，陕西、河南、江西、浙江，回头看视频里的天空，当时的中国正被卷入一场覆盖了25个省市和6亿人的大雾霾，但我置身其中，浑然不觉，只有我的嗓子有印象。

在西安那天晚上就咳得睡不着觉，我就切了一只柠檬放在枕头边上，回到北京之后，我知道我怀孕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那时候我就觉得她应该是个小女孩，因为我觉得那是像个童话，听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对她没有任何别的期望了，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诊断为（患有）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做麻醉之前，医生对我说，她这么小的年纪做全身麻醉，是有可能醒不过来的，你要有个心理上的准备，我还没有来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了。

后来护士在我手里放了这只小熊，那是用来安慰小孩的，她用来安慰我，我再见到我女儿的时候，她还在昏迷，医生对我说，手术很成功，但有一件事情你要原谅我，他说她太胖了，所以刚才麻醉的时候我们扎了很多针眼才找到静脉。

我就拿着那个满是针眼的小手，放在我脸上，叫她的名字，直到她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后来我辞职，陪伴她，照顾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但是，回家的路上，我就已经开始感到害怕了，全是烟熏火燎的味，我就拿一个手绢捂在她鼻子上，这样做很蠢，因为她会挣扎，就会呼吸得更多，以前我从来没有对污染感到过害怕，去哪我都没戴过口罩，现在有个声明抱在你怀里，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由你来负责，你才会感到害怕。

（2013年底）那场雾霾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它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也不可能很快过去了，它就是十年前我在山西生活的时候，我看到的天空。

柴静：是每天都这样呢还是？

市民：每天，每年都是这样，连着三年了，不是说一天两天。

像那些苯并芘它是强致癌物，时间长了以后在人体体内就富集，富集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了致癌的风险了。

柴静：局长，你觉得这还是河吗？

局长：不是河水是污水，这个有监测数据，年均下来苯并芘超标是290多倍。

市民：那不是树也都死了，那两颗大树全在裂缝上。

柴静：你见过真正的星星吗？

王慧卿：没有。

柴静：你见过蓝颜色的天吗？

王慧卿：见过蓝一点的。

柴静：你见过白云吗？

王慧卿：没有。

柴静：2004年我采访这个6岁的小女孩的时候，无论如何我都没想到，她所说的就是我女儿可能会面临的一个世界，这是2014年整整一年的北京，只有空气优和良的时候，我才能带她出门，但是这样的天能有多少呢？

污染天数175天，这意味着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我不得不把她像囚徒一样，关在家里面，十年前那个环保局长对我说了一句话，孝义是山西的缩影，山西是中国的缩影，短短十年，我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现实。

以前我看过一个电视剧叫《穹顶之下》，它说的是一个小镇上被突然天外飞来一个穹顶，扣在底下，与世隔绝，不能出来，但有一天我发现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现实里，有的时候早上醒来我会看到女儿站在阳台前面用手拍着玻璃，用这个方式告诉我她想出去，她总有一天会问我，妈妈为什么你要把我关起来，外面到底是什么？它会伤害我吗？这一年当中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为了回答，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雾霾是什么呢？我有时候会把灯关掉，我想看一看我知道PM2.5就存在这当中，它们是一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所以它们才能折射大量的可见光，留给我们一个能见度很低的时间，但是我看不见它，因为肉眼能看到的颗粒物，最小的也是它的20倍，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只有一个办法，我能把它拽在眼前，就是这个，这是一个PM2.5的采样仪，我可以把一个非常干净的采样膜放在里面，然后我就背着这个仪器24小时。

这是那个采样膜最初的样子，对吗？24小时之后，它是这样的，如果我不对自己跟孩子加以保护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会呼吸进去，它有多少呢？305.91微克每立方米，谁也听不懂这个数字对吗？我们只能比较它，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是欧洲，这个是中国，那么我们在当天呼吸进去的是多少呢？几乎是中国标准值的五倍，但这只是一个听上去有一点耸动的数字而已，我很想知道那个采样膜的里面，到底是什么物质？

我就请北大邱兴华博士给我做了一个测试，他分析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当中有15种致癌物，其中世界上最强的致癌物（之一）苯并芘，它是国家标准值的多少倍呢？14倍。

我不太相信这个数字，因为你记得吗？刚才那个片子里面，当我站在孝义，四五个焦化厂中间的时候，我呼吸的苯并芘才超标9倍，现在我在一个国际大都市的中心，举目四望我根本看不见工厂跟烟筒，我怎么可能超标14倍呢？邱博士自己也怀疑了，他说不太可能这么高吧，我再算一次。

第二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没错就是14倍，大量的样本显示，有很多人比你更高，超标20倍，所有这样致癌物都附着在就你刚才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采样膜的表面，这种叫做黑碳的物质上，它非常小，只有0.2微米，但是它是一个锁链的结构，所以如果它打开的话，两克黑碳能有多大？能有整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属，在中国这样的黑碳有多少呢？这是2009年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做的一个测算。

那个紫得发白发亮的地方是中国，（黑碳）它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上空飘荡，所以我就去找了北大，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实验室，我说能不能当一个志愿者，你把我放在一个高浓度的实验舱里面，测试一下我的身体反应，这样我可以告诉大家，他犹豫了一下对我说，不好意思，这个实验没法做，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知道每一个实验，都需要一个伦理安全值，这个安全值要保证受试者不能受到太大的伤害，但如果我设定这个值的话，外面大气比里面实验舱的空气（污染）浓度还要高。

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终生暴露的实验舱里，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北大换了一种实验方式，他们就直接测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身体的反应，长达一年，我自己也参与和体验了这个实验，这是我得到的结果，我自己有呼吸道炎症，是易感人群。

细颗粒物会影响呼吸系统增加气道炎性反应，还会增加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系统，超细颗粒物升高跟心脏供血能力降低有关系，这段话我念都念不通，因为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在科学家的帮助下，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动画。

解说：我是PM2.5，我的弟兄很多，多环芳烃、各类重金属，每一个都带着利器，在攻击人类的闯关游戏里，我很少失手，第一关，鼻孔，鼻毛和鼻涕能挡住外来异物，90%直径大于10微米的颗粒物，都在这里阵亡，但挡不住我。

第二关，咽喉，上呼吸道纤毛一秒钟煽动20次，但我身体轻盈，气管平滑肌受到刺激收缩，试图阻挡我，这是自取其辱。

第三关，下呼吸道，这里有像倒长的大树一样，密布的支持管是我们最好的滑雪道。

我们一路跟白细胞、淋巴细胞等交手混战，人类因此引发各类炎症，我们的大部队最终到达树杈尽头的肺泡，人类的肺泡有3亿多个，我们一旦挡住肺泡，人类就喘不过气，但这里有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巨噬细胞，它们专门吞噬异物，号称体内清道夫，这是一场恶战。

但我们人多，而且有难以分解的内核，加上重金属的毒素，巨噬细胞很难消化，容易细胞器破裂而死，人类的免疫力就是这样下降的。

我们还有一组刀锋战士粒径小于0.5微米，可以穿过肺泡膜植入入血，沿途损伤血管内膜，让人血管变窄，血压升高，引发血栓，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肺循环来到人类的核心中枢，向你们的心脏发起总攻，造成心肌缺血、损伤、心律紊乱，引发心梗。

颤抖吧，人类，你们的每一口呼吸，我都在。

柴静：这个是中科院给我们提供的测算，这个复杂的图表显示的是，当PM2.5的值升高的时候，人群的死亡率是随之上升的，这个趋势的测算很多科研机构都做过，我看到中国的前卫生部部长，陈竺的测算结果是，在中国每年因为大气污染，过早死亡的人数是五十万人，在这场跟人类的战争当中，我们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父母，这些小孩大都才两个多月大，还没有出过门，但是已经得了肺炎，他们在接受雾化治疗，那么他们的父母让我拍下他们，怀疑是重雾霾期间因为没有防护导致的，但医生跟他们说，我只能给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因为我们还没有，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

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数据是这样的，在2013年1月份，重雾霾期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有二十七个城市，都出现了急诊人数的爆发性增长。

有的时候我们小区的妈妈们，会聊起这件事情，有一个妈妈就问我说，可是他该怎么办呢？要不要把小孩尽快地送到雾霾天里面去，让他们锻炼锻炼，适应适应，说是不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曾经空气污染严重地区洛杉矶的一位预防医学专家告诉我们到底把小孩暴露在高浓度的空气里面能不能够产生适应性。

Edward Lawrence Avol：我不认为有任何信息表明，让孩子多暴露在空气污染中，能帮助他们产生“适应性”，如果让他们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们受到一部分功能损伤，他们暴露的第二天，他们的损伤，没有第一天那么多，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了“适应性”，而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这部分功能，损害已经发生，目前世界各国的研究表明，在更干净的地方长大的孩子的肺生长制度比污染地区长大的孩子要快，年幼时发育不全的肺功能，很可能导致成长后的肺部疾病，所以，在孩子还在发育生长的时候，对空气质量做点什么，你可以让他的人生因此改变。

