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知华派调查：韩国分量重 日本目前难有作为

原标题：日韩知华派两重境地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加大，知华派这一来源日语的词汇也越来越具有特殊的意义。熟悉中国、了解中国的人士，在各国对华的外交、经济、文化等关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报记者：张子宇

2014年7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达成一系列合作协定。而在此之前的6月，韩国总统朴槿惠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打破了韩国总统访日先于访华的传统。中韩关系被认为处于近年来最好的时期。

朴槿惠在2005年就曾与习近平有过短暂会面，到她在2013年就任总统的8年时间里，她分别以不同身份三度到访中国。最近一次是在2011年11月，当时朴槿惠作为大国家党前党首应邀访华。在那次访问期间的一次晚宴上，她在没有原稿的情况下用汉语致辞3分钟并接受采访，显示出其功底颇深的汉语实力。除此以外，朴槿惠曾获得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钟情于中国哲学的她还曾在一篇题为《遇见我人生的灯塔—东方哲学》的文章中写道：“自与《中国哲学史》相遇，我恢复了心里的宁静，明白了之前所不能理解的许多事情。所谓人生，并不是与他人的斗争，而是与自己的斗争。”《中国哲学史》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名著，能阅读这样的书籍，朴槿惠对中国的了解相当不一般。

由于对汉语的精通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让朴槿惠在中国一直被称作是“韩国政界的中国通、知华派”。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媒体也认为，中韩关系好与知华派掌权不无关系。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加大，知华派这一来源日语的词汇也越来越具有特殊的意义。熟悉中国、了解中国的人士，在各国对华的外交、经济、文化等关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韩国学术界知华派不少，分量很重

“所谓的‘知华派’应该指的是比较了解中国的人士。”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韩国国际政治学会会长、国立仁川大学国际关系和中国研究专业教授李镐铁表示，“特别是在中国留学过的韩国人，不少韩国人在中国上小学、中学或者大学。还有一些人在中国读博士，然后大部分在韩国的大学或者研究所工作。在中国留学的韩国人很多都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也有不少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他们在韩国学术界人数不少，分量很重。”

“目前在韩国，比较有代表性的知华派还包括韩国驻华大使权世宁、中韩友谊协会会长李世基、京畿道知事（相当于中国的省长，而京畿道又是韩国首都首尔所在地）南景弼等。”一位韩国外交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这些人当中，李世基曾任韩国国会议员，出任过韩国体育部长官和统一部长官。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他作为韩国政界要人还曾来北京出席了开幕式。而根据中国前驻韩大使张庭延的回忆，1985年李世基在任统一部长官时，作为政府特使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活动时，在那里与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的吴学谦相遇。当时中韩还没有外交关系，在简单地寒暄后，李世基提出与吴学谦合影，后来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李世基的办公室。而在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期间，李世基一直为北京而奔走。2001年时，已经年过60的他还专门到中国社科院做短期学习。

另外两位，南景弼曾做过韩国前执政党大国家党的外通委委员长，曾多次访华，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都曾接见过他，作为韩国比较年轻的政治家，南景弼在未来中韩关系中的角色值得期待。而权世宁在就任驻华大使后，开通了新浪微博，加强了对华公共外交方面的工作。

“除了政治人物外，还有一类知华派，他们在企业工作，但是有过派驻中国的经验或者直接就负责对中国的业务，这些因工作经验而知华的，还有在中国有工作经验的人也可以叫知华派。他们在公司，参与有关中国的工作。知华派在自己的公司或者部门又被称为中国通，对制定有关中国的政策时影响力很大。”李镐铁谈到，“经济方面也是，那些了解中国的人，对韩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做企划等方面影响力很大。但是有些在中国失败的人对中国有悲观的看法。”

日本知华派目前难有作为

相对于韩国，目前中日关系不容乐观，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曾经在中日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知华派们，似乎不再成为主流。事实上，这一话题早在2001-2005年期间，小泉纯一郎时代中日关系也处于困境。在当时任驻华大使的阿南惟茂到任后，一度盛传日本方面会派出当时驻印尼大使饭村接任。这被认为是日本外务省“中国学派”（China School）失势的一个标志。

