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台长老杨：不让播的他也播了(图)

杨伟光

原标题：央视台长老杨：不让播的他也播了

他是央视人口中念念不忘的老台长、老船长和老杨。他用14年时间将央视带入了一个难以复制的黄金年代。他叫杨伟光。现在，他把自己的故事讲完了。

本刊记者| 季天琴

“没有他，就没有我。”得知杨伟光去世后，白岩松给现任央视副台长的孙玉胜发了这么条短信。

21年前，时任央视台长杨伟光让孙玉胜牵头，负责筹备早间新闻。这个名为《东方时空》的栏目开启了中国电视把“宣传变传播”的变革，也改变了一大批年轻人的命运，其中包括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等人。

令白岩松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领头人走了。

9月20日，敬一丹从白岩松那里获知了杨伟光去世的消息。当天正值中国传媒大学60周年校庆，敬一丹、白岩松、李瑞英、鲁健等人正在母校参加校庆晚会。在场的多位央视名脸表示，没有杨伟光，就没有他们。

1985年，杨伟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调任央视副台长时，完全是一个电视外行，等到1999年卸任央视台长，他以极具个性的胆识和智慧，带给央视一个难以复制的黄金年代。在他任上，央视的话语权达到顶峰，《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的横空出世，深刻影响了一个时代。

这个副部级干部的谢幕本该有一个高规格的告别仪式，但他省去了这些虚荣。《博客天下》获悉，杨伟光留下“五不”遗嘱：不通知探望，不过度治疗，不维持无质量无尊严的生命，丧事从简，不做遗体告别，不举办悼念活动。

央视人用集合起来的个体回忆，为杨伟光举行了一场情感上的盛大葬礼。央视纪录片导演陈晓卿称自己的朋友圈“一片哀号”：他们有老杨推行央视制度改革的直接受惠者，也有老杨推动整个电视行业发展的间接受益者，更多是没有赶上“杨时代”的，他们扼腕长叹，更像是对那个曾经充满希望的电视时代的集体怀念，所谓“在别人葬礼上哭自己”。

“很多人他都不认识，但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跟他有关。”敬一丹称。

9月27日，杨伟光“头七”，央视新闻评论部的老人们自发为他举行了追思会。一位参会人员告诉《博客天下》，敬一丹等人数度哽咽。

在敬一丹眼里，杨伟光就像是一个经验老到的船长，让水手有方向，知道该往哪儿走，劲往哪儿使。他不是具体跟每个人之间都有故事，但他在全台创造的气氛、搭建的平台，成为很多人职业生涯的大背景。

1998年10月7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右二）、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左三）与《焦点访谈》节目编辑记者座谈。图为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右一）向朱镕基、丁关根等介绍该台主控制室。

一个人对了，一群人就都对了

参加杨伟光的追思会前，白岩松翻来覆去就想一句话：一个人对了，一群人就都对了。

“当初老杨对了，我们也对了，至少对了前半辈子。”白岩松认为自己有三层恩人：一是邓小平；二是杨伟光；三是孙玉胜和时间等《东方时空》的初创人员。

尽管杨伟光已经离开央视15年，其间还换了3任台长，在他去世时，央视人仍执着于怀念他。在羊坊店路115号，评论部南院工作区，老同志们自己出资设置了凭吊场所。杨伟光的遗照放在“求实、公正、平等、前卫”的几个大字下面。

这是20年前，孙玉胜为评论部定下的部训。在1990年代，《东方时空》和新闻评论部被很多电视人视为延安，集中了一代人的精神信仰。这面大旗把各地有想法、有激情的人都聚拢一起。

由于编制有限，《东方时空》以临时工居多。临时工和正式工同工同酬，多劳多得。1994年加入《东方时空》的陈耀文回忆，当时节目组都是拼命干活、大块吃肉大块喝酒的人，是金子就能发光，是沙子就得流走。