柴静：这是我们家楼下，前两天雾霾严重的时候我拍的，当天AQ（空气质量指数）已经超过了五百，严重污染，可是，我楼下这个小学孩子们还在打球、跑步、玩耍，在运动的时候，人们的呼吸量会增加五到十倍，然后我看着他们，我意识到说，我不可能一直保护我的孩子，总有一天她要到社会当中去，呼吸是没有办法选择，也没有办法逃避的，你的每一口呼吸它都在。

一个成年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每天要呼吸大概两万五千次，天长日久，日积月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肺里面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肿瘤医院，有一位患者和医生同意我们拍摄记录了这一场手术，她是一个早期的肺癌患者，她是一位女性，五十多岁，在医院的财务室工作，她跟家人都没有吸烟史。

医生：这些黑色每个人都要吸进去，咱们也一样。

记者：这个人抽烟吗？

医生：这个人不抽烟，但是她是X市的，是你们老家的，空气，空气质量不怎么好，对，不干净，所以这（可能）是大气里面的东西，人类只有肺的淋巴结是黑的，就是因为人的肺吸了很多粉尘，淋巴系统是人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就是防疫功能。

记者：当这个黑色的物质在上面沉积之后，影响它对癌细胞的阻拦吗？

医生：所以是不是已经把它的免疫功能已经锻炼得疲劳了，所以你看今年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呢，已经把肺的慢性疾病划为肺癌的高危因素之一。

柴静：让我们非常安慰的是这场手术很成功，所以患者在肿瘤摘除之后，基本可以康复，医生就把这个黑色的淋巴结，这下来之后拿给她的家人看，那家人问，那您能告诉我，到底我爱人为什么会得肿瘤？他说我只能根据我的临床的经验和推断告诉你，我怀疑是空气污染，世卫组织告诉我，颗粒物是被列为人类的一级致癌物。

我听他说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是肺癌的话，肺癌应该有一个潜伏期，它起码应该在十年左右，可是雾霾我们这两年才听说，对吗？

那怎么会这么快就能够导致肺癌呢？我就向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出了一个申请，能不能你们把这十年来，华北上空的卫星图片发给我，这是我收到的，2012年北京的上空，2011年12月的北京，2010年华北上空，2009年华北上空，再看看十年前，2005年的华北，可是我不能相信，因为我就在华北天空下生活，这十年来我怎么没有觉察到雾霾的存在。

我就去找了我们国家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给了我这条曲线，这是2004年，十一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M2.5的检测，但我们有PM10，她说根据当时的估算，那个时候在污染期的话，PM2.5可以达到三百到四百，属于今天的严重污染，我问她我说，难道我失明了吗？2004年我在北京。

她说你看看这张照片吧，那是什么？我说那应该是霾吧，那我怎么不知道呢？她说你再查一下，当天新闻报道的标题，首都机场因雾出现近年最严重的航班延误，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雾，我们一直把它叫做雾，所以看到这张照片，作为曾经的记者，我的内心是有自责的，因为那些年里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在报道各类的污染事件，但是我一直认为，好像我听到矿山的炮响才叫污染，我看到工厂的烟筒才叫污染，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生活在都市中心的人，我们每天看到的天空，那就是污染，我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是记者了，我早就是当事人。

但我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烧煤油炉子，对吗？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呛人的味里睡着再醒来，我怎么没有听到那时候很多人得肺癌呢？

一直这个问题，到我认识了我们国家从事这个研究三十多年的何兴舟教授，他才给了我一本资料，我国二十六城市，大气污染与居民死亡情况调查，1976到1981，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把它的结论打在屏幕上，很简单，那个时候的大气污染，已经跟居民的肺癌死亡率分布一致，那个时候的大气污染就是煤烟性污染。只不过这份材料在当年一直是内部资料。

解说：人们在当年并不是没有闻到呛人的味道，但煤炭带来的温暖和能量，在当时更重要，1980年前后，北京市内有三千七百家工厂，对一个充满发展渴望的农业大国来说烟筒，被认为是进步的标志。

电影《钢的琴》：在有的人的眼里，它就是两根烟筒，在有的人眼里，它是回家的坐标。

解说：我们对污染远远缺少经验，认识和控制技术，主要污染物没有制定标准，燃煤量虽然远不如今天，但排污量巨大，从科研机构的PM2.5站点数据来看，2006年年均PM2.5浓度要高于今天。

就在这一年，中国提出节能减排，设立二氧化硫等重要排放标准，此后，主要大气污染物开始整体下降，但是对能见度能够产生影响的细颗粒物增加了，极端重度污染天数增加了，人们对于污染感受强烈。

经济发展给中国人带来寿命的增长和更多疾病康复的机会，但是，空气污染的风险得到凸显，过去30年来，我国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65%，虽然吸烟和老龄化，仍然是这个数字的主要因素，但细颗粒物明确的致癌风险，越来越得到重视，2012年，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随着收入增加，信息透明，人们对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

柴静：一个人，别说人了，一个活物应该怎么活着地春天来的时候门开着，风进来，花香进来，颜色进来，有的时候你碰到雨或者碰到雾的时候，你会忍不住想要往肺里面深深地呼吸一口气，能感觉到那个碎雨的那个味道，又凛冽，又清新，秋天的时候你会想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就一个下午什么都不干，懒洋洋的晒一会儿太阳，到了冬天，你跟孩子一块出门，雪花飘下来她伸着舌头去接的时候，你会教给她什么是自然和生命的微妙，但现在呢。

这一年每天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一下手机上的空气质量指数，用它来安排我一天的生活，我就靠盼着一点西北风过日子，我戴着口罩逛街，我戴着口罩购物，我戴着口罩去跟朋友见面，我用胶条把我们家门窗，每个缝都给它粘上，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她冲我笑我都会感到害怕。

说实话我不是多怕死，我是不想这么活，所以每次碰到有人问我说，你到底要干嘛做这件事情，我只好简单地告诉他，这是我跟雾霾之间的一场私人恩怨。

我要知道它从哪儿来，我要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把采样膜放在科学家的电子显微镜底下，我就看到它的样子，它不是我想象中的一颗一颗一模一样的小米，它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这个混合会增加它的毒性，还会让它迅速变得更多更大，他们之间可以发生化学反应。

中科院告诉我它的来源是什么？燃煤、燃油、生物质燃烧，工业、养殖、化肥、扬尘，绝大部分都跟人类的活动有关系，如果你对它加以归纳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大部分从哪儿来，这就是结论。

中国的PM2.5，百分之六十来自于燃煤和燃油，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

解说：PM2.5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火山喷发和森林大火中就有大量的细颗粒物，从钻木取火学会能源开始，人类活动就在制造PM2.5，煤炭的大规模使用，曾经给英国和德国带来过严重的大烟雾，而石油时代到来之后，燃油给美国、日本带来过大气污染的沉重后果，此时此刻，世界上还有很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像印度，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正饱受化石能源燃烧的污染困扰，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体量巨大，导致两种能源的燃烧强度都很大。

柴静：这种燃烧的强度有多大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在2014年这个数值可以代表全球化石能源的燃烧强度，你可以看看中国有多亮，那个烧得发红发亮发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国家。

从图标来看的话，它比欧洲高出三到四倍，我们烧了这么多化石能源，而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煤和油的污染物之间可以发生大规模的化学反应。

王跃思：我们燃煤的污染没解决，汽车的污染叠加进来了。

郝吉明：中国现在这个污染基本上是这两种污染的叠加。

唐孝炎：多种多样的物质在大气里进行各种各样的反应。

王跃思：空气静稳条件（增加），污染物还是这么多，但是不巧的是，这些污染物没扩散，它们之间反应了，这就是二次粒子。

复合污染、吸附、粘连、碰撞，合并，都混在一起了，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条件，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这个自己的办法，就是源头减排。

柴静：全世界都要烧煤和油对吗？我们的煤怎么了？你们知道中国烧了多少煤吗？201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三十六亿吨了，但你知道全世界其他国家烧了多少煤吗？我们比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烧的煤还要多，上一个达到过这样消费量的是1860年的英国，但在这之后，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解说：在南威尔士被废弃的矿坑深处，埋藏着英国工业时代的心脏，它曾经驱动过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场，可怕的黑色灾难。

这四根烟筒103米高，他们是英国工业时代巅峰时期的象征，巴特西火电站，1930年代它建成的时候，它每个星期大概要烧掉一万吨煤来维持伦敦五分之一的电力，伦敦几乎可以说是吃煤为生，从火车、轮船、铁、钢、日用品，整个伦敦就像是有上百万座微型的火山，正在喷发，因为烧的是大量的劣质煤炭，而且是低空排放，家庭壁炉的烟囱，带来的污染，是工业的两倍。

在漫长的岁月里面，伦敦已经被煤烟浸透了，人们戴着口罩上学，戴着口罩购物，戴着口罩遛狗，戴着口罩亲吻。

灾难来的那天，是1952年的12月5号，冷空气横跨了英吉利海峡，覆盖了整个泰晤士河的河谷，把煤烟控制在了云层之下，办法扩散。

视频片段：毒雾正在逼近，市民感觉呼吸都变得困难。

解说：人们走在大街上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脚，甚至要靠盲人来领自己回家，交通警察用大灯照着自己，免得被车撞倒，全伦敦，一片死寂，你只能看到救护车，因为他们要运送那些生命垂危的人，但是他们走在街上只能靠前面有人拿着火把来为他们照明。

