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前传：根儿上是共产党

原标题：任志强前传：根儿上是共产党

文|张卓

1951年，任志强先生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干家庭。父亲任泉生，时任商业部副部长，母亲李秀亨，在「文革」后期担任北京市二商局领导，主管北京的烟酒副食品供应。作为标准的「红二代」，他生活在极具政治色彩的大院：高墙、警卫，食堂、澡堂，一切自给自足。他有天然的骄傲感与优越感。

小学时，他见过一位来自农村的同学，严冬赤身穿一件脏棉袄，手脚长满冻疮。他吓坏了，「大跃进」后的「三年饥荒」是院外的故事，他从未挨过饿。只是，童年的任志强几乎很少见到父母，他们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那个年代，工作意味着献身所有。「我很悲哀，从小没有父爱母爱。」他说。

「文化大革命」初始，任志强被狂热的政治气氛带动，加入「批斗」队伍。第一个死于女红卫兵手下的中学女校长是他最好朋友的母亲。「这就是革命吗？」他开始疑惑。很快，他的父母成为走资派下放到干校。1968年，父母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主动为任志强办理了下乡手续，没有读完初中的任志强被分到条件最为艰苦的延安。

插队半年多，18岁的任志强在劳动中摔断胳膊，为保护革命后代，通过关系，他参军入伍，加入了38军某步兵团。这是解放军的一支王牌部队，战绩辉煌，号称「万岁军」。「文革」时，很多高干子弟都在这支部队中服役。

任志强的军人生涯始终激荡着理想情怀。他渴望战争，争强好胜，能力出众。他曾告诉姐姐，如果他受伤，能救就救，如果救出来没用了，干脆拧死算了。「我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党说什么就是什么，无条件献身，没什么可考虑的。」

但1971年的「林彪事件」让他开始怀疑以往的信念：「为什么前一天还是接班人，第二天就变成反革命了呢？」借着父亲的高级干部身份，他能够出入内部书店，阅读了大量苏联作家的反思作品。入伍前，任志强的双眼视力1.0，那段时间他的视力急剧恶化。因为半夜里，他总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读书：「以前大家不敢反对，看了那些书后，我不得不思考，是不是要反对？」

他告诉《人物》记者，在「四人帮」后期，他曾经将一大批武器弹药偷偷运进山里的某个训练基地，「如果不打倒『四人帮』，我们就上山打游击了」。

军旅生涯后期，任志强日渐叛逆的性格与军队格格不入，团长称他「鸡肋兵」，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无法在部队获得重用。1981年，任志强复员回京，拒绝组织安排的进公检法系统，因为「体制内的晋升环境应该和军队差不多」。

30岁的任志强选择去一家劳动服务公司，这是中国农科院为解决年轻人就业创办的集体企业。这一时期，中国从革命模式转为经济发展，率先开放服务行业，鼓励个体经济。在这家不到10个人的小公司里，任志强和同事卖油条，开理发店、电器修理铺。

任志强承认，「早年能够下海经商的大部分是干部子弟」，因为「能够从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不会做无谓的牺牲」。他成为北京第一个租用军用飞机从沿海运电子设备的商人，当时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设备都是任志强提供的。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历史地位，「下海梦」在年轻人心中发酵。任志强被朋友拉进刚刚创办的华远集团，这是一家隶属西城区政府的全民所有制公司，比集体所有制企业多了一些自主权。任志强渴望这点「自由」。不过，在华远工作未满一年的任志强，因涉嫌「贪污」被捕，理由是「倒卖录像带的过程中涉及挪用公款」。 1985年，中央掀起第一轮打击经济犯罪的专项运动。经过调查，相关部门没有找到太多问题，又以「投机倒把罪」继续调查。

许多战友都跑到任志强家里说情。后来，母亲告诉任志强，听到战友的请求时，父亲一言不发。「我不觉得他应该救我，我要有问题我就该判刑，没有问题自己能出来。」任志强说，「这是我父亲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

任志强继承了父亲极强的原则性和责任感，还有大男子主义。父亲送他的唯一一件结婚礼物，是一双自己穿不下的旧皮鞋，41码。

当外界说他是「红二代」「官二代」时，他几乎跳起脚驳斥：「我父亲从来不管我，他不会为我做任何事情，我也不会依靠他。有些人怎么不动脑子想想，按说当年他那么大权力，那为什么不把我救出来？」在羁押期间，任志强通读了《法学概论》，成了半个法律专家。他和另外6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因为「有些刑事犯人太坏了，党员要团结起来对抗」。经历14个月的调查，他被无罪释放。市检察院提出两点要求：第一，任志强不得上告；第二，安排某检察官的妻子进入华远工作。