无论正式工还是临时工，都管杨伟光叫“老杨”。他让那些年轻人分享了时代的平台，让他们过了一把瘾。

1991年12月，时值政治、经济局势波澜诡谲，担任了6年副台长的杨伟光接替黄惠群，成为央视第七任台长。他上任后的第一把火，便是创办《东方时空》。

这是邓小平南巡后政治改革的意识形态诉求，也是媒体对时代的回应。生前接受媒体采访中，杨伟光曾多次提起，1992年12月，时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徐心华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传达了部长丁关根的新指示，要求媒体要抓热点问题，对腐败、官僚主义和一些不良风气进行揭露。

杨伟光称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告诉徐心华，口头传达不够严谨，最好有文字依据，以红头文件的方式下达。他回忆，当时徐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了他一下。

在《杨伟光的央视岁月》一书中，他为此举提供了解释：热点问题很容易踩雷，一旦出了意外，板子总是打到媒体身上，红头文件则可以成为呵护部下的挡箭牌。

1993年，中宣部向新闻界发文件，要求媒体报道热点。在当年电视宣传座谈上，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亲临会议。这等于给了央视一张在激流中探险的通行证。

1993年5月1日上午7时《东方时空》的开播，成为央视改革的发端。杨伟光解释，之所以选择早晨，一是为了填补一个国家电视台没有早间节目的空白；二是这个时间点当时被认为是收视的垃圾时间，敏感的电视改革会由于“没人看”而降低风险。

“作为台长，他很清楚自己的媒体该朝哪个方向去，步子可能慢些，他也会调整策略，但他内心有明确的底线，这是他成功的支撑性力量。”陈耀文称。

《东方时空》的《焦点时刻》板块，定位于热点问题。1994年4月1日，在《焦点时刻》的试验基础上，央视又创办了15分钟的晚间新闻节目《焦点访谈》。

杨伟光回忆，《焦点访谈》开播后社会反响很好，丁关根在中南海召开了座谈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办好《焦点访谈》，他和时任副台长沈纪、时任新闻中心主任李东生等人参加了座谈会。

《河殇》导演、原《新闻调查》制片人夏骏在杨伟光退休后跟他交往颇深。夏告诉《博客天下》，杨的斡旋能力很强，但他不是为了升官，而是为了做事，更高层也很了解这点，对他基本上都表示理解和支持。

几乎没有他干不成的事

当时的《焦点访谈》，外人想要说情拿掉一个节目不容易。

陈耀文在追思会上回忆，1994年夏，大约晚上十点多，他在台里编片子，看到杨伟光在溜达散步。杨告诉他：“这个时间我就出来转，我也不接电话。”

陈一下子听懂了。那时手机还不发达，杨晚上不接电话，是要躲开各种说情，等到节目播出后，就以不知道为由进行搪塞。“作为台长，他知道要好节目。至于高层，他自有分寸。”陈耀文称。

原《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步兵也在会上提到了杨伟光的应对智慧。张回忆，时任广电部某副部长找杨说情，要求撤下关于其家乡的一个舆论监督片子，杨满口答应，但电话一挂就要求新闻评论部“赶紧播出”此片，事后又以干预不及时为由，向对方请罪。

在新闻评论部工作近20年的余晖（化名）告诉记者，当时节目出了问题，不用记者承担，制片人、中心主任、副台长、台长会替记者挡刀枪子弹，“旗帜毕竟是在老杨的指引下才挥舞起来的，他能召唤出传媒理想，能召唤大家为理想奋斗”。

杨敏回忆，当时评论部的工资上不封顶，有人挣得比杨伟光还多。当被问到是否会不平衡时，杨的回复是：“你们事情干得好，其实我是最大的收益者。我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我是副部级，有房子和专车，你们都是外地来的，我得到的比你们多。”

