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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桐乡“三治”创新社会治理 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桐乡2月5日电 题:浙江桐乡“三治”创新社会治理 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

原标题:浙江桐乡“三治”创新社会治理 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

浙江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成立后,通过自治和法治、德治相结合实现了当地民宿的有序发展,图为挂上了“乌镇人家”LOGO灯箱的民宿 朱碧华 摄

中新网桐乡2月5日电 题:浙江桐乡“三治”创新社会治理 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

记者 严格 赵晔娇 见习记者 吴洪

乌镇名满天下,但乌镇国际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孙晓东以往走在大街上,很多旅馆老板见了他都赶紧拉卷闸门。那时,遍地是无证经营的家庭“黑旅馆”,安全卫生、恶性竞争、恶意宰客,投诉不断,孙晓东不得不经常带队“打黑”,忙得焦头烂额还是顾此失彼。

现在事情有了转机,自从浙江省桐乡市开展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工作后,孙晓东他们转变思路,试行让100多家旅馆老板们依法组织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自己管自己。

家庭旅馆一旦打出“乌镇人家”招牌,就必须严格遵守国际旅游区管委会与当地消防、卫生等部门联合制定的标准。此外,协会对会员旅馆收取保证金和一定的管理费,没有规范经营的旅馆将受到处罚,屡教不改的将被取消会员资格。

现在一家旅馆待客不周,周边业主都会群起而攻之,因为这是在砸大家的饭碗。

如今,“乌镇人家”已经成为乌镇住宿一张金名片,在大学生背包客中享有盛誉。

“现在大家看到我,都要倒茶招呼。”孙晓东说,从家庭旅馆业他们开始总结经验,准备组织夜宵摊主协会、三轮夫协会,通过三治模式去管理这些长期不好管也管不好的行业。

据悉,浙江桐乡率先推出的“德治为基、法治为要、自治为本”的“三治”建设,旨在建立“以评立德、以文养德、以规促德”的德治建设体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设体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建设体系,从而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我们希望找到化解社会转型时期种种疑难杂症的新药方。”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这样说。

目前,“三治”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2014年,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浙江省政法工作会议上称,要进一步健全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机制。

高桥搭建“三治”平台 聚民“智”“惠”民生

桐乡“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最先的试点是高桥镇。

2005年,高桥镇还是桐乡市多项指标排在倒数几位的贫困镇。到了2010年,高桥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高速和高铁的“双门户”乡镇。随着规划的落实,大规模的融资和土地的征迁工作也开展起来。

“在大手笔运作时,出现了一批社会问题”,高桥镇前任党委书记蔡立新说,对于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大规模的土地征迁当属头一桩让农民难以接受的事,“村民都困惑:不种粮食了,我能干嘛?”

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改革新时代,桐乡市也和全国上千个县域一样快速进入城镇化、工业化的快车道,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进一步解体,也随之涌起许多社会问题,亟需新的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布局改革内容之一。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认为“三治合一”的理念和中央提出的“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思想吻合。

而最适合推进这项工作就是正在快速城镇化的高桥镇。

2013年,作为试点的高桥镇率先开始探索。

“‘三治’是一个理念,需要找到一种载体”,高桥镇前任党委书记蔡立新说,经过反复研究,终于推出了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这三个基层治理平台。随后,“三治”工作就在这三个平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政府首先就把头疼已久的拆迁问题交给百姓参政团讨论。

百姓参政团的固定团员是村中有威望的十几位村民,值得关注的是,还添加了利益相关者组成非固定的成员,让人们充分表达利益诉求。

桐乡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桐斜线,在高桥镇路段却因沿路的几幢房子久未迁走而显得窄小拥堵。多年来,高桥镇党委、政府一直想拓宽桐斜路南段。征迁时,却因这几户人家提出条件这远超出现有的征迁政策,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政府交给百姓参政团讨论这项工程,坚持过高要求的居民遭到了众人的强烈反对,最后被大家说服同意拆迁。

随后,百姓参政团又讨论解决了拆违章猪舍、治理榨菜污水等问题,逐渐形成了一种民众参与整治决策的常态机制。

百姓参政团让政府决策集聚民众智慧,而道德评判团则直接把一些法律法规难以管好的不良现象交由公众舆论评判,让老百姓自己教育自己、规范自己、管理自己。

道德评判团的成员徐元明说,以前越丰村的村民都爱在房前屋后种点菜,搭个棚子堆放杂物,搬进新区房子后仍难改这一陋习。道德评判团的成员都是村里德高望重的村民,他们出马的说服力比村委会还要好。