前前后后，在这场大烟雾中死去的有一万两千人，死者的肺部组织切片，经过检验被确认他们似于长期吸入烧煤产生的黑炭和短时间内吸入的高浓度的含有重金属的颗粒物。

清洁空气联盟的测算显示，伦敦当时空气污染的程度可能远超中国当下，虽然当时并没有PM2.5的检测，但是大烟雾事件发生时，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190倍，比中国PM2.5超标的倍数高出一个量级。

柴静：所以在1960年代在这个大烟雾事件发生完之后，其他的国家，纷纷开始减少和控制自己的煤炭用量，但当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这个已经封闭了多年和落后了多年的国家，迫切地需要一种巨大的能量能让自己起飞，它的选择是煤炭，这是它增长的曲线。

能跟随我们其后的是现在的印度，印度很快会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煤炭消费的国家，而且印度的工业现在对重要的污染物的排放，还没有规定的标准，印度也是世界上空气污染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家。

那中国这么多煤用在了哪儿呢？2013年的这三十六亿吨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中三亿八千万吨烧在了京津冀，而在三亿八千万吨当中，有三个亿烧在河北，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我一直觉得是我们山西人才烧煤，河北什么时候烧成这样了，清华的郝吉明院士告诉我说，你听每听说过，全世界钢铁产量排名。

他说是，中国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美国第四，还补了一句说，唐山瞒报的产量第五，用煤多，工业多，不一定代表污染吧，别的国家业用钢啊，他说你去一趟唐山看看就知道了，所以去年的十月份，我就跟环保部的华北督察中心，一起带着无人机去唐山，想去巡航一次。

张大为：那有一股烟看见了么，现在是雾霾太大不清楚。

柴静：现在这天气，都看不太清。

张大为：那个看着点后面，有没有人过来。

柴静：现在闻到这个特别呛的二氧化硫的味，应该就是烟尘。

张大为：现在我们可以看，从边上漏出来的烟尘非常的多，这些烟的话，都通过无组织排放，最后都排放到大气。

柴静：除尘罩怎么不开啊。

员工：开着呢。

柴静：开着那怎么这么大烟尘呢。

员工：开着呢，往上吸呢么。

张大为：我靠，下面是什么你看，我下去确认。

柴静：这绝对是职业生涯中最惊险的一幕，天哪，太吓人了。

张大为：停停停停停。

柴静：掉下去人了。

当时掉下去的就是环保部华北督察中心这个巡视员张大为，我们当时都吓坏了，就因为这个工厂里头，夜里头没有灯，也没有任何警示，这儿有一个差不多三米深的坑，里面都是钢筋跟水泥，大为想下去看一看，到底这个地方有没有排污，结果就掉下去了。

幸好没有受太大的伤，然后我们就把他连夜送到医院，又送回北京，但最让我意外的是，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这么多坚信，我们也明明拍到这些排污的证据了，最终这个企业没有受任何处罚，我问大为为什么？他说你去问问我的领导吧。

熊跃辉：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钢铁企业，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环评法甩在一边不用，就是一直通知停止审批，不管你合法的，不合法的都停止审批，真正的破罐子破摔的就是黑户，监管部门都不想去触及这一块，关的了吗？你取缔的了吗？

柴静：怎么关不了呢？

熊跃辉：你开玩笑，一千万吨钢是多少人就业，十万人就业，河北的钢铁是到了什么程度？已经到了你取缔不了的程度。

柴静：一个地方有大量的工业重工业，布局集中，消耗大量的煤，而且还没有办法很好地控制污染，同时还无法取缔和关停会是什么结果？我有一个好朋友叫老郝，也是我当年《新闻调查》的同事，十年前是她跟我一块去山西拍的污染，她知道我们家是临汾的，有时候会发张照片调侃我，说听说你们家现在是全球污染城市之首。

我也无可奈何，然后十年之后，我就把这张照片发还给了她，再看清楚点，为我市退出全国七十四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一而喝彩，这是他们家河北的标语，很遗憾的是这个城市（三个月后）又反弹回了第一名。

但这种玩笑真的，是让人心酸，而且对于一个居住在北京的人来讲，只要偏南风一吹，从河北来的污染物会这样过来，空气是没有墙的，什么叫同呼吸共命运，这就是。

我还有一个朋友叫老范，她是江苏人，以前我跟老郝两个人争论敝省还是贵省更污染的时候，她就在旁边说，哎呀我们南方人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污染。

现在她们华东也沦陷了，但她很奇怪，她说，不可能吧，我们华东至少跟煤应该没有关系，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煤，对，我给她看这张图，这是你们家（附近）的钢铁厂，这是你们家（附近）电厂，这是你们家附近的水泥厂，在你们江苏，每三十公里就有一个电厂，而且这些企业现在排放的情况怎么样呢？

在这我们就能看到，此时此刻，它们的排放，红色的全部是超标企业，稍放一点你就能看到，在华东整个地区到底有多少在超标排放，而被夹在中间的上海，它自己烧的煤也不少，它是单位燃煤量最高的国际性大都市，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上要烧掉十公斤煤炭，我们的煤越烧越多会是一个什么后果？有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就是好煤会烧得越来越少，对吗？

那我们怎么办？那么劣质的煤炭就会越来越多，劣质到什么程度？这是我们常见的煤，这个呢，这是煤吗？我最初认为这肯定不是煤，这是木头吧，因为还看到纹路，包括上面的化石，但是洗煤协会的人告诉我，这就是煤，它叫褐煤，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煤，年轻到了它的煤化程度特别低，一烧的时候将近有一半会变成黑灰全都飘在空中，那这样的褐煤我们用了多少呢？

这是这些年来，我们生产它的曲线，它造成的后果是这样，2013年10月21日，第一天供暖的哈尔滨，它的雾霾保镖PM2.5在一千以上，当天的哈尔滨人们是这样生活的，我问过哈尔滨环保局，我说听说你们那两天车开出去，公共汽车都开丢了，他苦笑了一声说，别说公共汽车，连我们局长都丢了。

说他那天到现场去检查工作，没一个人认出他，因为雾霾太大，哈尔滨的雾霾就是因为他们烧了两千多万吨的褐煤加上在2013年的时候，全国几十万台这样的小锅炉，没有任何标准，也没有任何监管，就这么一烧，就这么一排，就这么一放，你在高空往下俯瞰的时候，一千两百万人，就像是被水泥砌在了底下，煤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脏，德国也用褐煤，但是德国人会把它们清洁，把它们进行提质，煤是可以弄干净的，英国人是百分九十五以上都给它洗干净。

那么在中国我们洗了多少呢？我们才洗了不到一半的煤，剩下的另外一半当中基本上有几亿吨是没有任何用，而且又污染又浪费的叫灰分的东西，我们就这么把它拉着，用汽车拉，用火车拉，满世界地跑，再放到煤炉子把它烧出来，毫无作用。

造成的结果是这样，很多这样的煤是被我们普通的居民给烧掉了，即使在中国城市里面，我们现在都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在烧散煤，他们烧的量不算大，只有百分之二十，但是这百分之二十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硫，跟所有的大电厂加起来一样多就这么厉害。

最要命的是，它的毒性还非常大，在北京，冬天PM2.5的毒性远远大于夏天，光致癌物的含量就是夏天的二十五倍，它为什么会这么高？就是因为散烧煤炭是主要原因之一，它的致癌物的排放因子是非常高的，中国人几十年来早就已经在承受这种散烧煤炭带来的痛苦。

在云南的宣威，有一个叫虎头镇的地方，（散煤燃烧导致它）是全世界肺癌最高发的地区之一。

这是一个肺癌晚期的病人，他在咳血，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去驱赶苍蝇了，所以他就请别人在他的身上放了一张粘苍蝇的纸，这是这个老人和这些年他身边，被肺癌剥夺走生命的人。

而有的家庭已经空无一人，我们总是听到一种声音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跟我们谈环保太奢侈了，但往往受污染最严重的就是最穷的人，他们最容易受到伤害，他们最需要发出声音，他们最需要得到帮助，这些年来，我们的煤消耗大，结果是越来越劣质，还缺乏清洁，排放也缺乏控制，它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个。

在中国，煤炭消耗量越多的地方，它的PM2.5的浓度几乎也就是越高。

李俊峰：我就说把煤弄干净最简单的办法，我们要降到20（亿吨）以下，我们的天一定是蓝的，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煤能不能集中去燃烧去，把散煤降下来集中去发电去，我们即使再退一步，这一步你也做不到，我们把散烧的煤洗干净行不行。

柴静：如果这个煤能够洗干净的话，现在排放。

李俊峰：至少减少一半，我们现在的改变就两条，必须把煤给降下来，或者把煤弄干净。

王跃思：如果我们目前的环保设施（和法律），就目前全100%都到位了，我们的尘排放跟二氧化硫排放，应该比现在低60%，我们的氮氧化物排放应该低35%，咱们中国的污染治理，第一得靠管理，第二还得靠管理，第三还得靠管理，习总说，法律的尊严在于执行。