杨伟光的新闻观，是没有做不了的选题，只有做不了的角度。除了极少数特殊问题，没什么禁区，关键是用什么角度去评述。

王坚平参与创办了《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他对于“杨时代”的感觉是“敢于担当，几乎没有干不成的事”。王坚平和张步兵等人曾在某地采访被打，还被抢了机器。杨伟光告诉他们，回应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节目做出来。节目播出后，当地市委副书记带队来央视告状。杨伟光理直气壮：事实是成立的，观点也没有问题，要谈去中央谈。对方后来不得不向被打记者赔礼道歉。

“当时最基层的记者和副部级的老杨之间为什么会有默契？因为我们都知道，看到我们的成绩和作品，他会高兴。”余晖说。

夏骏认为，央视是敏锐的新闻人和旧体制共存的状态，这群人信息量最大，都很出色，必须有释放的空间，要么是精神上的实现，要么是物质的转移，人精们都想当富翁，央视的体制是撑不住的，必须要形成事业的理想力量，“在杨伟光时代，他有意无意做到了”。

数位编导告诉《博客天下》，杨伟光审片时话不多，只有认为大方向有问题才说话，甚至毙稿。1994年12月，克拉玛依大火，造成325人死亡，死者中288人是学生。杨曾在数次采访中提起，当时《焦点访谈》就此做了一期节目，非常感人，但他考量了一下播出风险，并未通过。当事编导在他面前哭得抬不起头。

这个编导就是陈耀文。20年后，在杨伟光的追思会上，陈对杨当时的决定表示理解：他在他的位置上，了解高层的东西多一些，记者可以不顾栏目生死，但他必须做出权衡。

1996年5月7日，北京民族饭店，“第二届金话筒奖”颁奖典礼上的赵忠祥和水均益。他们是央视黄金时代的亲历者。

一脚踩着中南海，一脚踩着四合院

《东方之子》原制片人时间在追思会上回忆，有天值班时，接到杨伟光的电话，缘由是当天节目中提到了一位名叫李小鹏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杨称，领导的孩子也叫这名，虽然只是重名，但节目容易让人引起联想，“说李某就行了”。

“当时他都快退休了，还管这事。”时间感慨，“站在我们的立场，这算什么事儿，但老杨要考虑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要做的事情，比我们想的要难得多。”

在多个场合，杨伟光都谈起“度”的艺术，即如何在体制内找到一个多方认可的平衡点。《东方时空》筹备时，孙玉胜最初给节目取名为《新太阳60分》。这源于一句希腊谚语“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样片出来后，杨伟光发现了问题：老太阳是毛泽东，你是不是要否定毛？

他最终说服了坚持己见的孙玉胜：最后如果出了毛病，人家不会找你，肯定找我。

杨伟光稳妥地把握着前进的节奏和方向。“他认为很危险的东西，就会提意见。提了还不改，那就来点威风，要求整改，改完了还能播。”余晖说。

在主政央视期间，杨伟光上呈下达，游刃有余。这需要勇气，也需要本事。

他在任时提出要一年干一件大事，一年拍一部大剧，除了新闻栏目，电视剧也获得了极大突破。曾在央视国际部和文艺部担任领导的张子扬向《博客天下》介绍，《雍正王朝》、《突出重围》、《牵手》等都由杨伟光主抓，电视剧创作由此开始接触现实主义题材。

1999年元旦播出的历史剧《雍正王朝》命运尤显起伏。杨伟光曾透露，由于剧中涉及的反贪反腐、抗击洪水跟当时的现实有惊人相似，考虑再三，他决定向上级请示，后李鹏、吴邦国、罗干都表达了对此剧的肯定。

杨伟光带领这个敏感又重要的媒体走过了关键年代。夏骏认为，一般人只是从体制的规律去想象杨伟光，但他的了不起恰恰在于，他做成了辉煌的事业，还保持着本色，“他有政治智慧和斡旋技巧，但他的根本力量在于善良和包容。他对人和事业的理解和开放，是一种天性”。