「无所谓了，我没有时间在这上面浪费。」任志强向领导表明态度，「我还要跟着党走，娘打孩子也有打错的时候。」对外人，任志强从不介意提这段经历，讲述时常有自豪感喷发：「能进共产党的监狱而无罪释放，应该说是一件很英雄的事情。有本事你也进去一趟试试。」

同时，他有了深刻的认识，「抓你也没错，放你也没错，我们的政府是不会承认自己错的。就是因为我被抓过，蹲过一年多监狱，思考很多，先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我知道这个社会不够好，这个制度也不够好」。 出来后，任志强得到一个党内处分，同时以更积极的方式投身工作。当时，眺望中国的广阔远景，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力量，整个社会都在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很快，他成为了华远的一把手，「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要是我走了，）就无法证明我在华远到底是不是犯罪。」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十四大首次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长期纠缠在改革开放中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被终结。41岁的任志强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名叫「航海」的读书计划：系统阅读各类西方经济著作。对早年提出的「共产主义的道路该如何走」的问题，他觉得找到了答案：「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是物质极大的丰富，用什么方法实现呢？搞市场经济。『大跃进』那么半天，什么也没弄到，这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可能让物质极大丰富的。」「邓小平挽救了中国。」他认为给予邓小平「再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如果邓小平说不允许开放市场经济，没有南巡的讲话，中国也没有那些书，没的看啊。」

1996年，华远成为中国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地产公司（注：1996年，华远借海外股东华润北京置地间接上市，融资1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相应的法规来规范这一行为。「为这个事我们打了很多很多次了，打的结果就是，凡是有空间的时候，只要没有明确说不行，我们就要试着让它行，我们就走通它。」任说。挂牌前一天，香港的八大报纸和香港联交所又收到一封匿名信，称任志强曾被判过刑，按照香港法律的规定，没有资格作为上市公司董事。这封信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将直接决定公司能否继续上市的问题。此时，所有的路演都已经做完，如果无法上市，华远的市场信誉将毁于一旦。任志强认为自己的应对迅速而准确。华远的党委书记当天就前往检察院取证，下午5点拿到了检察院出具的无罪证明，马上把证明发到了香港联交所。同时，华远在香港的律师通报各媒体，如果刊登不实信息，将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日，华远成功上市。随后，证监会专门出台了一个红筹股监管文件，杜绝其他公司借用华远的方式上市。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华远扮演过很多次类似的第一：第一个吸收国外银行贷款，第一次在斯德哥尔摩打国际官司。「我们每做一个行动以后，后来就出一个文件，你早干吗来着？说明你们这些立法，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坐在记者面前，任志强不屑地说。「有人说（企业家）有原罪。我们是改革的突破者，开始都可能被别人当成原罪，原罪是因为政府的原因和政策造成的。」

任志强从事的房地产行业是违法事件的高发高危领域，但在华远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一直坐到60岁退休，他始终平安无事。对此，任志强有着自己的解释：「该妥协的时候我会。就是大道理我能分得很清。」随即，他跟记者谈起褚时健等一批落马的国企高管，这群人「像镜子一样」时刻提醒他不要犯错，「他们多半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少量才是经营不善」。

1996年，作为国企领导人的任志强年薪就近700万，全国排名前三。他第一时间在华远召开党委会，让所有党委成员签字认可。「这相当于找到了一个保护伞。」任说。果然，很快，组织派人调查他的高薪时，任说：「这不是个人决定，党组织认可了。」

在华远，任志强要求员工每天看《新闻联播》，时刻了解中国的政治动向。「在真正突破底线时，我会听从党，如果不让干，不让干就不干。」任说。80年代末的游行，华远没有一位员工参与。

对于官商关系，任志强特别警惕。作为「红二代」，他的初中辅导员是王岐山，他称自己与体制内的多位高层都有良好的私交，有些人是「推开办公室门一起下盘围棋」的朋友。但他同时强调，做生意从来不会动用这些私人关系。「我不需要找这些人，假装不认识。一些人做这些事，是低能。我叫他没本事。」任志强阐释背后的逻辑，「让他们给你办事可能害了他，他批了条子，违反纪律，出了事也会害我，所以我不害别人也不害自己。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些官员哪个会倒，所以绝不是靠某一个人。以人为标准的，从毛主席到林彪都出现过问题。」

本文首发于《人物》2013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