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央视新闻评论部:逝去的年会之王


来源:博客天下

央视新闻评论部一度诞生了经典的年会文化,是昔日青年的回忆,也是段子手努力的目标,央视老人们怀念的则是那段一起打江山、没有森严等级、可以开玩笑的时光。

1998年,白岩松在《东方时空》。他曾经在年会上开玩笑自黑自己的发福,“年轻的时候能把别人的肚子搞大,现在没本事,把自己的肚子搞大了。”

央视新闻评论部一度诞生了经典的年会文化,是昔日青年的回忆,也是段子手努力的目标,央视老人们怀念的则是那段一起打江山、没有森严等级、可以开玩笑的时光。

原标题:央视新闻评论部:逝去的年会之王

本刊记者|高诗朦

2001年,柴静曾经犹豫过要不要从湖南卫视来到央视工作,此前在地方台顺风顺水,到了央视则再无声息的主持人已经很多。

时任《东方时空》制片人陈虻对她说:“这样吧,你先来参加一次我们的年会,玩一玩。”

柴静那一夜见证了年会讽刺视频的巅峰作品《分家在十月》。《分家在十月》对《东方时空》和新闻评论部的分家进行了各种不留情面的讽刺揶揄。

这是一个领导不像领导、记者不像记者的时代,人们把领导们按住,从他们口袋里扒出人民币撒向台下,一张100元的纸币飘到柴静的腿上。

原来年会可以这么玩啊。那一夜柴静坚定了跳槽央视的决心。

1995年到2002年的年会曾是一段辉煌的见证。在《东方时空》20周年纪念专题片里,很多人回忆起了那些年的年会,他们称那段时间是“点燃理想和激情的日子”。

那也是新闻评论部打天下的时代,记者编导们辛苦压抑了一年的不满得以释放,当了364天的领导在这一天必须接受领导。

白岩松曾经这样评价央视新闻评论部年会,“打一开始,在评论部开放而又自由的空气中,年会的主基调就已经形成:领导必须与百姓同乐,要坚决忍受一切打击,好好服务于群众,自觉接受群众的各种刁难。”

“实际上,年会上的幽默、讽刺、笑和闹都是创造力的体现,也是新闻评论部文化的体现。”曾经在《东方时空》工作的孙西告诉《博客天下》。

年会是金字招牌

2014年《东方时空》成立2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做了一组名为《点燃理想的日子》的专题片。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人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那些年曾让新闻评论部的人们为之疯狂的年会。

“张洁(《点燃理想的日子》制片人)看到这些素材后,就意识到年会实际上就是评论部文化最集中的体现。后来打算把年会单拉出来做一集。”曾经在《东方时空》工作过、后来参与专题片制作的杨建告诉《博客天下》。

这可能是新闻评论部最新一次试图拉近和那段激情岁月的距离。但经过反复考虑后,台里的领导觉得“年会”这个专题还是“太内部化”,不适合对外播出,加上当年许多的影像资料在数次搬家中遗失,“年会”专题片展现出来的故事性已经不复当年。

《东方时空》在时任台长杨伟光的支持下拉起了一支队伍,于1993年5月1日开播,改变了中国大陆观众早间不收看电视节目的习惯。这个节目很快成为中央电视台那次电视改革中的先锋代表。当年年底,央视的新闻评论部在此基础上成立,时任新闻评论部主任的孙玉胜将“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定为部训。

从全国各地召集而来的人马聚集到北京,开始了一段被他们称之为“点燃理想的日子”。“很多人来,也有很多人走,真正留下来的,一定是对新闻评论部的文化和价值观认同的人。”杨建说。

让新来的人了解新闻评论部文化最快速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参加一次年会。

柴静记得自己加入前的那次年会,先评当年的“十大劳模”,其中一个是当时《焦点访谈》的制片人孙杰,他上来拿了一卷圆筒卫生纸,然后说,“我今天感冒了,没来得及写稿子,就在纸上写了两句话,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孙杰念完之后,居然把那个纸撕下来擤鼻涕。

接下来播放的短片《分家在十月》是《实话实说》节目组根据前一年评论部分家而创作的短片。

同样因为这部短片而决定加入的还有阿丘。他曾在《有一种基因叫理想——央视评论部那人那事》一书中回忆自己看完《分家在十月》的感受:“以为是带腐蚀毒害撩拨的那种,心下一阵被小兔乱撞般的激动。”

年会成为新闻评论部招贤纳士的金字招牌。“我特别同意那种说法,‘那个时候领导没领导样,记者没记者样,那个时代就是《东方时空》最好的时代’。”孙西说。

群众上房揭瓦

新闻评论部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年会在1995年春节之后举办,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第一场年会奠定了此后评论部内部举行年会的基调——释放和调侃。

“确实大家辛苦一年,需要发泄一下,又在钓鱼台国宾馆,平时都是没有机会去的地方,就觉得有意思。”杨建说。

和大多数单位的年会类似,抽奖和做游戏这样较为简单的形式是主角。年会设计了一个名为“肥猪拱门”的游戏,参与者用头拱着气球,将球送到远处的凳子腿下面。

“各组首先都要领导参加。”杨建回忆。当时孙玉胜趴在地上笨拙地拱着气球,引发全场爆笑。“为什么后来我们年会把调侃领导作为一个主要内容,因为从第一届开始其实就是那样。”