“老杨主要是提供了价值取向，他眼睛有人，他的记者眼里也有人。他知道要替中央说话，但也要发出老百姓的声音。这就是一脚踩着中南海，一脚踩着四合院。”余晖称。

《东方时空》的创举之一，便是把观众和采访者的视角拉为平等。团队早期成员张洁回忆，当时《东方之子》是拍成功人士，制片人要求是平视，不能仰视，《生活空间》则是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制片人则要求不能俯视。

平视的背后，是对每个个体的尊重。敬一丹记得，央视去延安举行“心连心”艺术活动，当地万人空巷，一票难求。节目组成员发现一个老人，披着化肥袋在雨里等。杨伟光得知后，亲自找到那位老人，给他送票。

白岩松称，虽然跟杨伟光隔得很远，但感觉总是很近：要是他的审美观没变，最后会选中我们这批主持人吗？

在余晖看来，这恰恰是《东方时空》真诚和平民化的表现：这些主持人，有几个好看的？他在筛选人的时候，并不希望你有播音腔，都有点口音，你是人，你关心的是人，你有很多东西可以跟老百姓重合在一起。

他的开放力是天然的

“要不是老杨，我可能就死了。”赵忠祥把杨伟光视为贵人。1985年，由于内部调整，赵离开播音岗位，一无栏目，二无团队。没有出镜机会就意味着影响力的消失。杨伟光当时刚调来当副台长，不显山露水，很低调，让赵去弄几个节目，好就给他播。

“我啪啪啪弄了几个节目，又活了，90年代还走向了更大的辉煌。”赵忠祥告诉《博客天下》，“他看出我是人才，知道我能弄出好东西。”

时间认为，如果没有杨伟光在台上，他可能就得不到重用。在名为《语态——改变中国电视的十年》的回忆录里，孙玉胜评价时间“天分很高，但有时说话随意”。

杨伟光曾提到，时间拍了部名为《天安门》的纪录片，有“满清遗老遗少的照片，还拿到香港去评奖”，搞得自己很被动。时间在追思会上谈到了杨伟光对自己的处置——调他去采访部了解宣传纪律，或者调他去海外中心专题部。

“我本来是个问题青年，老杨还能让我挑三拣四。他对年轻人，是从爱护你的角度来考虑。”时间说。

杨伟光的前两任台长都很平易近人，“很随便，见面也都拍拍打打，整个央视像个公社大食堂，乱哄哄的”。时间称，老杨在央视建立了秩序，看上去挺威严，坐下来又是父辈和长者的形象。

1993年，时间成为《东方时空》的7名初创人员之一，“当时感觉就像敌后武装队一样，给一个图章，给把枪，也没有节目经费，让你去发展你的组织，走的时候一个人，回来带来一个团”。

在孙玉胜看来，最初来到《东方时空》的同事都有“人际血缘关系”：时间先是找了大学同学崔永元来《东方之子》做兼职策划，崔永元又把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师弟白岩松介绍给时间；《焦点时刻》的制片人张海潮和新华社的盖晨光熟悉，请他做兼职，盖晨光又拉了同事水均益一起帮忙。

“每个人都跟他互动可能都不多，他也不会具体到人名。但他提供了一个理念，鼓励这些人成为闪光的人。”余晖称。

央视《中国财经报道》栏目制片人姜诗明回忆，20年前，他在杨伟光的办公室里汇报经济部的节目方案，还能跟他争论，杨很耐心，“竟然能允许你试，此后有多少年轻人有如此幸运？”

“他的开放力是天然的，不是来自于心计和训练。多年相处下来，他从没给我上下级的感觉。跟他交流，他从不会认为你这话太幼稚了，或者想要指教你什么。”夏骏称。

杨伟光生前提到，有本事的人都有性格，喜欢拍马屁的都是没本事的人。

赵忠祥称，和杨伟光没有杯酒之欢。“我们这些业务干部，有这么个领导罩着，你能不努力工作么？他帮的不是一两个，他去世后那么多等人都在微博上说他的好，我们这支队伍的兴旺发达，是由这个人穿针引线的。”

