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

《历史的教训》

原标题：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 为反腐提供启示

《历史的教训》是一本什么书？

2015年伊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介了“新年第一书”——《历史的教训》。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普利策奖（1968年）和自由勋章（1977年）获得者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代表作。

杜兰特不但是史家，也是文体大家，有着下笔“常可与诗媲美”的美誉。在撰写《历史的教训》之前，杜兰特夫妇花了50年时间写作《世界文明史》，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多领域，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

因为《世界文明史》卷帙浩繁，为了方便一般读者阅读，杜兰特夫妇在此巨著的基础上，于1968年写作了《历史的教训》一书，浓缩了11卷《世界文明史》的精华。该书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详细说明了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种族优劣、人类本性、宗教活动、社会主义、政府、战争、道德、盛衰定律、生物进化等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勾勒了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并总结出历史留给人们的巨大精神遗产，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

例如《历史的教训》在阐述“经济与历史”的关系时写道：“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作为毕生治史的收官之作，杜兰特用高度浓缩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书中的主题皆与具体的时代或事件无关，而是逐一讨论对理解人世间种种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书，而是类似于王夫之《读通鉴论》的史论之属，是作者长期沉潜于历史之后的治学体悟。

(中纪委网站截图)

专家解读之一

《历史的教训》一书和当下中国有何相关性？中央纪委监察部为何作为“新年第一书”向全国读者推荐？这引发了专家见仁见智的解读。

历史真谛的宏大呈现

——读《历史的教训》

倪玉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人是历史的产物。汲取历史智慧，总结经验教训，指引未来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都在为这一目标而辛勤耕耘。《历史的教训》一书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该书由美国著名文化史家威尔·杜兰特与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完成。威尔·杜兰特（1885―1981年），先后在美国圣彼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物学，并在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指导下攻读哲学，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杜兰特笔耕不辍，成果惊人，作品有《哲学的故事》、《转变》、《哲学的乐趣》、《历史英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想法和观念》，以及规模宏大的11卷《世界文明史》，是当时美国少有的集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学者。

《历史的教训》是杜兰特夫妇的代表作，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勾勒了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该书共有十三章，包括“犹豫”、“历史与地球”、“生物学与历史”、“种族与历史”、“性格与历史”、“道德与历史”、“宗教与历史”、“经济与历史”、“社会主义与历史”、“政府与历史”、“历史与战争”、“增长与衰退”和“真有进步吗？”全景式地展示了各种因素与历史的关系，博古通今，新见迭出，引人入胜，可以说，书中到处闪耀着历史学家睿智的思想光芒，是一本值得大家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的作品。

在分析种族与历史的关系时，该书强调“历史知识会告诉我们：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受过教育的心灵，都会善待每位男女，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低下，因为每一个人，都对所属种族的文明做出过创造性的贡献。”（第41-42页）明确表现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态度，这在1960年代的美国，有震耳发馈的作用。

该书在分析罗马衰落原因的时候，认为“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为以前为罗马军团提供兵员的，是既能吃苦又爱国的农业人口，他们是为祖国而战的勇士，如今取代他们的则是在巨大农场里无精打采的奴隶，这些农场由个别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据有。”（第88页）这种分析，绕过罗马衰落的表面原因，直指根源奴隶制，充分体现了这位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在分析暴力革命的时候，该书认为“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的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第122页）明确指出了革命的局限性，即革命并不必然会带来真正的进步和解放，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是思想的解放，只有作为个人的独立精神得到了解放，才意味着革命的成功。

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分析各个因素与历史的关系，他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前面十二章的内容，思考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真有进步吗？”尽管作者部分肯定了进步的存在，但其角度却和普通人并不相同。该书认为：“进步仍然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比过去的婴儿更健康、更漂亮、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生来便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式，知识和艺术的增加，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遗产在增多，接受遗产的人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第181页）也就是说，进步不可能脱离开历史，不可能存在与历史决裂的进步，历史的借鉴作用和意义，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书的最后，作者强调：“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有共同爱好的人以及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第182页）这就在不经意间，回答了第一章“犹豫”的第一句话“在历史学家的研究接近尾声之时，他将会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你们研究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第1页）也就是说，作者追求的，是历史对文明的保存、记忆和薪火相传，这样的气度和境界，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