第一届年会还留下了几乎每年必演的保留节目——《四小天鹅》。评论部的每个节目组都要挑选四位男性穿着从中国芭蕾舞团借来的服装,跳世界经典芭蕾舞剧目《四小天鹅》,并进行评比。

孙西是第一届的“四小天鹅”之一,这个节目他在2014年的年会上又表演了一次,从舞团借来的服装已经被他们撑坏了好几套,吊带不够长,只好用塑料绳接上,紧紧巴巴的上衣也只能勉强地兜住中年发福的啤酒肚。

1990年代末的一次年会晚宴上,大家开席坐定,领导级别的人都换上了店小二的衣服,戴着皮帽子,拎着茶壶,一排排出场。在那顿晚饭上,他们要听坐着的人吆喝,倒茶、上菜,甚至接受刁难。

“领导平时管我们364天,片子不好说毙就毙,说改就改。大家辛苦一年了,只有在这一天能翻身,”孙西说,“这是解决干群矛盾的最好办法。”

参加年会的人会被要求在入场前进行一个简单的宣誓,誓言就是保证今晚会严格遵守所有的游戏规则。

当时分管新闻的央视副台长李东生被要求挂着烟盒子卖烟,不仅要把烟卖出去,而且要达到一定的金额。

参加年会的领导钱包里得揣点钱,这是不成文的规定。他们的钱包经常被要求上交,这也是柴静捡到100元的原因。

领导的随身物件会被当场拍卖,有领导被现场要求解下腰带拍卖。早年的年会主持人大多由崔永元和白岩松担任,两张名嘴不饶人。曾经一位以作风开放而著名的领导穿着燕尾服在台上唱歌,筹备组为了表演效果,安排专人用电风扇在台下鼓风。一曲唱毕,崔永元无情调侃:“也不知道这位领导的下面为什么那么热。”

新闻评论部的整蛊方式越来越大胆,揭发黑幕的偷拍取证也被拿来对付同事。年会策划人曾经让刚从部队借调过来的同事穿上制服,在高速公路上拦领导和名嘴的,拦截的过程会被偷拍下来。百般刁难下,有人发怒转而找关系打电话,也有人老老实实任人摆布。水均益被拦下后老老实实地抄发动机号,却在台上吹牛自己轻松搞定了拦车事件,但立马就被播放的偷拍视频揭穿。

年会还用《花样年华》的音乐和片段编派过一位中心领导出轨的片子。

白岩松在《幸福了吗》一书中说:表面充满恶搞气息的年会,其实背后充满着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它自由、平等、民主,成为CCTV新闻评论部辉煌时期前卫文化中特有的一部分。

2002年,央视新闻评论部年会《东方红时空》片段。

评论部的“二五演”

在新闻评论部辉煌的那几年,业务评比的劲头也会带到年会上。

“评论部的年会大家都是搞评比,节目太差会不好意思。”原《生活空间》编导李文告诉《博客天下》,“我们好几年年会的评比都不好,陈虻就特别没面子。”

崔永元曾经对新闻评论部年会评比做过评述:每年新历年初旧历年底,央视新闻评论部所属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几大栏目之间都要举行一次内部打擂。因为内部打擂的时间定于每年2月5日且雷打不动,所以私下里大家把这场比武盛事又叫作“二五演”。每年打擂之前,各个栏目组都憋着一股劲儿,派出精兵强将制作自己的拿手节目,并且对外严格保密。到了“二五演”那一天,各栏目组一齐把底牌亮出来,那真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因为连续几年在《四小天鹅》评比中失利,陈虻给当时《东方时空》的摄像、熟知老电影的毕建锋下了死任务——组织1999年年会上要出的节目。这也是后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恶搞短片《粮食》产生的原因。

毕建锋将经典影片《粮食》重新编排,影片中的时间从1943年延后到2043年,新闻评论部已经“分崩离析”,大部分制片人和名嘴都已经去世,只剩时间拉着几个老人仍然还在评论部里,制片人李媛媛的儿子李三角带着《时空报道》组单立门户,孙玉胜的儿子孙遇败被安排为日本鬼子到村子收缴片子。

《粮食》里调侃了其他节目,崔永元的儿子崔椭圆被李媛媛的儿子李三角打,边挨打边喊着:“我实话实说,我实话实说!”李三角生气地喝道:“你爹当年就没有一句实话!”

《粮食》将央视内部的正式冲突以一种嬉笑怒骂的形式表现出来。当时央视的招聘工和正式工在待遇方面有很大差距。崔椭圆挨了打之后说:“你沈阳的敢打我北京的!你他妈招聘的敢打正式的!”