在杨伟光去世后，郎永淳在微博上感谢杨的开明与担当，否则他不可能进入央视，成为“戴眼镜”的主播；杨澜则感谢20年前杨伟光对自己的鼓励，告诉她主持人要有个性，没有播音腔反而是她的优势；倪萍34岁那年被破格提拔为正教授，也表示要感谢杨伟光。

在方静眼里，杨伟光则永远是珍爱人才、充满人情味的老船长。20年前，杨看了一眼方做的英文采访，当即拍板将这个没有任何门路的实习生留在央视。在分配栏目时，方静被分至《中国新闻》当主播，方要求保留长发，从此打破了新闻主播必须留短发的魔咒。

即使没有经历过“杨时代”的央视人，也能以痕迹和他对时代的影响来判断他的价值。刘芳菲称，没有赶上他的时代，但从身边人的闲谈品评里能感受到杨台长的威严与气魄。

坐那么破的面包车，创造出那么大的辉煌

1997年，杨伟光61岁。他曾表示，之所以超龄服役，是因为当年的两大政治事件——香港回归和中共十五大的召开。香港回归的现场直播展示了他的经验、魄力和技巧，被外界视为央视跻身国际大台的标志。

杨伟光能举重若轻。白岩松回忆，1997年11月，三峡截流直播，他和方宏进早餐时遇到杨，问还有什么吩咐，他让“随便说”。中共十五大期间，杨伟光有次审片，就说了个“行”。编导问，有没有具体的问题。他答：具体的问题你们比我更熟悉。

这一年已是他进入央视的第12个年头。他像一个桥牌高手一样，娴熟地驾驭着央视的工作。

1935年底，杨伟光出生于广东梅县的贫寒家庭，父亲在他年幼时闯荡南洋、病故异乡。1957年，杨伟光考上北大新闻专业，后因院系调整被并入人大。1961年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那里工作了24年，从记者做到副台长。由家门进校门，由校门进机关门，除了个人才能和工作业绩，他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杨伟光曾透露，1985年，他从强势的电台来到央视，组织上已经确定他将接替即将离任的老台长王枫。但事情并非他想象中那样顺利。由于在电视界资历尚浅不能服众，1988年，由黄惠群接棒王枫。

担任副台长时，杨伟光分管新闻，上任初始他便显示了开放姿态。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发生爆炸，《新闻联播》将其列为头条，并播了足足6分钟。将国际新闻置放在国内新闻之前播出，这是一向以刻板形象示人的《新闻联播》最为出位的一次。

杨伟光副台长留给央视老人的印象是不张扬、不说话。他真正展露才能，还是从1991年12月担任台长开始。

曾任央视《百姓故事》制片人的陈真追思，80年代，杨伟光老坐他的车回家，一辆特别破的面包车。后来陈真想起来就觉得不真实：坐那么个破面包车的副台长，怎么创造出那么大的辉煌？

夏骏认为，杨伟光是在合适的历史机缘上当上了台长。此前他经历了“反右”、“文革”、“拨乱反正”以及风云变幻的80年代，历经沧桑和政治风波，却保持了理想主义的本色。

在杨伟光的掌舵下，1993年开播的《东方时空》既获得了高层领导的信任，又把节目办出了地位和威信，自此央视的新闻改革稳中求进。

在经营方面，他表现出了广东人特有的务实和精明。1993年，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杨伟光拍板加了一则30秒的广告，从这则广告开始，央视依托《新闻联播》前后的黄金时段进行了点石成金般的广告招标。