“虽然对‘知华派’的准确定义仍非常模糊，但应该说，在日本政界和官僚群体中，从来就不缺乏‘知华派’。外务省内拥有涉华经历的‘中国学派’，以及与中国高层及民间接触较多的政界人士，恐怕都可以称得上是‘知华派’。他们大多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政治运作模式，对中国社会研究颇多，对中国现实有一定的把握。”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蔡成平对时代周报谈起。

很长时间里，这些中国学派的“学生”主导了日本的对华外交，在1980-1990年代中日关系良好的时候，这些人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时代周报记者在平时与日本驻华使领馆人员的接触中也发现，老一辈的外交官当中，属于中国学派或者自称中国学派的比较多，年轻一代的外交人员，似乎对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而小泉时代，就有观点认为，日本外务省的官僚们，已经无法适应中日关系的新变化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驻华大使的继任之争。但最终，还是由属于中国学派的宫本雄二接任驻华大使，宫本雄二的风格还是追随老一辈知华派，在他任职期间，中日关系也走出了当时的低谷。

然后在2010年，丹羽宇一郎接任宫本雄二任驻华大使，就被认为是一次很有象征意义的调整。不过在丹羽宇一郎任职期间，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问题，再次陷入了低谷。丹羽的任期高开低走结束。接任丹羽宇一郎的现任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虽然不属于传统的知华派，但媒体还是希望能找出他和中国的联系，包括他的名字“昌人”来自武昌起义。

尽管如此，面对目前中日关系的低迷，人们也不禁会质疑，日本知华派是不是对此应该负有责任呢？

“我不认为这样。”日本媒体人、明治大学讲师近藤大介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认为中日关系不好是大环境问题，和具体的一批人无关，“从古代到1840年，中国受到包括日本在内周围亚洲国家的尊敬和佩服，可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衰退了。相反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崛起，通过1894年的甲午战争超越了中国。此后100多年日本的国力一直比中国强。可是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终于超过日本，目前已经达到日本的近两倍。”

“当然崛起的中国也批评日本，两国的国力发生大变化，肯定有互相的不好感情，所以我认为中日关系恶化，像地壳变化时发生地震的道理。”近藤大介主张。

“实际上，中国学派一词本身，最初就是日本媒体为戏谑‘知华派’而生造的词。外务省中国·蒙古课的一位官员曾无奈地对我透露，现在在日本官僚群体中，会说中国话、懂中国事务，有可能得到重用，但如果表现出一点点的‘亲华’倾向，就会立刻受到排挤”。蔡成平谈道，“当前所谓的‘知华’更多地成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的工具。通过同中国方面保持‘沟通渠道’，借此拓展和增大作为政党派系和个人的政治资本才是目的，在事关国家利益层面的问题上，就连极少数的“亲华派”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反中”，“知华派”就更不必说了。”

“现在我们日本媒体如果表扬中国，那个媒体就差不多要倒闭了。因为在日本很少人想看表扬中国的报道。去年11月日本内阁府发表日本人民意调查，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只有18.1％，而对中国没有好感的人高达80.7％。这是1978年以来历年调查记录的最低谷。我认为今年的情况可能更差。所以，现在日本越批评中国越受欢迎，所以如果媒体不想批评中国的话，只能沉默。这是一种不幸的现实。”近藤大介感慨。

尽管老一辈知华派逐渐退去，但很多人一旦从事和中国有关的工作，也会迅速往“知华”的方向转，比如丹羽宇一郎虽然不是中国学派出身，但目前在日本他却是标准的知华派，也因此引来过不少攻击。除了他以外，在政界、学界也还是有一批相对年龄还不是那么大的知华派代表，如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外相高村正彦、现任民主党代表海江田万里等。“自民党的话，还有农林水产大臣林芳正，前首相福田康夫、前干事长加藤一等。”近藤大介补充。

蔡成平则认为，要让“知华派”真正地“亲华”，还有赖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尤其是中国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