专家解读之二

重视从人类文明史视角考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兼评《历史的教训》一书

任建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杜兰特夫妇的《历史的教训》一书虽然只是一本不到10万字的小册子，但却是他们有关人类文明史的一系列丰厚研究成果的高度浓缩和凝练。这本小册子提醒人们应当重视从广阔的历史、世界以及多学科视角看待人类社会的文明演进以及很多的具体现象，包括腐败和反腐败，非常值得人们仔细的研读并展开深入的思考。本评论将侧重于腐败和反腐败问题。

从历史、世界、多学科三个维度研究人类文明史

杜兰特夫妇研究的是人类文明史，试图要回答的是一些有关人和人类的深层次问题：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类行为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前途究竟会如何？（第6-7页）。其研究方法具有多维性和广阔性。具体来看，主要是三个维度，即历史、世界和多学科。在每个维度上都具有相当的广阔性。

首先是历史维度。杜兰特夫妇试图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纵深上来探讨人类的本质问题。在他们看来，仅停留在一个很短的甚至是较长的、很长的时期内，都很难看出人类的本质。在他们的研究中，从他们的历史纵深尺度来衡量，所谓的“人类历史”（人类产生以后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有文明记载的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第9页），“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人类的生命是陆地和海洋生命沧桑变化的一部分。”（第17页）可见，他们试图延展的历史纵深是何等的广阔？

其次是世界维度。浓缩成《历史的教训》小册子的是杜兰特夫妇的多部原著，其中主要是《世界文明史》。《世界文明史》共有11个分册，囊括了世界上的所有主要文明。从这些分册的名字就可见一斑，包括：东方、希腊、凯撒、基督、路易十四、伏尔泰、卢梭、拿破仑。恐怕给中国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关于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讨论，例如王莽、王安石、科举制等。可见其世界横向维度的广阔性。

再其次是多学科维度。威尔·杜兰特教授主要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当然，他也在哥伦比亚大学短暂地研究过生物学。可是，为了探究人类本质问题，他采用了惊人地广阔的多学科维度，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科门类。在每个学科门类中，又分别涉及多个学科，包括哲学、人类、宗教、伦理、种族、心理、历史、经济、政治、战争，天文、地理、地质、生物等。

不论是在重要研究问题的选择和聚焦上，还是为研究重要问题所采用的广阔视角以及方法上，都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正是因为杜兰特夫妇的研究选择了最为重要的问题，采用了如此广阔的视野和方法，因此，其研究所获得的一些结论：人类文明史提供给人类的教益，就具有重要的价值，至少值得人们去深思。

反腐的理想境界，即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正如书名所言，《历史的教训》一书主要的结论性贡献是关于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系列教训或教益，这些教益对人类未来的文明演进来说是弥足珍贵的。鉴于本评论所讨论的重点问题是腐败与反腐败，这里仅涉及书中有关人类本质，主要是人性以及人类文明演进趋势方面的一些观点。

首先，作为人类重要本质的人性，具有双面性，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具有基础性，其变化是极为缓慢的，甚至在人类迄今为止仍十分短暂的历史上，还看不出它的明显变化。本人十分认同杜兰特夫妇的这些观点。

在讲到人类社会的战争、腐败、风气不良以及种种罪恶时，尽管杜兰特夫妇提及人性中的很多缺陷，例如，贪婪、自私、好色、骄傲、欲望等（第61、137、169页等处，这里的部分人性要素被作者归于积极层面，评论者并不认同），但客观理性地看，人性具有双面性。人性中同时具有善和恶，好和坏，积极和消极两个面向。他们认为，人性是人的本能所形成的习惯以及伴随着的各种情绪的总和（第45页）。在他们所列出的人的性格元素表（第44页）中，无论是关于本能、习惯还是情绪，都从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进行了描述。人性中天然地、同时地具有这两个面向，这似乎是很矛盾的、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但这却是客观的存在。选择其一而否定另一面都是片面的、错误的。正因如此，本人一直认为，所谓东方儒家文明主张人性善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张人性恶，以及到底哪个正确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从理论上讲，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性一定会有所改变，但人性的变化却是极为缓慢的。就已知的历史来说，人性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第45、167页）。这种人性的相对稳定性，应该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的、深层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人性改变了人类历史，而非历史改变了人性。或许人性的这种稳定性就源于人性的双面性特征。因为对立统一的东西，往往可以持久。