杨伟光对自己的魄力、胆识颇有信心。他曾告诉夏骏，1994年《三国演义》开拍时，电视剧制作经费才十几万一集，他每集经费给到了100万。结果第一轮播出就实现了利润，在港台播出效果都很好。邵逸夫旗下的TVB没有购买到播放权，节目经理专门赶到北京，打听央视还有什么大制作在拍。

在杨伟光主政时期，央视的频道由3个增至9个。他心中的蓝图是将央视建成世界一流大台。央视内部对此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他步子迈得太快。杨在生前一次采访中透露，为了平复异议，丁关根到央视召开了三次座谈会，以示对杨的支持。

他不仅能获得中央领导的信任，也能获得传媒巨子的青睐。“邵逸夫很喜欢他，还曾笑称想把TVB送给他。”夏骏称。

一切到点全部结束

1999年，杨伟光从央视这个名利场上全身而退。

“当时央视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商业井喷期，长时间当一把手，不出事的很少。”夏骏称，“老杨跟我说过，有个公司对体育频道的招标不满，去举报他，他自己要求中纪委将此事查清。”

夏骏认为，外界忽视了一个逻辑，杨伟光恰恰是一个不会腐败的台长，因为他要用心力和政治风险以及各种力量博弈，“他要是想捞钱，谋求个人利益，就会你好我好大家好，不会站在监督的一面”。

2013年12月，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在央视任职期间，李深受杨伟光器重,由部主任升至中心主任、副台长。夏骏称，“老杨就像一个稳健的老帅和船长，东生就像一个有魄力的轮机长，也经常剑走偏锋，后来他被权力吸附进去了。”得知李东生出事，夏骏给杨伟光发了条短信，称李“辜负了您的一番培养，让您失望了”。杨回复了20余字：教训很大，违法违纪的事情不能做，必须坚持原则。

“违法违纪的事情不能做”看上去像是一句平常的套话，其实，这是杨伟光任职央视时的口头禅。

让夏骏印象深刻的是，杨是新闻专业，和法律无缘，却特别注意法律知识，他退休后跟人合作项目，每次都有律师在场，务必确保以合法程序进行，不留瑕疵。

北大新闻学院副教授胡泳微博称，“杨伟光见过大阵仗，更重要的是，他懂得高位有大祸。”胡曾任央视《我们》栏目总策划。在胡看来，在央视这种要害部门担任要职，各方面的风险都很高，稍不注意就容易出事。

杨伟光退休后成立了天地人传媒公司。他曾透露，这是领导人的特批。这个公司是杨伟光英雄梦想的体制外尝试。夏骏介绍，杨认为中国电视剧的结构比较乱，缺乏前进的引导力量，因此想联合30个省级的非卫星电视，每晚同步播放两集优质优价的电视剧。

夏骏认为，杨伟光本人的资源是最有可能做成此事的人，但中国电视普遍的行政化和非市场化，导致谈判量和协调量巨大，以至于杨做得很好的《家有儿女》和《妈祖》等电视剧的利润都消耗到播出网里。

“他试图用体制外的方式，与体制合作，这个尝试是流产的。”夏称。

在夏骏看来，把央视看成行政机构、把杨伟光看成副部级干部，是对他资源、领导能力的浪费。如果他能像邵逸夫做董事长，央视就会延续他的风格继续前行。

但体制要求他到点就退。在“老杨”离开央视后，央视员工对台长的称呼也在变化。央视员工杨敏（化名）向《博客天下》介绍：后来的赵化勇和焦利，被称为“赵台”和“焦台”；现任台长、曾任广电部副部长的胡占凡，则被属下称为“胡部长”。

在杨伟光的“头七”那天，参加追思会的多位评论部的老人，都认为自己人生最辉煌的一段跟杨伟光有关系。他们不仅在追思逝者，也在追思那个年代。

这对杨伟光而言，同样也是悲剧。他在央视做一把手的经验，没法有效地移植到体制外。夏骏称：一切到点全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