柴静：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别人一百年走过的工业化的道路，所以我们煤的污染之上，还要再附加油的污染，那么我们的油怎么了，我们的油大部分烧在车上，我们的车在十年之间增加了将近一个亿，光北京2010年一年我们增加的车是多少呢？八十万。

八十万是什么概念？就是把所有这些车头和尾这样连起来，可以从北京排到深圳，然后再从深圳排回来，这是一年增加，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北京本地的污染源当中，最大的就来自机动车，还有一个城市出乎我的意料，某城市一年的雾霾日达到两百天以上。

你可以猜一下这是哪个城市，哪个？再看一次，青海，青岛，杭州，说实话我跟你一样吃惊，是因为我一直以为这叫山色空蒙雨亦奇，后来我就打电话问，杭州市环保局，他说是，因为它是全国人均机动车保有量最大的城市，平均两个人一辆车。

所以它的机动车污染要占到接近百分之四十，那车多就污染吗？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个问题是，东京不是比北京车多么？我们怎么没有看到这么严重的污染呢？北京市交通委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东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坐轨道交通，他们只有不到百分之六的人在开车，北京有多少呢？北京百分之三十四的人开车，而且是在中心城区，基本这么堵着，一堵的时候一怠速，排放是两倍以上，一刹车重金属的排放会更多，所以在北京每天高峰期的时候，六环以内每个小时的PM2.5排放量是多少？一吨。

北京人在五公里以内开车的有多少？将近一半，而且我们当中有百分之十二的人是在两公里内开，我们有百分之七的人是在一公里以内开，一公里是什么概念？出门可能去趟超市，去趟菜市场的概念，难道就我们爱开车，也许有一小部分人是这样，但不会这么多人都没有理性吧。

我们家有辆车，但有宝宝之后我们的约定是，除了老人、小孩、机场、医院，我们基本不开，我先生每天要上班，然后他就骑自行车，骑自行车在我们家楼下是这样骑的，只能这么骑，为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自行车道，它基本上天天就被车这么压着，北京五百多万辆车，只有一半是有停车位的，但没有一辆停在半空中所以它就压在自行车道上，压在人行道上，就这么开。

当然全世界人性都差不多，不管的时候都这样，我们看看伦敦，当年好像也这么停的，后来伦敦就装了这个计时收费器，然后是这么停的，后来伦敦又提高了自己的停车费和拥堵费，然后车是这么停的，前两天听说深圳也这样了，说收了高额的停飞费，然后深圳的同志们是这样停的。

五十年前东京也这样，不是很容易的，所以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一辆一辆的把它清出去，这是对城市的精细化管理的一个考验。

爱车的人还会有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这张照片，北京的夜里没有车对吗？那为什么污染也这么严重呢？它真的是车带来的吗？我也一直有这个困惑，一直到中科院提供给我这张图表，在北京每一天在凌晨的时候，都会出现污染的峰值，而且是每天恒定出现永远比当天下午的时候，有机碳的排放大概要高出两倍，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就去了延庆。

康庄收费站：停下，它不满足四国的一个基本配置。

柴静：这个车不是国四的？

司机：那怎么弄呀，刚买的新车，这是环保标。

柴静：这是今年的标。3.29是什么概念？

收费站：超了，这是国一之前的。

柴静：那就是意味着没有任何排放（设施）。

收费站：没有，基本上没有排放控制措施。绿标。

司机：（环保标是）国三的。

柴静：是哪儿核发的，河北省环保厅。

司机：买的时候他说是国三的，咱又不懂这，对不对，咱只是买车啊。

收费站：他是绿色通道的车，就是蛋、奶、油，这是城市保障系统，而且规定这个车是不处罚。

李昆生：大面积造假，或者说说得更严重一点，全面造假，这是行业内的秘密，90%基本配置都不在。

柴静：那是个什么排放？

李昆生：如果三万辆车进城，那就相当于几百万辆车夜里还在跑。

柴静：没有任何排放设施的时候，它的排放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只这一辆车，只一项颗粒物的排放，它就是国四车的五百倍，所以柴油车的比例也不算高，它跟散煤差不多，并不多，只占百分之十七，但是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要占所有机动车的百分之七十，它的一次性颗粒物的排放，要占到多少呢？百分之九十九。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是，柴油车的尾气排放出来的颗粒物，毒性远比一般的大，多环芳烃是致癌物，但是，柴油车排放出来的是它的升级版，叫硝基多环芳烃，它的致癌性要高出一个量级，我在延庆的时候看到这些柴油车司机，他们本人就是这种柴油车尾气最大的受害者，是癌症的高危人群。

而且去处罚他们显得很不合情理，他花的是真金白银自己的钱，他买的是有国家合法贴了，合格证的车，有什么理由去处罚他呢？如果要问责的话，首先应该问的是造假车企的负责人吧。

柴静：也是想请您说一下为什么会出现，生产的时候就没有装这个后处理装置呢？

嘉宾：有些出口的车，他还在出口那些非洲啊，其他地方还在装，还在那个国一国二，欧一欧二欧零的都还有，一些非洲的。

柴静：但你这个车贴的是国四的标呀。

嘉宾：那可能就是他们出口，比如说出口，卖的出口的。

柴静：你的意思是贴错啦？

嘉宾：造成这样一种情况。

柴静：您的意思是贴错啦？

嘉宾：对啊，他有可能贴，贴它自己内部的东西，有人要啊，就卖了。

柴静：不知道非洲兄弟听了什么感觉，企业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个辩解和理由，但是我好奇的是，十几年来，如果说这种全面造假，普遍造假都存在，而且监管部门知道的话，为什么不去处理他们呢？我们不是有法律吗？我们不是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管理条例吗？你这样的产品是可以召回的呀，但是从2004年到现在，这个法律在这类车辆上用过多少次呢？一次都没有，为什么？我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

就只有当它处于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的时候才能召回，人家说了，这个环保设施不装跟安全有什么关系，又不会出人幸，所以就没有召回的依据。

那我们有没有处罚它，让它销毁的权力呢？我们有，大气防治法已经规定了，你既可以让它停止违法行为，可以罚款，也可以让它没收销毁，那2002年这条法律到现在以来，十几年过去了，它用了几次呢？一次都没用，为什么呢？我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必须由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来行使，每个人都说，我不知道这个部门是谁，那一共跟这个机动车管理（有关）的就这几个部门，我就挨个问了一下，我先问了一下环境保护部。

环保部说，听说不是我，我又问了一下工信部，工信部说，绝对不是我，我又问了一下质检总局，质检总局说，应该是我们三个吧，也许他们的困惑有一定的理由，就是你这个法律怎么不说清楚到底谁管呢？那我只好问全国人大了，我又问的全国人大，他们给我的答案是这样的，这条法律执法主体确实不明确。

这在我们的立法当中是非常少见的情况，为什么偏偏在大气法的53条当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丁焰：当时我们问过，你大气法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不直接写我们，人家说了，就是因为当时定这条的时候，很多部门反对，不能你环保管，但是最后这个法就过不去，过不去最后等于就用了一个模糊的写法，就是叫有执法权的去做。

柴静：听上去就是你们三家都查环保。

丁焰：但是实际上你还是没管住啊，合格证全是真的，车型也全是真的，环保部门也发了那个绿标了，也是国四的，没有一个部门去看那个车到底是什么？只有那个车是国一的。

柴静：你说你（环保部门）有执法权，也不会有人说有问题，那你就去执法。

丁焰：环保部门肯定是有惰政的嫌疑，这个我承认，肯定是这样，你也没有再追。

柴静：那你们这些年来你们执法连点儿牙齿都没有？

丁焰：我现在都张不开嘴，我怕人看见我没牙，环保尴尬不就尴尬在这儿吗。

柴静：尴尬的不光是环保部门，车企也挺尴尬的，那个造假的老板后来就跟我说，如果环保部能够去执法，去抓那些造假的车辆的话，我保证第二天就生产真的，否则的话我生产真的，别人生产假的，明天我就垮了，然后我就问丁焰，我说你觉得人家说的合理吗？他说合理，不执法的结果就是逼别人作假。

车企还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国四的标准早就已经确定让大家上新车，但是国四的油迟迟不供，而且供上来的油品质也不高，我们就在延庆的时候随即抽查了这辆柴油车，这是在北京加的柴油，已经是非常好的，全国最高的水平了，但是它的柴油测出来之后，它（的硫含量）是欧盟和日本包括美国的二十五倍，这样的一个柴油品质，那我们的汽油是什么品质呢？

这是环科院发给我的一张表，这张表我每次看到都很痛苦，因为完全看不懂，还好他们给了我一个结论，就是这代表我们国家的油品，长期比发达国家低两到三个等级，只要提高一个等级的话，我们排放可以减少百分之十，我们看上去有好油，我们就国四以及以上的油，但是这部分油只占百分之三的比例，这就是杭州的痛苦，杭州有钱，想买好油，但是2013年之前就是没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你只能烧国三的油。

即使在北京，看上去我们的硫含量跟欧洲已经接轨了，跟美国已经接轨了，但是你在看看下面这四项，咱们都看不懂的数据，但是里面深埋着一些危险，要么它们就是增加大气的氧化型，形成颗粒物，要么就是增加毒性，最后一项蒸气压，它增加的是汽油蒸发出来到空中的强度，我原来想蒸发能蒸发多少，后来环科院的专家跟我说，你看看这段视频吧，这是用红外线拍摄的，加油站如果不加这个油气回收装置的话，它蒸发出来的量是这么大，每一升大概要蒸发出1.5克，到大气空中带，而且我们平常开车的油箱，也会自己蒸发出来。

