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高层关注反腐风暴中“懒政”抬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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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央高层关注反腐风暴中“懒政”抬头问题

又一名省部级官员落马！昨晚19时45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此前一天，新华社发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述评》，文章对过去一年的反腐风暴用“震撼人心”来形容，“随着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人落马，人们看到了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体会到了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十名省部级以上腐败分子被查处，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结案数量、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数等，均达到纪委恢复组建以来最高值；约10万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受到处理，700多起典型案件被通报曝光……”

在这数十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大多有恶劣的贪腐情节，但有一人例外———去年8月被判刑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在最终法院认定的罪名中并未出现“贪污受贿”等官场腐败的常见词，却因在担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换届领导小组组长期间“严重不负责任”，对衡阳市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贿选大面积蔓延“不听、不管、不查”，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被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童名谦虽然并无恶劣的贪腐情节，但因为不敢担当、纵容舞弊，被视为“庸官”的典型，成为十八大后首个因玩忽职守而获刑的省部级官员。

十八大以来掀起的“反腐风暴”举世瞩目，其实与此相辅相成的还有另外一场风暴———治理“庸官懒政”———如果说“反腐风暴”主要是针对“乱作为”，而“治懒风暴”则更多的是针对“不作为”。过去的一年里，各地频频曝光因官员懒散、不作为、慢作为而受到各类处分的案例。廉洁已不足以成为评判官员好坏的标准，相反，“廉而不勤”同样会让仕途就此搁浅。

这场“治懒风暴”虽然没有大批贪官落马那样“震撼人心”，力度却也是“前所未见”。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治懒”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

A反腐风暴背景下的治懒

2014年7月11日，北京市高院，一起涉嫌“懒政”的诉讼引起媒体高度关注。被告人位置上坐着的，是北京市西城区区长王少峰。西城区市民李某因要求拆迁信息公开遭拒而提起行政诉讼，一审败诉后上诉到市高院。李的诉讼原因很简单：西城区政府未能依法履行信息公开答复职责，属于行政不作为。在当天的法庭上，王少峰承认西城区房管局出具的告知书确实存在表述不严谨的问题。一时间，“民告官，区长当庭认错”的消息轰动京城。

“懒政”“治懒”自古即有，但近年来的“懒政”“治懒”却有特殊的背景。据新华社报道，有现象显示，“八项规定”出台后，由于基层官员灰色收入、超规福利减少，各项规定对官员行为又限制较多，“为官不利”、“为官不便”，甚至“为官危险”的观念正在一些官员中形成，“庸政”、“懒政”有所抬头。

2014年8月25日下午，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8位政协常委现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了有关反腐败建设问题，广东省侨联原副主席李崴常委提出的问题是“推进反腐一些官员不作为怎么办？”他说，怎样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做好对中央“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我们是非常支持的，老百姓也是认可的，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现在还有不少地方的官员存在着无作为或不作为的现象。这种现象对全国社会主义建设肯定起到阻碍作用。李崴常委在发言中还问道，不知道中央有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全国党员干部工作的积极性。据新华社消息，王岐山对此坦诚地回应说，他也有关注到这一问题，并解释，与“不作为”相比，违法乱纪的“乱作为”，为害更大，亟待治理。

“反腐”“反四风”导致“懒政”现象抬头，这类说法也引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关注。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说：“当前，所谓‘为官不易’、‘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

国家行政学院一位教授指出，当前在强力反腐形势下，个别官员过去不习惯被监督、受约束的官员开始收敛，也有些人担心“枪打出头鸟”，因此将严守规定、不违反纪律异化成无所作为，“懒政”现象时有发生。

对此，新华社曾发表评论指出，表面上来看，“太平官”现象抬头，是因为八项规定等制度对官员有了更多约束，一些过惯了舒坦日子的官员能捞的油水少了，能用的权力小了，没有了干事创业的“动力”。但从根本上来看，是一些干部的党性修养出了问题，宗旨意识淡化，价值观念扭曲，将为人民服务当成了负担，实质上都是“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贪念的延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表示，“反腐败”不是“不为”的原因，而是一块试金石，它能够让人们看到哪些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哪些是尸位素餐权钱交易的腐败官员。

B“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

“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2014年5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国务院决不发空头文件，所有政策措施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也是这次会议上，李克强决定开展本届政府的第一次全面督查。

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已取消和下放了几百项行政审批权，并陆续出台了涉及经济、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的政策，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仍有‘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懒政、不作为习气”，“懒政导致中央的好政策梗阻在出台实施的‘最先一公里’和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严重影响了改革效率，降低了政府公信力”，《人民日报》文章这样说道。

