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慷慨捐助的尊师情

原标题：毛泽东慷慨捐助的尊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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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老师们的教诲终生不忘，一直以来都尊如父母，关爱敬重有加，尤其是在他成为世人瞩目和敬仰的新中国开国领袖之后。且不说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对徐特立和符定一的“尊师情”、建国后对塾师毛宇居（未出五服的堂兄弟）“敬老尊师，应该应该！”的师生之谊以及对徐特立与黎锦熙等的尊敬之情早都被传为佳话，就是对其他的老师，毛泽东也都十分关心，经常慷慨解囊予以捐助。

张干是当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师读书时想开除他的老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这位老校长多有书信往来。

建国后，当年的老校长张干贫病交加，最困难的时候，竟无米继日。他几次想给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写信，请求援助，但几宗往事却使他实在难以启齿。第一件，就是1915年的“驱张运动”，即毛泽东带头对校长张干因额外征收学杂费有过激烈斗争。第二件是，经过土改，张干被划为“地主”。一个地主，怎么能向国家主席请求援助？第三件，1945年张干在邵阳市省立六中当校长，见报载蒋介石两度拍电报给毛泽东主席，请他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自己也曾拍了一封电报给毛泽东：“延安，毛润芝学弟勋鉴：抗日获胜，建国弥艰，万恳应召赴渝，赞襄国政，幸勿固执，致失人望。张干1945年8月21日。”“万恳应召赴渝”，召者，皇帝的圣旨也。这不明明把蒋介石当成“皇帝”，把毛泽东当成“下臣”吗？“幸勿固执”，还不好像在说毛泽东不愿和平而老蒋则竭诚希望和平吗？唉！毛泽东能原谅自己吗？

1951年10月，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客厅里洋溢着欢声笑语。这是毛泽东举行家宴，欢迎自己青年时代敬重的师长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和同学周世钊等。席间大家忆一师时自然谈及当时每一位清苦的老师。毛泽东问到了张干和罗元鲲等老师。周世钊有点难过地说：“张干一家六口，现在十分困难。他身患重病，整日卧病在床。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工资，有时竟几天无以为炊呢！”毛泽东站起来，用略带责备的目光望着自己的老同学，“惇元，你怎么不早说？对于张干这样的老教育家，应该照顾，应该照顾！“以后一连几天，毛泽东都约周世钊（时任湖南一师校长）到家中欢聚。每次，毛泽东和周世钊都谈及老校长张干。几天后，周世钊写信向张干说了毛泽东对他的关注。周世钊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直接致函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酌情给以资助：

首道同志：

张次伦（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故，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政府酌予救济。以上张、罗、戴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戴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一日

王首道接信后，立即先后两次给张干一家送去救济米1200斤和人民币50万元（旧币，折合新币50元）。张干看到毛泽东给王首道的信，又接到王首道送来的米和钱，激动得双手颤抖，泪流满面。

1952年，毛泽东盛情邀请老校长张干、当年的历史教员罗元鲲及少年时代的老师李漱清、同学邹普勋（毛泽东在韶山的第一个塾师邹春培之子）到北京家中做客，请自己最敬爱的老师们长叙别后之情。

9月21日，罗元鲲、张干一行兴高采烈地来到北京。这次师生久别重逢，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始终对老师们尽到了尊敬礼让、躬谨谦和的弟子之礼。将客人请进客厅后，他一定要罗元鲲和张干等坐上座，自己坐在下座。叙谈间，毛泽东又把自己的女儿李敏、李讷喊出来，介绍说：“你们平时讲，你们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嘛！”他接着诙谐地说：“我的老师，你们要喊太老师。”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逗笑了。顿时，师友之间的拘谨气氛全消除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温馨和慰藉。毛泽东又说：“次伦先生和元鲲先生，都没有加入蒋匪帮，是好的。没有听人讲你们的坏话。”张干内疚不安，想到当年那场学潮，他眼里噙满泪水，终于向毛泽东说了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语：“一师闹学潮那阵，我曾主张开除你，真对不起呀！”毛泽东缓缓地摆摆手，说：“我那时年轻，虎气太盛，看问题片面。要是现在这样学点猴气，就不会发动那场‘驱张运动’了！陈年旧事，过去就算了，不要再提它了。”