它蒸发强度大到什么程度？就是在北京，我们光蒸发出来的碳氢化合物，就比汽车尾气排放出来的还要多。

而这一项物质是PM2.5的重要原料，那为什么我们不赶紧把油品弄的干净一点呢？石化行业的回答是这样的，因为国家标准不够高，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合理的，你没有理由去要求企业生产比国家标准更高的油，对吧，那我们就去问，环保部，环科院，参与制定油品标准的人，你为什么不把标准定高一点呢，他给我的答案是这样的。

岳欣：这个小标委（石油燃料和润滑剂分技术委员会）呢，就是绝大部分，大部分吧，还是这个石化行业的人，大概是百分之六十七左右，大标委（  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更多，大标委几乎我记得好像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石化行业的人，标委会的秘书处也在石化行业那儿。

柴静：那这个标委会的委员会主任。

岳欣：也是石化行业的委员。

柴静：我曾经还以为你们可能能有一票否决权呢。

岳欣：照说应该，是吧，环保嘛。

柴静：岳欣这个苦笑实在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说我唯一能体现我存在感的就是进门的时候在签到本上写我名的时候，因为以前我连个投票权都没有，他说他们也会极力地想要推动这个油品的升级，但是石化行业往往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是很大一部分从中东进口来，对吗，然后比如说伊朗的油很多是重硫油，在德黑兰，他们自己也承受着这种油品质量不好带来的困扰，雾霾很大，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升级的工艺，可是中国的企业是不缺这个技术的，双方的分歧在哪儿呢，就在钱上，国Ⅲ升国IV的时候，环保部说一升（涨）七分钱就够了，石化行业说那不行，得五毛钱，我说那你们双方就摊开成本算一算嘛到底是多少钱，很简单的事情，他又苦笑了一下，说别说是我了，你去问问发改委财政部你看他们能知道吗。

国家发展改革委某官员：控制不了，比如说你是独生子，你这个小孩要学坏，你做母亲的有甚么太大办法，只能全心全意打一顿呗，别天天打啊，人家有十个孩子也不会调皮捣蛋的对吧。

柴静：他们在你们面前。

国家发展改革委某官员：人家根本不搭理我们，他副部级单位，你拿什么招啊，他搭理你啊，你价格司今年不涨价明年逼上门来，你涨不涨，不涨我断供了，就这话。

柴静：我不知道环保部和发改委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实，有没有依据，所以我需要查证，我就向我们国家的石油标准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石化集团前总工程师曹湘洪先生提出想见面跟他聊一聊问几个问题的想法，然后他同意了。

柴静：如果是石化行业的人占多数的话，有可能会损害到了大众的一些公共利益。

曹湘洪：组织石油产品标准的制定不应该找一个不懂炼油企业的人。

柴静：环保部门的人不懂吗？

曹湘洪：环保部门我认为他不懂。

柴静：如果标准是你定，然后升级的时候你又说升不了，然后到了期限你又供不了油，然后你可能会说出很多原因，但人们就不信任你们了。

曹湘洪：但是中石化不牵头来起草，谁有能力来起草这个东西。

柴静：比如像有的国家，第一它的环保部门有懂行业的人。

曹湘洪：对。

柴静：第二他在提交这个草案之前，他就会跟石油行业的人有充分的接触了解沟通博弈，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健康报告他的经济报告全部都提供给委员会，然后通过公开的一个程序让大家来做研判，而且都有彼此发言彼此辩论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方式，您觉得是可以考虑接受吗？

曹湘洪：可以接受啊，我早就想卸任这个标准化委员会主任了。

柴静：真的吗？

曹湘洪：真的，外面人就说你拐向中石化，中石化就说你吃里扒外，里外不落好。

柴静：你们能不能把自己不管是投入还是升级的所有成本能够公示？

曹湘洪：现在社会上自然地对中石化中石油这样的企业有一种不信任感。

柴静：您认为这种不信任。

曹湘洪：我们很多人不讲辩证法，只要是优缺点就把你无限放大，越描越黑，还不如不说。

柴静：大家会想说为什么我们不把标准提高一些，用它来倒逼油品的升级呢？

曹湘洪：万一出现了因为断供引起的社会不稳定，社会动荡了。

柴静：那有没有可能把成品油市场干脆彻底放开？这样不就不存在断供的可能了吗？

曹湘洪：弄的不好就出大事了，不是阿猫阿狗谁都可以来搞经营的。

柴静：那他肯定会想着为什么中石化、中石油挣钱呢，大家也都可以挣钱。

曹湘洪：是大家都可以赚钱，所以我同意深化改革，逐步放开，如果国家要决定要说是推动这样的改革，那你国家去研究去吧，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柴静：大家会觉得说现在你中石化已经是世界500强之一了，刚刚公布的是去年的营业收入是2万亿，是一个如此庞大的一个国有企业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在这个关于环境问题上能够更多的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呢？

曹湘洪：中石化是大，就像一个人很胖，但是虚胖。

柴静：全世界的石油企业都会去尽量维护自己的行业利益，这是一个公司的天性，这无可厚非，我们很想知道说其他国家到底是谁在制订这个标准，这是我们目前为止查到的结论，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基本都是环境部在主导标准，即使欧盟这样的欧洲标准委员会来定的时候它会有行业协会的声音，但是也没有出现过由石化行业来主导标准制定的情况。

那为什么在我国国家车用燃油质量标准是由石化行业主导的呢？一个国家的选择有它的历史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石油处于极度紧缺状态，长安街上的公交车需要头顶一个煤气包行驶，远未到考虑燃油环保指标的时候，环保部门也未成立，所以标准的制定是由当时石油部下属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负责，1983年，国家机构改革石油部撤销，石科院划归为中石化下属，国家部委制定标准的职能也就此交给了企业，2005年，第一届国家石化标委会成立时，石化行业自然形成主导局面，十年来，中国同时需要解决油品质量和数量的双重增长，量级世所罕见，两大挑战并存。

随着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被重视，公众对于车用燃油质量的升级期待升高，标委会内部也随之发生变化，随着石化行业仍然保持一半以上的优势比例，但是非石化行业人数两年内已经有所增加，并增加了投票设置，任何一个国家的油品标准制定最终都来自于它对环保和经济最佳平衡点的选择，中国石标委未来的变化也将取决于此。

在中国，除了我们的油品标准低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在我出发之前远远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半的油是完全失控，全球十大港口现在有七个在中国，远洋货轮带来的污染之大，在靠近海岸线四百米的地方，它排放的污染相当于五十万辆大卡车，所以在深圳百分之六十的二氧化硫是来自轮船的，也许你不在港口边上，但你生活在河流的边上，中国二十多万艘这样的船，它们用的都是最差最差的那种重油，污染到什么程度，有的码头上你可以用手把黑炭一粒一粒地捡起来，也有可能你会生活在机场的边上，飞机一起飞，一吨煤油没有了，一落地一吨煤油没有了，所以（广州）白云机场（每天）排污量相当于六十万辆出租车的同时排放。

也许你既不生活在港口边上也不生活在河的边上也不生活在机场的边上，但是你一定遇到过这些车，这些是工程的施工车辆，有一次我在河北看到它们的时候，我以为前面失火了，绕到前面一看，是它在排放黑烟，我们就跟着它进入了其中一个村庄，看到村庄门口是这样的，这个小房间里面是村里人在这儿打麻将、卖彩票，还卖柴油和煤泥，我不知道这些柴油从什么地方来，当时我们跟环保部一起，环保部门的人就说那这样，我们去查一下看看吧，他们就现成买了一个柴油壶，然后就进了最近的一家民营加油站，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那么等我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证已经被老板夺走了。

这老板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每个人都默默无语，然后就拎着柴油壶就都散了，他说得太狠了，从煤到油一项一项下来，煤和油的消耗都这么大，我们的品质相对低劣，我们缺少清洁，我们还在排放的时候缺乏控制，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一直到这个老板这句话我觉得他莫名其妙地道出了某种事物的本质。

嘉宾：洗煤不到一半，我们没有这个约束，我们没有这个标准，没有这个国家规定。

嘉宾：河北的钢铁是到什么程度，已经到了你取缔不了的程度。

嘉宾：对，这车是不处罚。

柴静：14年的时间了，这个处罚就没用过？

嘉宾：没用过。

岳欣：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石化行业的人。

曹湘洪：环保部门我认为他不懂。

嘉宾：环保尴尬不就尴尬在这，我现在都张不开嘴，怕人家看见我没牙。

柴静：环保部门有这个义务权力。

老板：你有义务，你有义务没这个权力。

柴静：所以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从事环保工作的人给我发了这张照片，这是1999年的报纸，当年他大学毕业，他说他受到感召，然后进入环保局，很想有所作为，他说现在我怎么觉得我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吉祥物呢，我安慰他嘛，我说你怎么这么说，他说你是一个调查记者，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如果）你没有土地手续您敢不敢建？