“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2014年10月8日，李克强在国务院召开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再度对不作为的官员提出警告，“有‘勤’无‘廉’，政失之于公，有‘廉’无‘勤’，政失之于慵。‘廉’和‘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做不到‘廉’是腐败，做不到‘勤’也是变相腐败。”“对那些混日子、不作为、得过且过的行为，要严厉问责。”

其实对于治理懒政，本届领导班子在上任之初就将其提上日程，并与“八项规定”、“反四风”等活动一并实施。2012年11月，十八大刚过，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认真学习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王岐山在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时，就提出要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此后至今的多次会议上，都对此问题提出重视，并表示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则告诫说：“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易’，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点，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他说，“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是过严了？答案是否定的。很多要求早就有了，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

C专家建议避免运动式治懒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针对懒政开展了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整治活动。多地还在省级层面下发了专门针对懒政、官员不作为的治理文件。比如中共北京市纪委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开展“庸懒散”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广东省纪委下发了《关于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切实改进工作作风的意见》，河南制定了《关于对省直机关“中梗阻”及“基层和群众办事难”问题进行整改的意见》，辽宁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问责办法（试行）》，并配套在全省展开专项治理行动，整治党员干部的“庸懒散奢”行为。

部分省（市）针对反腐领域所出台的文件，也均覆盖政府懒政和官员不作为。比如湖北出台的《湖北省公务员履职问责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出台，对公务员日常履职行为进行制度性规范，其中就提到，公务员“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等15种行为将会被问责。

对于懒政的治理，各地也有不同做法，普遍采取高压态势。归纳各地做法，多为自查自纠与明察暗访、群众举报相结合，不少地方甚至成立了“治庸办”、“优化办”等办公室，吸纳群众力量。

各地治懒行动从报道看可谓“如火如荼”，但治理效果如何，目前仍有待观察。“很多整治活动，整治完就算了，并没有持续”，河南某市纪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地方出台了整治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铲除懒政的根源。

山西省法制办副主任刘钢柱也公开表示，政府往往忽视或未认真对待运动式执法的弊端，即没有对人的合法权利给予尊重，忽视法律规定的行政执法程序；而运动式执法的震慑力是短期的，违法行为往往“你来我跑，你走我返”，就形成了“问题不止，运动不止”与“运动不止，问题不止”的恶性循环，最终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如何治理懒政？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甘当“太平官”的背后，既有少数官员能力缺失和责任缺失等，也折射了干部制度的缺失。

上述河南某纪委工作人员认为，懒政的根源主要是目前监督和问责机制不完善。“做不做事并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也没有统一的惩治措施”，他说，目前干部的考核多集中于情况汇报，只要不犯错误，基本考核都能过关。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统一规定明确公务人员行政行为方式、时效等，庸官懒政行为存在“无法可依”、“无规可依”的尴尬。

“‘为官不为’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政府部门和个人的权力和责任不明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指出，当责任大于权力时，就会出现“不作为”。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目前个别地方和部门推出了“权力清单”，但在谢春涛看来，清单只是向公众告知政府所具有的权力，清单上的职责做不到，则没有办法。

对此，厦门海沧区委书记郑云峰深有体会。“要从根本上有效整治‘庸懒散’，不但要从严监督从严查处，还要从制度设计上有效避免‘人浮于事’，让干部无法‘庸懒散’。”他表示，目前对懒政、“庸作为”的认定和处理，从上到下还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规定、制度和处罚依据，存在党纪条规方面的空白，才让一些人有空子可钻。

学者建议，应该改革干部管理和官员任职制度，激励更多“有为”官员“上位”。

D治懒写进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为避免运动式“治懒”，中央正在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高度，将“治庸惩懒”升格为常态性要求。

去年10月底，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决定明确提出，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

“依法行政是确保国家政权运行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的重要环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法律和制度的执行说到底还是要靠人，这就给领导干部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行为准则，乱作为不行，不作为也不行。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指出，要求领导干部用“法治思维”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这是执政治理理念的升华。

正如王岐山所说的，“反腐永远在路上”。事实上，在治标的同时，治本实际上已在推进。在推进制度性建设方面，除了中央八项规定之外，公务员薪酬、报账制度等都在抓紧修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推进。中央的反腐整风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密切相关，传递出“反腐治本”、同时治理“不作为”“乱作为”的鲜明信号。

南都记者葛倩程姝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