接下来，毛泽东又详细地询问起罗元鲲先生解放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当他听说罗元鲲因小有家资、当地有人主张将他的成分划为地主时，毛泽东摆了摆手说：“您解放前一直是靠知识、靠教书吃饭的，还受了不少苦，属劳动人民，给您把成分定那么高不公道，您是自食其力嘛！”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请他们共进午餐。席间，毛泽东频频站起来给老师敬酒，他还引用了一句古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还说：“我这颗‘寸草心’，是怎么也难报答老师的‘三春晖’啊！”罗元鲲和张干等听了，深受感动。

最后，毛泽东对几位老师体贴入微地说：“你们年纪大了，就不要再教书了。学校应当优待，照送薪水。”罗元鲲闻言，更加感激莫名，他给毛泽东敬了一杯酒。

午餐过后，毛泽东陪同罗元鲲等师友一道参观游览了中南海，直至尽兴方散。

在难得相聚的美好时光里，毛泽东与四位老人愉快地叙旧谈今，笑声阵阵，其乐融融。毛泽东忆及求学往事时，对几位恩师的帮助和教育之情每每溢于言表，感谢栽培恩育受益匪浅。11月8日，毛泽东设宴为四位老人送行。之后又请几位师友一起合影留念。在京逗留期间，罗元鲲还将自己的自传和写好的《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托付李漱清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回信说：

翰溟先生：

十月十九日赐示敬悉。李先生交来两件，均已拜读，极为感谢！自传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另件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两件奉还。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新化古寺有所毁损，极为不当，此类各地多有，正由政务院统筹保护之法，故不单独写字，尚祈谅之。僧尼老者守寺，少壮从事劳动，此论公允，已转政府有关机关酌处。此复。

敬颂旅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此番发自肺腑的评价，甚为中肯。罗元鲲读后，为毛泽东的谦恭和尊师之举而备受感动。

毛泽东极为赞赏罗先生自食其力的言行风范，为此，后来当罗元鲲离京回乡时，他专门给老师罗元鲲亲笔题写——力食居

不仅如此，他还允其作为家宅的匾额，以此肯定罗元鲲“自食其力”的历史，并对老师寄寓了用劳动创造新生活的厚望。

的确，罗元鲲一向主张自食其力。而且一惯俭朴，总是穿着深蓝色粗布大褂，外出时草鞋步行，不忍坐轿子和人力车。他还常常教育儿辈：“要吃饭，得流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父母，都不是好汉。”罗元鲲的这些做人主张，与崇尚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毛泽东不谋而合，更加赢得毛泽东的钦佩与敬重。

袁吉六（即袁仲谦）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期的国文教员。他对钟爱文史、文思敏捷、学习刻苦的毛泽东非常喜爱。“驱张运动”后，幸有徐特立、袁吉六等知名老师的多方活动和极力抵制，才使毛泽东免于开除学籍，能够继续完成学业。1918年夏天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积极投身于革命，殚精竭虑，四处奔波。但他仍然设法和袁吉六老师保持着联系。只是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二人才不得已中断了音讯。

直至建国后，毛泽东才知悉恩师袁吉六已于1932年去世，不由得忆及在“湖南一师”的峥嵘学习时光，感念恩师对自己的倾心关爱，深感悲伤。

为了表示对老师的怀念和敬意，1950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专意邀请袁吉六的爱人、师母戴常珍到北京参加观礼，让老人享受到新中国新生活的幸福时光，聊尽一点做弟子的孝道。

后来，有人写信告知毛泽东说戴常珍生活有些困难的情况后，毛泽东马上给湖南省政府负责人王首道写去一信，恳切提出“请省政府酌予接济”。当毛泽东得知戴常珍老人患结石症刚做完手术的消息后，又立即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400元钱，托周世钊带给戴常珍作营养费用。

1952年，当毛泽东得知地方政府决定为袁吉六这位名师重修墓地的消息后，他情不自禁挥毫泼墨，对恩师的无限追念和敬谢之情凝于笔端，欣然亲笔题写了七个大字的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毛泽东在给罗元鲲的回信中说：“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

毛泽东对老师的牵挂是绵延不断的。1963年3月24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时，信中有三分之二内容述及的是张干老师，这部分意思如下：

老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作次伦？）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方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蒋竹如兄处，亦乞见时代为致意。他给我的信都已收到了。

5月26日，毛泽东获悉张干年老多病，特托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世钊带去2000元钱和一封信。