任保明：不敢建。

柴静：您要是没有这个工商手续，没有税务，您敢不敢建？

任保明：不敢，不敢。

柴静：那为什么没有环保手续就可以？

任保明：环保手续应当是有，应当是有，慢慢就有了。

柴静：慢慢就有了。

任保明：嗯。

柴静：这些情况你们发现了没有？

曾树茂：都采取过措施，现场检查，询问笔录，处罚决定。

柴静：那事实是他建成了还投产了。

曾树茂：该走的程序走了，该下的处罚决定书下了，企业不去停咱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这种无奈吧。

柴静：那你这个就算是违规建设了。

任保明：哎呀，不违规的也不多吧。

张旭光：政府对于焦化我们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柴静：压住了？压住了还会有这么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张旭光：作为孝义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柴静：如果你们态度是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

刘向东：它这个猫呢是地方政府养的猫，它这个猫能不能捉耗子，捉几只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不是环保部门说了算。

柴静：我们走过了长达几百米的海岸线，看到的都是同样的黑色化学瘀泥，闻到了四到五种化学药品的味道。

我们在这坐在这闻到的这种次比味道是什么味道？

陈志明：我的嗅觉可能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灵敏。

柴静：您是说您闻不到？

陈志明：没有（您）那么好的灵敏度。

柴静：一吨钢，如果把它所有的环保成本省下来，不去装的话，它能够省一百块钱，一吨煤，能够省一百五十六块钱，一辆车如果不装环保设施的话能够大概省两万，油品少升级一次，能够省五百个亿，十年前我问空气中是什么味道，我没有得到答案，现在我知道了，空气中是钱的味道，当年拍摄那段采访当地的市委书记跟我说，你可一定要拍下我治理污染的成果啊，所以他就让我们拍了这段。

他很满意，说了一句话，小柴啊，我这个是为你们炸的，三年之后我又去了，原地建了一个更大的，倒是装了环保设施，我问说运行过吗，老板搓了搓手说，哎呀快了，当时那个书记跟我说，都跟我讲环保跟我讲环保，我问你，谁敢把中国的经济掉下来，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所以十年之后我就去了河北的钢材市场。进去之后，空空荡荡，这些粗钢都已经生了锈，埋在荒草里头，然后有的都做了鸟窝，我就问这个经销商小伙子，我说生意怎么样，他说你看看旁边有车来拉吗，他说这么多企业生产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最低端的东西，而且只靠量竞争，只靠价格竞争，到最后我现在还不如去卖白菜呢。

我们生产一吨钢，要消耗多少能源呢？六百公斤煤炭，三到六吨水，我们要排放多少呢？这么多二氧化硫，还有这么多烟尘，那生产这么一吨钢它现在利润有多少？你可以猜一下，多少？一千？连一只茶叶蛋都买不着，一吨钢2014年（的利润）不到两块钱，那我们烧一吨煤呢，我们大概得排放多少污染物，这么多二氧化硫，这么多二氧化氮，这么多一氧化碳还有这么多粉尘，你也可以猜一下一吨煤现在利润多少，两个茶叶蛋，你还真是高估了，它的结果就是连一杯饮料都买不着。

我们三十九个重工业当中，现在二十二个严重过剩，所以中石化的曹湘洪先生有一句说的是挺准确的，就像一个人，胖，但是虚胖，可是，这些企业现在还在接受着大量的补助，可以看一看，这是2011年到2013年政府给予这些钢铁的上市公司给它们的补助，其中有一家企业为了避免让它退市就隔一年给它补一次，补多少呢，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二十，二十亿，隔一年二十亿，而其中有一家已经严重亏损的企业在拿到这个补助之后，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挂了这么一个条幅，贴身肉搏，刺刀见红，誓比某钢便宜一百块，所以央行的副行长刘士余把这些企业叫做僵尸企业，它们在消耗着大量的金融资源，们将给我们的实体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而这些企业到目前为止还在扩张。

前两天我收到一个小女孩的信，她跟我说，她们家边上的焦化厂到现在还在扩建，要把她们家的房子拆掉，她爸不同意，然后她爸就被打伤了，她希望我能帮帮她，这个女孩就是十年前那个看不到星星和白云的王慧卿，我问她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她说阿姨我现在顾不上身体，我现在只想让我们全家能够有一个住的地方，还好前两天我给她打电话，她说那个焦化厂的老板刚刚被纪委带走了。

但是这些已经被认为是严重过剩的行业，还有将近一半的省份在十二五规划当中仍然把它们列为支柱产业，理由也很简单，如果你城镇化还要发展，只要提升百分之一，这些东西都能消化得了，只要你盖房子就需要钢铁，只要你修路就需要跑车，不是吗？

清华的江亿院士告诉我，中国的城市也已经到了严重过剩的程度，甚至比工业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太相信，因为我觉得三十年来像我们这样普通家庭的变化和对生活的改善都是依靠城市化的建设来进行的，在我小的时候我跟我妹妹出生在这么一个大宅子里，它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住了十几户人，后来这个条件改善了，到了我妈的工作单位，我们分的房子，这个房子有十二平米，住我们五口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床板再加一块木板用椅子垫着，就变成双人床，这是我卧室的窗户，还挺洋气呢，实际上这个卧室很小，它没有窗，所以我只好在上面挂了一幅画，代表一个小小文艺女青年的幻想。

这个是我要去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县城的样子，每天我就走这条路去上学，它那个时候还是这样一个面目，那我们家这么多年的变化证明千万个普通人的家庭是需要建设的，（江亿）他问我你是不是好几年没回山西了，我说对，他说你去看看吧，在今年我就带着孩子回一趟山西，沿途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

我为我的家乡能够有一些变化感到特别高兴，因为那里的人们需要富裕，需要发展，但让我意外的是，我在这个县城里看到了那么多的房地产广告，和那么多的楼盘，但是它们空着，我就问我一个亲戚，他投资了当地的房地产，我说这个楼盘到底卖出去多少，他说两三成吧，我说那为什么卖的少呢，他犹豫了一下说好像官员实名制之后就卖不出去了，他呢就把我们全家人安置进了当地的一家酒店里面，我一到酒店门口差点吓回来了，因为它是一个声称是五星级酒店，而且是安排了一个总统套间，我说千万不要，他说哎没关系，才两百多块钱。

我们家开车进这个停车场，这个停车场一盏灯都没有，乌漆抹黑，然后就颤巍巍过来一个大爷拿了一个手电筒，给我照着，然后一路又把我们送进酒店大堂，然后又照着手电筒把我们送过走廊送进房间，整个酒店连灯都没有，因为没有人住。

回到北京，我跟江院士又聊起这件事情，他跟我说你看到的山西只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中国，每天要消失八十个自然村，我们房屋的平均寿命只有30年，在中国一共有200多家地级市，其中184家要建成国际大都市，现在中国有13亿人，但如果我们把目前城市规划当中这些人口都加起来的话它是34个亿。

1998年，我拿着一个小箱子来到北京的时候，在这儿上学，找到工作，在这个城市找到我自己的价值跟归属，如果没有中国的城市化的话，我现在应该是在山西我父母帮我找的一个单位里面戴着蓝袖套打着算盘度过余生，城市给了我们个人的自由，也给了这个国家三十年来的繁荣，未来还会有三四亿人要进城，这个必然到来不可避免，他们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不可思议的文明和财富，但是假如用投资拉动工业或拉动城市发展的模式不改变的话，结果会是什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的测算是十五年之后我们的耗费量会达到六十亿吨，我们的用车量会达到四亿量，这意味着什么，清华的倪维斗院士告诉我说，这意味着我们将在用光所有的资源之前我们就用光所有的环境容量，这意味着在中国雾霾还只是刚刚开始，堵车只是刚刚开始。

这个是APEC期间我先生有一天早上带我去小的时候他常去的地方，他父亲在那里教会他滑冰、游泳、钓鱼，冬天的时候他说他最喜欢看着冰纹一轮轮向远去，一直到故宫的角楼，那是他感受到的这个古老的城市优雅之美，我们俩就看着这一幕那种心情特别像小孩，看着最后一颗糖，你不吃你知道它要化了，你吃你又就知道快没有了，那种又甜蜜又忧愁又气急败坏的感觉。

王跃思：我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小的时候蓝天白云，运河齐腰深的水能看见底下能抓鱼。

李昆生：我也是小时候在这儿长大的，我也知道我们小时候什么样儿，站在长安街上能看见西山。

唐孝炎：大气干净不是做不到，是完全做得到的，就看你下多大决心了。

习近平：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

柴静：回来之后我旧闻了一下中科院的专家，我说您能告诉我如果我们想要留住APEC蓝的话，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吗？他说我们必须比2013年减排这么多二氧化硫，这么多氮氧化物，和这么多PM2.5，简单地说我们要减掉一半以上的污染物，才可能得到蓝天。