“村民自己也感到拉不下面子,马上就把棚子撤了”,徐元明说。

“三治”工作,除了一手抓“治理”,另一只手更注重“服务”于民。

百事服务团就是高桥镇为了便民利民而搭建的服务平台,如此发动群众服务群众的新型治理模式,有效调动民众自治积极性,减轻政府工作负担,也深得民心。

“三治”开展,老百姓是最大的受益者,如今,GDP垫底的高桥镇迅速发展,在三治工作的推动下,高桥的紧紧牵牢经济的“牛鼻子”,如今已“逆袭”进全市前三名。

蔡立新还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

“三治”模式遍地开花 因地制宜频频创新

随着高桥镇试点成功展开,“三治合一”在桐乡市也如火如荼地推广,每个地方还根据各自的特点对高桥模式因地制宜进行创新。

凤鸣街道组建了覆盖全街道的“三团一站”,在原来的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基础上,增添了村民法治驿站。

为了让法治推向基层,村民法治驿站建立了网格化服务,凤鸣街道共成立法律服务队11支,法治驿站62个,队伍人数达到482人。除了定期给村民进行各类法治宣传,还免费给村民提供法律咨询和调解纠纷。

新农村的顾春华是该村村民法治驿站的一名宣教人员。不久前,一名包工头由于意外导致其工地一名人员死亡,但谈及赔偿问题,他的抵触情绪很大。顾春华知道这一情况后,及时与街道司法部门一起去给这个包工头做思想工作,最终让他与对方家属达成和解。

“以前这里‘逢死必闹’,死者家属动辄将死者遗体抬到医院门口闹,医院院长、政府部门、警察事后协调往往是火上浇油,很难成功。”凤鸣街道党委副书记郁欢感触地说,现在这个局面已不复存在。

如今,哪里有矛盾,驿站服务人员会第一时间上门,他们“用情帮、靠理疏、依法解”就像雪中送炭一样,很快就能化解矛盾。据统计,自设立村民法治驿站以来,至今已调解各类纠纷32起,接受咨询200余人次,各类法治宣传受众人数超过2万人次。

“原来村民找律师都嫌要花钱,打官司更是怕麻烦,建立这个法治驿站,就是让老百姓看到律师就在身边”,桐乡市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蒋惠玲说,通过基层贴身贴心的法律服务,是很多社会隐患得以及时处理。

不止凤鸣街道,在桐乡的各个乡镇,“三治合一”的“集结号”已经吹响。

梧桐街道环南社区也不落人后,亮出自己的自主创新的“作战图”——“三五”工作制。形成了“5号我计划,15来自理,25环南行”的网格化常态工作机制。

千年水乡乌镇在开展“三治”工作时,则保持了旅游名胜区的“本色”,发起志愿者建立了一支找“碴”队伍一起来找碴,让村民成为“文明旅游”的督察员,这为乌镇打造“中国旅游第一镇”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目前,“三治”工作已经在嘉兴市全面铺开,还得到了浙江省级层面的关注。2014年,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辉忠也到桐乡调研“三治”。他还在该省政法工作会议上称,要进一步健全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机制。

桐乡“三治”“总策划”的卢跃东有自己的一本经:“三治”建设的出发点是增强基层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落脚点在于想尽一切办法维护好、保障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三治”吸引专家频频点赞 称是枫桥经验升级版

桐乡“三治”工作打响“攻坚战”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小轰动,还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专家来到桐乡跟踪调研,这种新时期的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更是被频频点赞。

长期跟踪调研桐乡“三治”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郁建兴认为,桐乡“三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探索正是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和创新。

“枫桥经验”是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社会管理模式,后来成为公认的中国经验。

郁建兴指出,“从诸暨枫桥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到桐乡高桥的‘大事一起干,好坏有人判,事事有人帮’,高桥经验摒弃了‘枫桥经验’可能存在的‘捂盖子’弊端,创新思路从社会管控转向社会治理。”

郁建兴进一步阐释,在社会治理的新理念和新思路中,减少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需要社会成员的参与。“一起干”、“有人判”、“有人帮”体现了一种邻里守望、民众自决、社会自治的愿景。这样的社会管理,不仅降低政府的成本,而且更体现了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也认为,“三治”最突出的地方在于政府决策的运作置于“阳光之下”,打开决策大门让老百姓参政议政,给各种利益主体搭建了一个务实有效的协商平台,为政府决策增加科学性,也获得了广泛社会认同和理解。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也称,“德治、法治、自治最终都统一于‘人’这个核心,都是为了激发人的责任感和参与活力,促进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安定有序。”

“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桐乡市对于‘三治合一’这一基层社会治理重大命题的探索,显示出巨大潜力,给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全新价值和深刻启示。”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杨建华如此表示。

郁建兴认为,桐乡“三治合一”为当下转型期的社会管理带来制度变革的探索,也为全国2000多个县域带来可复制、有价值的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完)

标签:党校 政法工作 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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