人性的这些特点，就决定了它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基础并不在于人的理想、价值之类的东西（第43页）。这些观点告诉我们，必须客观、辩证、理性地看待人性。对于那些可能对人类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界、学界和商界领袖们来说，尤其不能片面地看待人性，不应该试图通过改造人性来实现其社会变革蓝图。反对腐败，实现政治廉洁，应该说就是一个宏伟的社会改造计划，但也不应该试图通过彻底改造人性来实现。以反腐败的一个理想境界，即实现“三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来看，现实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前两个“不”，即使试图实现“不想”，也主要不是通过改造人性使然。

人类文明在不断地经历着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但从人类文明史演进的历史长河来看，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是较为肯定和明显的（第十三章）。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文明的许多层面，可能都进展缓慢、甚至看不出变化，例如人性、人类幸福，但人类文明进步的总体趋势是令人乐观的。为了解释这一文明进步趋势，杜兰特夫妇还给“进步”下了一个狭义的定义，即：人类增加了对生活环境的控制（第173页）。人类之所以能在生活环境控制方面有明显的提升，其手段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世俗制度（第77页），二是科学技术（第168页）。在人类文明史上，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世俗制度和科学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人类的世俗制度文明取得了日益丰富的成就，其中的杰出者即法律（或法治）、教育（第77页）和民主制度（第122-136页）。人类的世俗制度和科学技术进步相互结合，使人类对生活环境的控制程度即文明进步程度得以提升。

对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启示和教益

腐败现象在人类社会上已经存在了很长的历史。腐败虽然有着复杂多样的原因，但深层的原因却主要是根植于人性，更具体地说，是人性中的消极层面，特别是人性中的自私、贪婪、欲望、好色、妒忌、攀比等等。人性变化极其缓慢的特点可能就是导致腐败现象十分顽固，人类社会难以在短期内将其彻底铲除的主要原因。考察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腐败、贪污、贿赂总是延绵不绝。与腐败现象关系密切的社会风气（杜兰特夫妇使用“风尚”一次，见第169页）也是时好时坏，并未显示出向好的趋势。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败具有长期性、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王岐山书记强调应重视从人类文明史视角来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不能犯急性病（在2014年12月26日专家座谈会上讲话的一个要点）等，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正像杜兰特夫妇历经广阔时空和多学科考察后，认为人类文明，特别是在工业文明以后呈现出明显进步的趋势那样，人类在反腐败上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套用杜兰特夫妇给文明进步所下的定义，可以给人类的反腐败进展下一个定义，即：增加了对腐败的控制，或在对腐败的防控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个进步在工业文明之后，尤其肯定和显著。考察当今世界，尽管总数仍然偏少，但是的确有少数国家或地区（例如中国香港）在防控腐败上，取得了质的进步，甚至可以称得上取得了反腐败的成功。亚洲的两个样板，新加坡和香港，就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例子。在工业文明之前，这些成就是难以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坚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只要政治决心足够，战略、策略、对策合理有效，我们也一定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对腐败的防控上，取得质的进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政政治”的宏伟目标。何以能够在防控腐败上取得实质性进步？主要还是依靠“世俗制度”，通过实质性地推进法治和民主，改进教育工作，以及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微观制度建设上做出努力，我们也可以肯定地实现“不敢腐”和“不能腐”。那样，我们也就成功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反腐败和作风建设的“长期性”、“永远在路上”，与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在防控腐败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不矛盾。仍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例，它们在30年前就已经实现了“不敢腐”和“不能腐”，但迄今为止，都毫无例外地保留了各自的高度专业的反腐败机构和队伍，每年仍都拨付可观的预算用以支持反腐败机构防控腐败的工作。即使我们也可以很快地取得它们30年前就已经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绝对不能有短期行为的想法，而必须坚持长期性观点。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因为强调“长期性”和“永远在路上”，就不去在短期内努力追求质的进步。我们理应以更高的效率、更小的社会代价实现这样的质的进步。

