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互联网时代》是第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

在美国西海岸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采访“互联网之父”伦纳德·克兰罗克。

原标题：在互联网时代寻找中国位置

本报记者蔡梦吟《 中国青年报》（ 2014年09月02日09 版）

8月25日晚9点，大型纪录片《互联网时代》的制作团队近40人对着电视簇拥一堂，屏息等待他们耗时三年的作品首播。自从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后，该片收视率一路飘红。

据该片总制片人张政介绍，第一集《时代》播出后，当晚网络视频点击便超过10万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安筱鹏说：“看这部纪录片我觉得很激动，它特别深刻、透彻！这对整个中国社会理解信息化、推动现代化，都会产生积极影响。”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聘导师、互联网学者段永朝说：“这部片子既可看到时代的变迁，又可看到中华民族在其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以及怎样展望它的未来。除了震撼，我想不出更多词来描绘我的感受了。”

今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互联网时代》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全球电视机构首次全面系统解析互联网的大型纪录片。央视财经频道10个摄制组历时3年，奔赴14个国家，采访了近200位互联网各界重要人士，包括对7位年近九旬的“互联网之父”抢救性采访。

“我们用10集的篇幅，每集50分钟，讲述互联网会给整个人类带来什么。”该片文化顾问兼创作指导麦天枢说。据悉，10集分为《时代》、《浪潮》、《能量》、《再构》等， 呈现了互联网带给人类经济、文化、社会、政治、人性等各方面的深层变革，并力图探寻变革背后的本质，展望互联网未来的可能及对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

还有什么选题比互联网更重大？

2011年9月，在央视一次重大选题讨论会上，副台长、《互联网时代》总策划、总监制魏地春指出：“互联网深刻改变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国家级媒体，还有什么比解析互联网这样一个关乎全球生活的话题更重大的呢？”

这个任务随即陆续落在了财经频道综合部主任张政、《经济与法》栏目制片人石强、央视高级记者兼中国纪录片学会理事孙曾田的肩上。张政任总制片人，石强、孙曾田任总导演。三人很快组织起频道内外几十个得力干将，开始了长达3年的征程，并请来此前曾指导过《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等多部大型纪录片的著名文化学者麦天枢任顾问。

互联网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题目显然过于复杂庞大。张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大家感到创作有“六难”：第一，题材本身尚无可参考的完整思想体系和学说；第二，无处不在的深度变革，难以归纳、提炼；第三，“网”不可见，镜头上没有直接面对的目标；第四， 专业性高，普通受众较难理解；第五，互联网日新月异，未来较难把握；第六，国外在互联网产业和研究领域都走在前沿，中国人来做这部面向国际的片子更加不易。

经过数轮思维碰撞，片组最终决定，“既要立足互联网，又要离开互联网谈互联网，做一部超越专业、技术、行业，有文化和社会思考价值的作品。”

石强回忆：“建组之初，片名拟定为《互联网·中国》；随着主创团队的不断碰撞，又改为《互联网》；最后，魏地春副台长确定将其更名为《互联网时代》。”

“这个题目表达了它真正应有的内涵，我们要描绘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命题：描绘‘互联网时代’。”

不能只关心怎么拿互联网赚钱

这是怎样一个时代？

《互联网时代》第一集题目为《时代》。麦天枢说：“一个新时代确实来了。”

在石强看来，一部500分钟的纪录片，并不能全面回答关于“互联网时代”的所有问题，但引起思考比给出答案更重要。“对一个问题最好的答案，就是能够不断地追问这个问题：互联网时代到底是什么？”

中国互联网协会前任理事长、年已八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胡启恒在看完第一集后，非常激动：“这部纪录片可能是中国对世界互联网所贡献的第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

胡启恒对片中一处解说词印象深刻——“所有的你都让我变得更强，所有的我都让你变得更加有效。”她认为，这是对互联网技术内涵最好的解释；每一个人都是创造者，这个时代是大家共同创造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部纪录片带有启蒙性质。石强认为，面对即将迎来大变革的互联网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却只看到了眼前的热闹和利益。他希望通过该片，引动国人对互联网的理解由肤浅走向深刻，引动对互联网时代的规则与秩序、生存方式等方方面面的思考。

石强说：“中央提出，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但是，许多人对互联网的理解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具体而言，就在于人们只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工具或商业模式，关心的是怎么拿互联网赚钱。”石强借用片中美国学者凯文·凯利的一句话评价道：“人们总是在问明天是晴天还是下雨，却很少关心下一个季节是什么。”

从“网络大国”到“网络强国”还有多远

截至2013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45.8%，网民数量世界第一，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但从“网络大国”到“网络强国”，中国还有多远的路？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石现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第一，在互联网核心技术层面，我们还远未能起到引领作用；第二，我国还没有出现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第三，我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还跟不上，信息化程度亟待加强；第四，我国还没有培育出成熟的互联网文化环境。”

麦天枢认为：“中国一定会成为互联网强国。因为中国十几亿人口品质的提升，是整个人类品质的提升。”

《互联网时代》第三集《能量》中的一句解说词这样说：“一个国家民族能为人类生产线提供多少全新的构想，已经在转化为全球民族国家竞争的新的疆域。高低优劣，正是强弱盛衰。”

“互联网进入中国恰逢其时，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必然。”石强说，“在农耕文明时代领先、在工业时代落后的中国，在互联网时代能与世界几乎同步，这是因改革开放之幸。”

“互联网时代，人口数量变成了极富价值的元素，这恰好形成了中国的优势。”对“互联网强国”的蓝图，石强说：“举个例子，一个国家在本土诞生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基础，中国全都具备：人口基数、人口教育程度、经济发展程度、统一的文字语言。”

但该片也敲响了警钟——成为互联网强国，这绝非技术问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几位主创均提及了第九集《世界》里的一句解说词：“整个中国社会都需要为中国的互联网谱写全新的软件。”

互联网是反腐武器

《互联网时代》第四集《再构》的主要内容是：互联网解构并重构着社会结构，深刻影响着各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施政方式。

互联网具有天然的“去中心化”特征。《再构》解说词描绘道：“人类社会一经诞生，就有金字塔一般由层级堆累起来的醒目中心。在互联网时代，金字塔塔顶上的那块石头，已经可以轻松地触摸它基座最深处的那一粒岩石，不论哪一个位置上的石头，都拥有了新时代的上帝之手。”

在麦天枢看来，从《再构》可引申出一个深刻课题：“如何既推动中国互联网事业的蓬勃发展，又维护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这将不仅检验一代中国政治家，还将检验若干代中国政治家。我希望中国能理性、安全地迈入互联网时代。某种程度上，发展的安全比发展的快慢更重要。”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互联网时代都面临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信息传播技术创造了绝对少数也不能被忽略的可能，每一个声音都面对着世界，每一滴水珠都等同于大海。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有与之匹配的执政智慧，修补社会机制。”麦天枢说。

在当下改革进入深水区、反腐进入攻坚战的背景下，麦天枢观点鲜明：“互联网是互联网时代反腐败的最好武器。”他指出，互联网要求高度透明，不透明的既得利益群体是它的天生敌人。“一个腐败的社会不可能有持续澎湃的创造力，公正透明的社会才会鼓励年轻人走正道，努力创新、创造。”他强调，“中国必须为互联网时代的科技发展创造良性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