“大家都愿意参与进来,那时候都盼着开年会,就是在外面有工作的,也都希望赶紧结束工作回来开年会,都想知道今年各自又有什么新花样。”孙西说。

在筹备年会期间,各组准备节目都维持高度保密的状态。“经常就看见一小伙儿人在楼道里嘀嘀咕咕。”李文说,“陈虻有时候想去别的组里打探情报,经常被撵回来。”

《粮食》筹备期间,陈虻觉得很兴奋,不时叫其他编导观看并提出意见,但每次都要三番五次嘱咐对方保密。《粮食》在当年的年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欢呼声中播放了两次。

预言成了真

新闻评论部的变化在年会上有着明显体现。甚至有人说年会好气氛就好,年会不好气氛就不好。

《分家在十月》这部在2001年年会播出的短片与《粮食》形成了一种呼应。《粮食》开头说“新闻评论部已经分崩离析”,这句2043年的预言提早成了现实。2000年,新闻评论部分家,《东方时空》独立出新闻评论部。《分家在十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创作出来的。

《分家在十月》以两部苏联革命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为母本,重新编排后设计了崔永元斯基、白岩松斯基、李挺诺夫、杨继红波波娃等人物,演绎了新闻评论部的那次分家。短片开头以陈虻的口吻播画外音:“那是2000年的10月,一个多事之秋。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人们,被卷进了一场深刻的、触及灵魂的变革。许多人暴露出本来面目,许多人变得面目全非,革命的前夜是寒冷的……”

这部由当年《实话实说》节目组创作的短片,用夸张、甚至有些无厘头的方式表现了分家时站队、抢编导、抢机器的戏码,讽刺又露骨地指出新闻评论部亟待解决的诸多现实问题。

“当时分家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太多,两三个领导管几百号人,管不过来。而且节目制作压力也很大。”李文告诉《博客天下》。

这次分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一年后分开的人马又重新合并到新闻评论部。2002年,新闻评论部召开以《东方红时空》为主题的内部年会。

“《东方红时空》应该是我们这么多年年会的一个高潮,也是一个结束。”杨建说。

在那场以《东方红》为母本串联起来的大型晚会上,荧幕前一本正经的敬一丹、康平穿上了六五式旧军装,用播音员的腔调说着劲爆的台词。流传颇广的包括:“历史的经验又一次告诉我们,春从来不是叫出来的,春那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不管是彩色电视还是黑白电视,只要抓住观众就是好电视”。

主持人选择敬一丹和康平也经过深思熟虑,让平时最严肃的人来正经地讲一些不正经的事儿,效果才好。

在那场几乎全员参与的年会上,央视作为一个国家级电视台的严肃性在恶搞和讽刺中消弭,那些电视上一本正经的播音员走下神坛成为一个个鲜活嬉闹的人。

不久,《东方红时空》、《分家在十月》、《粮食》等视频悄悄出现在网络上并引起广泛影响。几位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中文系的同学在ftp上看到了这几个视频,里面的台词很快成为他们日常对话的段子,也打破了他们对于央视的看法。

但一些人无法忍受的则是看到国嘴们开玩笑、爆粗口的一面。

压力反馈到新闻评论部。“本来我们每个人有一张光盘,全都收回去了。”杨建说。

孙西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就连每个人手上的照片都得删除”。

之后,在评论部年会开始之前,大喇叭里会循环播报:“禁止个人拍照、录像”。

2003年年会是歌手大奖赛,每个节目组派人进行唱歌比赛,台下有专业的嘉宾进行点评,包括韩红、闫肃等人,中规中矩,波澜不惊。

还有一次,罗大佑被请来当做最后的惊喜嘉宾,大家在台下喝酒,罗大佑在台上唱歌,“点什么唱什么”。

新闻评论部的年会没有立刻放弃互相调侃、挤对的传统,但是调侃的对象不再会选择领导。后来有一年的年会上,节目与节目之间互相调侃。一位台领导起身离场,对评论部的领导说:“又搞这套!”

“后面的年会又恢复‘正常’了,开开会,总结总结。”杨建说。许多人能躲着不去年会就不去了,白岩松曾说自己“已经很久不参加年会了”,而他当年是年会最主要的策划人之一。

2003年、2008年、2011年和2013年的几次改革中,央视新闻评论部经历了解散、重组。“折腾太多了,大家也都没了心思,平时工作也很忙,没人愿意张罗年会这事儿了。”杨建说。

“当我们回头看这些片子的时候,发现里面好多预言都成了真。”孙西回忆道。

《粮食》的开头说新闻评论部分崩离析,后来评论部经历了一系列触及灵魂的改革和变动;《分家在十月》以陈虻的口吻做串场,结尾处年老的“陈虻”歪坐在轮椅上,手中的眼镜掉在地上,安然地死去。2008年,陈虻确实成了这个队伍中最早离开的人。

短片里涉及的大部分人的命运都有了不同的变化,但《分家在十月》和《东方红时空》的精神已经生根开花,代表了一种雄心勃勃、挑战常规和充满创意的生命力。受这种年会感染的青年们正逐渐走向中年,把这样的精神分享到自己所在的公司和行业

2014年已经过去了,在经历过这个央视的多事之秋后,孙西感叹,新闻评论部至今还没有人接到参加2015年年会的通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杨建、李文、孙西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PN053]

人参与 评论

凤凰资讯官方微信

0
凤凰新闻 天天有料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