解振华：中国2030年的目标我给它定一个峰值，实际上就是一个倒逼机制，所以要走绿色低碳方向这条道。

柴静：大家会想说如果我为了环保会不会就真的牺牲掉了发展。

解振华：这是你应该还的账，你过去做错了，你现在应该还，现在的现实问题还有就业，还有提高收入，那怎么办，转型么。

柴静：如果说在这个转型当中可能意味着这个产业当中有一部分人会失去工作。

解振华：中国的节能环保产业现在可能是一年的产值37000多亿，吸纳就业人口可能是3900多万人，这也是一个产业。

柴静：但很多人还觉得说中国政府会不会还会继续用投资来拉动来完成经济增长值？

解振华：要提高经济增长值，它的路径、途径就是绿色、低碳、循环方案，伦敦烟雾事件，或者是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他们解决这问题六十年、七十年，它有经验教训，我们这个阶段会大大的缩短。

柴静：之前我很担心，北京还在扩张，它的汽车的量还在增加，它的污染能降低吗，但是这是洛杉矶，一个跟北京非常像的地方，它也是三面环山，空气扩散条件很不好，所以它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你可以看看1950年，这是在好莱坞的商店当中卖的一种罐头，里面装着洛杉矶的空气，它上面有一行标语，叫如果有恨的人你就买一罐送给他，你可以想象当时生活在其中人的感受和愤懑，但是从1970年以来，洛杉矶的车辆还在上升，上升了这么多，三倍，但它们排放呢，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去趟洛杉矶在那里观察。

我们现代是在洛杉矶圣莫妮卡的上空，再往前可以看到那一层烟雾，就是雾霾，那几座高楼我们在好莱坞电影经常看到，但洛杉矶不是高楼大厦的城市，其实它的周围全部一马平川，都是这样的平房区，这样一个网状结构决定了它是一个只有在车轮上才能运行的城市。

洛杉矶这种摊大饼的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典型的失败案例，它的公交系统也远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造成车辆毫无约束的发展。

一千七百多万人差不多一千三百多万辆车，都快人手一辆了，整个加州一天之内8.5亿的行程，所有的燃料加起来足够来回月球一千六百趟。

那边是啤酒厂，那边有个大仓库，像这个车就刚刚从长滩那个大港口运货过来的，你看这个像擎天柱一样的大家伙十八个轮子，大概有二十多米长，它的质量相当于一个坦克或是一个重型装甲车。

根据加州空气资源部的估计，南加州空气中71%的致癌物质都由柴油车产生，所以所有的柴油车都被要求按照DPF，这种颗粒过滤器相当于给车戴上口罩，可以过滤掉99%的颗粒物，这位司机是墨西哥人，开的是2005年的旧车，按要求要假装DPF，但他没有加，虽然车的尾气是达标的，但还是要罚一千美金。

柴静：你为什么不假装DPF？

司机：没钱。

交警：他不是没钱，就是要等到最后一分钟。

柴静：他一个月的收入其实加起来，七七八八扣完了也就四千美金，那么现在一千美金其实这个单子还是挺大的，先生，你有几个孩子？

嘉宾：六个。

柴静：如果下次不装会怎么样？

Ching-Chun  Yang：罚单继续开，你再置之不理就到车辆管理局，不让你更新派炸，你不能更新牌照你就不能开车赚钱了。

柴静：为了治理污染，加州不得不指定最严格的新车机动车标准，环保部门有权力抽查任何新车，可以从用户手中直接抽查十二万英里之内的在用车，一旦厂家违规，要从出厂当天开始每一天罚两万五千美金，环保部门有权力要求车企召回全部问题车辆。

Paul  Jacobs：45%的人自愿配合还有45%的人不情愿，但不得不这么做，防止被抓，最后10%的人说来抓我吧，我绝尘而去，有本事来抓我。

柴静：这张罚单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回来之后我仔细看的时候我才发现，被处罚的是从中国运来的车，同样是因为环保造假，但这次他们被逮住之后，罚了差不多四个亿人民币，其中两个负责人还进了班房，全世界的人性都差不多，在美国你也处处可见那些想要逃脱惩罚或者想要挑衅法律的人，但是如果执法严格的话，是可以管住百分之九十的人，而如果不执法的话，就像北京市环保局说的那样，我们百分之九十的车在全面造假。

今年《大气防治法》终于要修订了，母亲草案当中它赋予了中国的环保部门可以对假车进行召回跟处罚的权力，但是最早到9月份，它才能够实施，那么在此之前，每一天夜里此时此刻这些大量的上百万辆的卡车还在中国大地上奔驰，当中有多少这样的“假”车，当中有多少还在排放这样的颗粒物和污染，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承受的。

那么，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防治法》还没有退役之前，我们能不能够使用它一次，我们能不能够不要让它以这样的面目留在历史当中。

当年，美国要实行严格的标准的时候，美国的车企一样哭哭啼啼，不答应，他们就天天告环保部门，然后不愿意改，就在这个时候，有外国的生产商说我能做到，听到这句话之后美国车从地上一跃而起，立马就跟上了，但是很可惜，他们也失去了半壁江山，我就问这个环保部门的人，那你们会不会有种压力说你们在打压民族汽车工业呢，他给我的回答是说环保不是负担，而是创新，保护落后是没有办法创新的，政府的角色是制定好标准之后你要保证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竞争本身就会赢得市场。

但是中国一个煤炭的消费量占百分之七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能源结构里面，我们怎么才能减掉煤呢，我们来看看伦敦的曲线，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伦敦要等了四十年、五十年才把污染治好，我们也得等这么久，但真的是这样吗，看看这儿，从他们开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他们就把污染物降低了百分之八十，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善，我们来看看伦敦是怎么做的。

解说：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的时候，英国的能源结构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煤炭，1953年，颗粒物的平均浓度超过欧盟标准的十倍，他们控制污染的压力比我国当前更大，英国人在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

John  Murlis：每一个煤矿都带地上有洗煤的设施，在卖给用户之前煤炭先要被洗干净。

在开放式的壁炉里燃烧烟煤是违法的，这就是壁炉。

柴静：您现在还用吗？

John  Murlis：我们有时候用，这是无烟煤，是家庭燃料。

解说：政府出前承担家庭壁炉改造百分之七十的费用，但惩罚同样严格，违反者可以处以一百英镑罚款，甚至坐牢。

嘉宾：（无烟区内）任何排放煤烟的设施都是被严令禁止的。

John  Murlis：治污监察员可以检查店铺，检查是否在售卖违法的燃料。

柴静：这是南威尔士一座煤矿生产的最后一车煤，1983年，它在这个轨道上停下了。

解说：烟雾事件发生后二十年中，石油替代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煤炭，天然气替代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煤炭，煤炭在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中从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而重工业占GDP的比例也下降了百分之十，很多煤矿和燃煤的工厂关闭。

视频片段：又一个伦敦的地标消失了。

解说：这里曾经有上百万人就业。

柴静：现在你们（矿工）怎么挣钱生活呢？

John  Murlis：得去再找其他的工作，我不是个有钱人，但我还不至于担心没钱付账单，对我来说（矿工）就是一个工作而已。

Ed  Davey：一百多年前，我们英国有几百万矿工，现在只剩下几万人了，但我们的就业人数是历史最高的，当一个产业正在被淘汰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产业冉冉升起。

解说：1960到1970，英国治污的前十年经济并没有倒退，GDP反而增加了一倍，之后十年中，英国进入油气时代，他们的经济总量翻了四倍。

柴静：英国是用更清洁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尤其是天然气来替代了煤炭，他们才取得了蓝天和白云，很有趣的是这次我们在伦敦想要找到那些关于伦敦当年煤炭污染的资料的时候，做的最全、最充分、最权威的是这样一份资料。

它是来自于天然气公司的制作，然后它的名字也很简单，叫《罪恶的烟囱》，天然气是靠着竞争迅速地推动了市场，把它的对手取代掉了，英国能源大臣告诉我说，你知道伦敦在刚开始改革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经济水平吗？他说那时候人均GDP跟中国是一样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补贴那些已经要被时代淘汰掉的落后和污染还有亏损的产业，你要给新兴的产业给它们公平竞争的机会，它们会带给你惊喜，伦敦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要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才能能够得到更清洁的天空。

现在世界平均的天然气占能源结构的比例是很高的，大概百分之二十四，因为天然气是相对清洁的能源，那中国是多少呢，我们只有百分之五，为什么我们这么低，从小到大我听到的标准答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一个煤多贫油少气的国家，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但这完整吗？我就写信给国土部矿产资源储备主心的重任，他给我回复了几个数字。

我们的天然气探明是多少呢，百分之二十二，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大量的天然气埋藏在中国大地之下，黑暗不知名的深处，那我们的石油探明率是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八，在每年探明的这些储量当中比如说天然气探明九千亿立方米，但我们开采了多少呢，一千亿立方米，有大量的资源我们知道它在哪儿，但却没有去开采，为什么会这样，张大伟主任又给我回了一封信，也很简单，也是几个数字，他说拿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美国来说，它们有六千三百家天然气石油公司，我们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美国友一百六十间天然气管道公司，我们（主体管道）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这是他给我的答案，如果我们开放这个市场的话，我们天然气的产量（每年）可能翻一番，我们的探明储量（每年）可以翻一番。