次伦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惇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早日康复。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1950年7月19日，毛泽东在致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数学老师王立庵的儿媳、长期在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的吴启瑞的信中写到，“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

1962年7月，长沙市税务局干部张人价和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教授张人惕二人致信毛泽东，向他报告父亲张有晋故去的讯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张有晋担任过该校数学教员。7月19日，毛泽东复信：“惊悉有晋先师因病逝世，不胜哀悼。谨此致唁。另奉薄仪一份，聊助营奠之资。”这次，毛泽东为先师故去所备的“薄仪”，是300元人民币。

1957年2月，石景山钢铁厂（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洗煤车间工程师黄筱三来到党委秘书室找厂干部即石钢党委秘书室负责人徐炳忠。他将写满一张纸的一封信放到徐炳忠的办公桌上展示给看。这封信笔走龙蛇，字迹遒劲，信末落款是“毛泽东”三个字。

原来，这是毛泽东写给黄筱三父亲黄宗溍的一封信（这封信末尾所署日期为1956年1月26日，其中年份有误，可能与春节临近，岁末年初，新法旧历容易混淆有关。据黄宗溍儿媳伍法祉女士提供的有关资料，实际日期应为1957年1月26日）。黄宗溍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地理教员，曾是毛泽东的老师。1953年，黄筱三将父亲从湖南接到北京赡养，和自己共同生活。从那时起，黄宗溍就作为职工家属，住在石钢苹果园五区的家属宿舍里。黄宗溍平时除咳嗽外并无大病，他觉得自己精神尚佳，因此给毛泽东写过几封信，询问可否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去做点工作。

在这封回信中，毛泽东首先对没有及时给黄宗溍复信表示歉意，他写道：

黄先生：

多次惠书均已收到，迟复甚歉！

文史馆事，已将尊函转去，成否不一定。

送上人民币一千元，聊佐杯水之资。敬颂教祺。

不幸的是，黄宗溍已在十多天前病故。

黄筱三表示，毛主席写给他父亲的这封信，他要用绸缎包起来，作为传家宝，放在箱子里好好保存。至于毛主席送给他父亲的1000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是一份厚礼。由于老人已不在世，这份厚礼他不能收，他想把钱退还给毛主席。他还说，自己不是党员，但是觉得这件事似乎应当经过党的组织系统来办。他来找徐炳忠，是想向党委汇报这件事，请问党委这件事应该经过怎样的程序去办理。

当时，徐炳忠立即把黄筱三来访的情况向党委书记作了报告。党委书记让徐炳忠打电话报告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反映一下黄筱三的意愿和要求，请示如何答复。

隔了几天，市委工业部回话，转达市委领导同志的意见说，毛主席给老师写信和送钱，这是他们师生之间的事。黄筱三提出的问题，可以通过写信呈送给毛主席的渠道去办理。

徐炳忠把这个意思转告给黄筱三，他立即表示明白了。原来，黄宗溍给毛泽东写信，是通过老友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转呈的。

又过了些日子，黄筱三告诉徐炳忠，毛主席在得知他的意见后，说了几句感人肺腑、让他终生难忘的话。毛主席说：“老师走了，师母还在，还有师弟师妹，这钱留给他们用吧！”黄筱三接着说，他的继母和妹妹还在长沙乡下，弟弟刚参加工作不久，想不到毛主席还把他们的冷暖挂在心上。

后来，黄筱三收到了田家英的来信，信中说：“已将黄老先生逝世一事报告主席。主席要我代他表示对于宗溍先生的哀思。”“主席的意思，把上次送给宗溍先生的一千元，移送黄老太太，作为家用补助。”

田家英的这封信，是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信笺纸上，交给石钢党委会转送给黄筱三的。

这件事足以使人们看到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身上闪耀着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以及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毫不自视特殊的崇高风范。毛泽东送给黄宗溍1000元的厚礼，足见师生情深，师恩难忘，但是对于黄宗溍谋职的请求，只是“将尊函转去”，“成否不一定”。在此之前，也有人请毛泽东出面向文史研究馆推荐人选。例如，1954年，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就提到有人求他举荐李淑一进文史研究馆、他婉言谢绝一事，信中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通过这些事例人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那里凸现着怎样泾渭分明的公权和私谊的界限啊。

（原载《中华魂》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