内容抢鲜读

经济与历史

按照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描绘，历史是运行中的经济—个体、群体、阶级及国家为了食物、能源、材料和经济实力所开展的竞争。政治体制、宗教机构、文化创造，都植根于经济现实之中。所以，工业革命带来了民主政治、女权运动、计划生育、社会主义，以及宗教的衰落、道德的松弛，使文学从依赖于贵族的赞助中解放出来，小说的体裁也由浪漫主义改变为现实主义—以及用经济学的眼光来解读历史。在这些运动中，那些杰出的人物是果，而不是因。如果不是希腊人要寻求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控制，可能到今天我们都不会知道阿伽门农（Agamemnon）、阿喀琉斯（Achilles）和赫克托耳（Hector）是何许人。吸引千艘船汇集到伊利昂（Ilium，特洛伊的拉丁名，译者注）的，是经济上的野心，而不是“比夜晚天空中闪烁的万千颗繁星还要璀璨”的海伦的俏丽脸庞。这些狡黠的希腊人知道如何用诗意的遮羞布来掩盖赤裸裸的经济真相。

毫无疑问，经济的解释能阐明很多历史现象。提洛同盟（Delian Confederacy）的钱建成了希腊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女王（Cleopatra）的埃及国库，复苏了奥古斯都统治下经济枯竭的意大利，支付了维吉尔的养老金和贺拉斯的农庄。十字军东征，就像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一样，都是西方世界企图获得前往东方世界的贸易通道，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导致了美洲的发现。美第奇（Medici）家族的银行出资支持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纽伦堡的贸易和工业造就了丢勒（Dürer）。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不是因为伏尔泰卓越的讽刺散文和卢梭伤感的浪漫小说，而是因为中产阶级已经上升到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他们的企业与贸易，他们需要立法的自由，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政治权力。

马克思并没有声称，个人总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他更不认为，是物欲导致了阿贝拉尔（Abelard）的恋情、释迦牟尼的佛音以及济慈（Keats）的诗文。但是，他可能也低估了群众运动中非经济诱因所起的作用，比如：由于宗教的狂热，产生了激进的穆斯林和西班牙军队；由于民族的情绪，出现了希特勒的军队和日本神风敢死队；由于暴民的自取灭亡，造成了1780年6月2日到6月8日伦敦的高登（Gordon）暴动，以及1792年9月2日到9月7日巴黎的大屠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的动机（通常是隐蔽的）可能是经济的，但是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群众的情绪。在许多实例中，更明显的原因是政治权力、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活动，就像1917年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或者在南美洲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军事政变。谁能够宣称，摩尔人征服西班牙人、蒙古人征服西亚和莫卧儿王朝征服印度，都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在这些事件中，穷人被证明比富人更强，军事上的胜利换来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带来了经济的控制权。武将可以用军事的方式阐述历史。

如果承认这些说法，我们就可以从过去的经济分析中获得无尽的教诲。我们观察到：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为以前为罗马军团提供兵员的，是既能吃苦又爱国的农业人口，他们是为祖国而战的勇士，如今取代他们的则是在巨大农场里无精打采的奴隶，这些农场由个别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拥有。今天，小农场无法使用最好的设备来实现盈利，迫使农业活动再次走向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所有权下的规模化生产。有人曾经说：“文明是人和锄头上的寄生虫。”但是到了现在，“人”和“锄头”都不复存在，而变成了一只在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方向盘上的“手”。农业成为了一个产业，不久农民就必须在成为资本家的雇工抑或是国家的员工之间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历史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治钱者治一切。”所以，银行家爬升到经济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观察农业、工业以及贸易的趋势，引导资金的流动，使我们的钱发挥出两倍甚至三倍的效用，他们控制贷款、利润和企业，他们进行风险最大又收益最大的活动。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奥格斯堡的福格尔家族（Fuggers）、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childs）到纽约的摩根家族（Morgans），这些银行家们都稳稳地坐在政府的议事厅里，为战争和教皇出钱，偶尔还会点燃革命的火花。可能这是他们权力的一个秘密：他们研究价格波动，知道历史总是会通货膨胀，钱是聪明人应当藏入地窖的最后一样东西。