范必：为什么迟迟地没有进入油气时代。

李俊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多搞一点天然气。

丁焰：石化是一个没有开放的行业。

范必：中间每一个环节基本都是一个垄断环节。

李俊峰：垄断是不可能创新的。

丁焰：外界的人士处于滴水不进。

李俊峰：就是一个独生子，这个玩具都是他的，他可以玩得很腻他可以乱扔。

丁焰：人家说什么你就听着。

草湘洪：油品经营还与安全有关系，弄的不好就出大事了。

范必：看你怎么理解能源安全。

Edward  Davey：好吧，能源安全是很重要，但新兴的技术正在回答这一问题。

李俊峰：只要有竞争了，他就会千方百计地创新去改变自己。

Edward  Davey：你也许有兴趣知道负责整个伦敦电力分配的是一家中国公司。

范必：我们要把能源价格降下来，你才会有竞争力。

Edward  Davey：我认为只有开放市场，才能分享智慧寻求创新，才能得到世上最好的东西。

柴静：中国的雾霾需要治理的话，最关键的是什么？

范必：能源的体制改革。

柴静：做这次演讲，我才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能源问题，我有一个很粗浅的感受，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像我原来想的那样像一个小鸟破壳的过程，一出来是一个完整的活泼泼的生命，它更像一个知了蜕壳的过程，一点一点一点从原有的壳里面蜕出来，而能源就是留在这个壳当中的最后一个部分，它一直被认为是事关这个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的安全，所以它一直不被当做是商品，它一直很难受到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

但这个壳本身也在付出代价，这是能源系统，这两年的腐败图，它是一个腐败高发的区域，能源局前局刘铁男人再生接受庭审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要想遏制高发的腐败就要把本来应该属于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所以2014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能源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明确能源是一种商品，我们要建构有效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而且要改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但是在等待一个国家建立和完善一个庞大的体系之前，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世界上再强大的政府也没有办法独立治理好污染，它要依靠的就是每一个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意志。

2003年报道非典的时候，我得到的最宝贵的经验是只有信息公开才是一切公众参与的基础，三年来中国政府在向公众提供空气质量的预报，同时他们也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在线监测系统对于污染企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数据用起来，不要把钱浪费掉，让数据变得被我们看到，让它放在眼光底下来晒，这是一个手机的APP，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在手机上你就能够看得到距离你大概五公里左右的地方有那些企业正在排放污染物，这些红色的都是表示它们正在超标排放，中国的六千家重点企业排放了百分之六十五的废气，你可以向环保部门去举报，你也可以在微博当中公开它，所有这些带着蓝色痕迹的都是被公民举报之后他们承诺的整改日期，当然会有一个遗憾，有一些地方的数据如果根本就不公开，怎么办？所以去年一年我参加了一个地方首部环境公众参与立法的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听到了很多的争议，但是大家争议的焦点就是要不要把重点企业的信息强迫他们进行公开，到最后它的结论是，河北省出了立一个公众参与的条例，当中规定重点污染企业必须公布自己的信息，如果你不公布的话，公民可以提起诉讼，要求你每天处罚而且最高可以每天罚你十万。

但是，谁来做这些事情呢，中国有百分之一的环境争议事件进入了司法程序，为什么会这么少，你可以猜猜看今年之前有多少家中国的公益组织是具备司法诉讼主体资格的，一家都没有，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有关组织才可以提起诉讼，至于谁是这个有关组，没人知道，但是1月1日开始，新环保法已经规定了只要你是环境公益活动五年以上，没有违法记录，你就可以承担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现在，七百多家环保组织他们已经有人在试，提出的标语是新环保法给力不给力，小伙伴们正在试。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参加一家环保组织，那么你还可以做什么，我们跟自然之友合作做了一个小的动画。

解说：如果你在五公里范围内出行，试试乘坐公交、骑自行车或拼车，如果开车，发动机空转不超过30秒，在路上看到冒黑烟的柴油车试试拨打12369电话举报，柴油车的“黑尾巴”含有大量PM2.5，危害公众健康，如果看到有餐馆直排油烟，试试要求他们安装过滤装置，或在美食网站打差评，看到工地土堆裸露尘土飞扬，怀疑加油站有油气泄露，试试打电话给12369，如果你家在烧煤，在能够负担的情况下，试试尽量不烧劣质煤炭，让妈妈试试清洁炉灶保护家人的健康，你还可以试试随手拍定位工业污染源，监督举报违法行为，在微博中@当地环保部门，试试关注污染企业名单拒绝购买他们产品，大气政策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时，试试参与公众意见征集，表达你的声音，一念之间改变雾霾。

柴静：之前我路过家门口裸露的工地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捂着鼻子就过去了，但现在我知道说在北京PM2.5当中至少百分之十五左右是来自于扬尘的时候，我决定试一试。

我们住在这个附近，那个土你们怎么没盖上啊？

工作人员：找我们大领导。

柴静：你们领导在哪儿啊？

工作人员：在那边，去那边找他。

柴静：你们路边那么一大堆土没盖，刚才风一过全是扬尘。

领导：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个是我们做的不对。

柴静：那什么时候盖呢？

领导：马上就去。

柴静：好吧。

领导：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柴静：前后这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然后我临走的时候那个让我找他们大领导的工人对我说你知道我们领导怕你什么吗，他指了指我手里的手机，他怕你公开，我们家楼下有个餐馆，是做肉饼的，然后每到吃饭的时候这个家里头和身上就都是油烟的味道，以前我不觉得这有甚么问题，世界上中餐馆不都这样吗，但后来我知道在北京餐饮带来的PM2.5的污染占到至少百分之六，而北京的餐饮业占到全国的百分之十二，这么大量的一个餐馆，以前我觉得没有办法，后来等我到伦敦之后，去中餐馆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那儿没有味，为什么呀，这个老板就把我带进了他们的阁楼，然后看到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叫油烟净化器，伦敦政府要求他们强制安装，而且有人定期来检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高科技啊，后来我回北京一问说，不光北京有，而且北京是要求餐馆装的，我就打了12369举报的电话，然后一个星期之后，小区里面运来了这么个东西。

前后不超过半个小时，我拍的时候这个餐馆老边就过来了，说哎呀谢谢您这个居民的监督，欢迎您以后多吃我们肉饼，这一年我们的工作餐吃的全是肉饼，有的时候我路过楼下加油站的时候，我们楼下就是加油站，我会闻到很强的那个汽油呛人的味道，但我以为全世界加油站都是这样，一直到我去美国，我在他们的油枪上看到了这个东西，一种叫油气回收装置的东西，我以为这是什么高科技，但回到北京我才发现我们早就有了，2008年之后都要求装，只不过有的人根本就不维修，才让它排放出来很多气体，然后我也给12369打了一个电话。

刘明宇：迎着阳光去看，有大量的出来，就肯定是有问题。如果咱们加油的时候闻见这种味就不正常了，看得见这些油气吗？这里不应该有油。

柴静：对，这是湿的，那说明出的油多。

刘明宇：对，进的气就少了，油气就有一部分跑到大气里面去了。

加油站负责人：停用，然后马上维修。

刘明宇：要求加油站每年必须要对它的油气回收装置进行一次强制检验，可以打12369我们的举报电话。

柴静：你们一定会去吗？

刘明宇：一定会去，百分之百会去。

柴静：他承诺百分之百会来，真的会来吗？我不知道，但我们把这句话放在这里，视为一个检验，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数字，12369，如果你不打，它就永远只是一个数字，我说过我这一年过得很不痛快，老觉得是在过一种很临时的生活，真的，雾霾天一来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儿，或者未来在哪儿，但是呢，就在那个餐馆老板把那个油烟（回收装置）装好的那一会儿，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脚落实地，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你明明知道说它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作用非常微乎其微的，但就是因为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他心里面就能够踏实了，所以回头来看，人类与污染之间的战争，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推诿，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Rachel  Carson：除非我们更好的把这些化学物质控制起来，不然我们将面对的是灾难。

嘉宾：我们把整个系统称作家园。

嘉宾：东京都内气喘患者对本国和东京的汽车厂家等就汽车尾气引发的伤害提出了赔偿诉讼。

嘉宾：知情权、参与权、司法救济权。

大家连接在一起，去共同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绿色的选择。

嘉宾：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治理它，那么请停止破坏它，你说你会爱我们，所以请行动起来。

一位母亲：对我来说，我的责任是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保护我的孩子。

柴静：在雾霾严重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保护好你自己和你爱的人，当我在纸上画上这只小熊的时候，我会回忆起所有当我女儿生病我担心会失去她的恐惧，和我想要保护她的所有愿望，我希望全天下的妈妈都不必有此感受。现在她已经长大健康、痊愈，很壮实、活泼，还是胖乎乎的，特别喜欢大自然和小动物，但很多时候我没法带她出门，她呢就在自己的小花盆里面养了一只蜗牛，每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就跑到花盆那冲着蜗牛吹一口气，她觉得这样能帮着小蜗牛长大，她是那么地喜欢这个世界。

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孕育，正在出生，这些河流、天空、大地，是应该属于他们的，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消费不知克制，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抱怨不知建设，我们有责任向他们证明一个被能源照亮的世界同时可以是洁净和美好的，每次在夜空中，看到这颗星球孤独旋转，我心中都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依恋和亲切，将来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的孩子还在其中生活，这个世界就与我有关，所以我才凝视它，就像我凝视你，所以我才守护它，就像我守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