过去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每一个经济体系或早或晚都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利润动机，以此来唤起个人和团体的生产积极性。像奴隶制、警察监管或者是狂热的意识形态，都证明生产率太低，花费太高，或太短暂。正常情况下，一般来说，人的价值是根据他们的生产能力来判断的—战争时期是个例外，在那个时候，人的排名会依据他们的破坏能力而定。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都是这样，由于每个人的实际能力都不一样，这些能力多数都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财富的集中，是这种能力集中的自然结果，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经常有规律地重演。集中度要视道德和法律允许的经济自由程度而定（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专制主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延缓集中的速度，民主政体因为准许最大限度的自由，会加速集中。美国人在1776年前是相对平等的，现在已经被成千上万种生理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差异所击垮，以致于现在最富有者和最贫困者的贫富差距，比自罗马帝国财阀时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根据普鲁塔克（Plutarch）的说法：“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所以这座城市似乎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没有其他的手段能将它从骚乱中解放出来……似乎可行的方法，只有动用专制的权力。”这些穷人发现自己的处境一年比一年糟糕—政府掌控在他们主人的手中，贪赃枉法的法院做出的每一项判决，都对穷人不利—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暴力反抗。而富人呢，又对向他们财产提出挑战的行为勃然大怒，也准备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理智占了上风，温和的势力确保了梭伦（Solon），一个出身贵族的商人，当选为最高执政官。梭伦贬值货币，从而减轻所有债务人的负担（尽管他自己也是债权人）；他减少一切个人间的债务，并且终止因欠债而坐牢的处罚；他取消了拖欠的税款和贷款利息；他创立了一种累进所得税制度，使得富人需要比穷人多付出十二倍的税钱；他在更多的民意基础上改组了法庭；安置那些在战争中为雅典而牺牲者的后人，由政府承担他们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富人抗议说，梭伦的措施就是赤裸裸的非法没收；激进分子则抱怨说，梭伦没有重新分配土地。但是，人们几乎都一致同意，梭伦的改革将雅典从革命中拯救了出来。

罗马元老院因其智慧而闻名，但在意大利的财富逐渐集中到临近爆炸点的时候，它采取了不妥协态度，结果引发了长达百年之久的贫民和贵族之间的战争。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本身是一个贵族，却被选为代表平民的保民官，于是提出限制所有权的议案：每人所拥有的土地不能超过333英亩（1英亩约相当于4047平方米，译者注），剩余土地分配给首都躁动不安的无产者。元老院拒绝了他的提案，认为这样做等于没收。提比略·格拉古直接呼吁平民，告诉他们：“你们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就是把财富和奢侈品拱手让给别人去享受；你们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自己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他违反罗马的法律，竞选连任保民官，但在一个选举日的暴乱中，他被杀害了（公元前133年）。他的弟弟盖约（Caius）继承他的事业，但并未能阻止暴力事件复发，下令让他的仆人杀死他。仆人服从命令将他杀死（公元前121年），然后也自杀身亡。盖约的三千追随者，全部被元老院下令处死。马略（Marius）成了平民们的领袖，当运动几乎要演变成革命时，他却退却了。喀提林（Catiline）组织了一支由“可怜的穷人”组成的革命军队，意图取消所有的债务。但他在西塞罗（Cicero）激昂的滔滔辩才面前无地自容，并在对政府的战役中死亡（公元前62年）。尤利乌斯·恺撒试图妥协和解，但经过五年的内战，也被贵族所翦除（公元前44年）。马克·安东尼失之于把支持恺撒的政治与个人野心和恋情搅在了一起；屋大维在亚克兴海角（Actium，希腊半岛西岸，译者注）击败了他，并确立了“元首政治”，在帝国疆域内的各国之间、各阶级之间维持了210年的“罗马和平”时期。

在西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崩溃之后（476年），历经数百年的贫穷，又重新缓慢地走上财富的重新积累和集中的道路，其中一部分集中于天主教教会的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宗教改革就是要通过减少德国和英国对罗马教会的支付，以及让世俗势力分享天主教教会的财产和收入，来做一次新的财富再分配。法国大革命是企图用暴力手段，在乡村实行农民暴动，在城市实行大屠杀，来重新分配财富，但主要的结局却是将财产和特权从贵族手中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美国政府在1933年到1952年间，以及1960年到1965年间，追随梭伦的和平方法，完成了一次温和的、稳妥的再分配；可能是这些政策的制订者中，曾有人研究过历史吧！美国的上层阶级曾经诅咒过财富集中，遵从过财富集中，当然现在也在恢复财富集中。

我们的结论是，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