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12年的公务员：没有分房 同学收入是自己的七八倍

原标题：国考20年，难舍的“安全感”

原来的公务员同事遇到朱学东时，还会惋惜当时他的“离开”。

朱学东在1994年参加了第一次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成为当时新闻出版署的“国家干部”，又在2000年辞职，是为“离开”。

有人退场，有人进场，国考报考热一年胜似一年。从1994年4400名报考者（参加1995年度国考）、招录462人，到2014年报名者152万、招录近2万人，20年间，其中报考人数增长超过300倍。

如果152万报名者全部是应届毕业生，那么也就意味着每5个毕业生中就有1个报名参加今年的国考。在职业多元化的时代，公务员的待遇等条件并非“独好”，但在拥趸看来，它胜在稳定、有保障，是一份有更多安全感的职业，值得他们去奋斗和坚守。

公务员“凡进必考”

“当时考公务员是为了离开大兴黄村，当初的大兴黄村和现在不太一样，那是北京的化外之地。”1994年时，朱学东27岁，是北京印刷学院的讲师。学院所在地黄村，与北京市区只有两路公交往返，其中一路晚上6点即停开。因实属偏僻，他每月还能获得学院发放的15元左右的“郊区补贴”。

朱学东以“报纸到大兴也得晚一天”来形容这里的闭塞，精神文化生活匮乏。所幸在1994年，通过同学介绍，朱学东从北京印刷学院被借调到它的上级机关新闻出版署工作。按照惯例，他可能留在这个机关或转调到其他下属单位。

恰在这一年，根据中央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副处以下干部的选调，要试行统一公开面向社会的招考，不许再以借调的名义曲线调入。朱学东形容自己“中了头彩”。

在1993年8月，国务院即已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确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都要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1994年，当时的人事部下发《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凡进必考”成为录用原则，国家公务员录用制度正式建立。“推荐、递条子、介绍、转入”的模式得以改变。

朱学东最终决定参加这次国考，最大的动力是离开黄村，另一重要因素还在于他认为新闻出版署未来有可能分房，“当时（我）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需要房子。”

1994年8月，包括新闻出版署、国务院办公厅、建设部在内的近30个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正式招考，成为国考开端。考试内容分为笔试与面试。

朱学东记得“笔试题目很简单，但量很大”。最终他通过了笔试和面试，在1995年年底正式调入新闻出版署，成为报纸司的一员。

他记不太清那年有多少人考进了新闻出版署，但知道那是新闻出版署组建以来，第一次批量招考进了一批大学毕业生，不乏很多年轻人，“毫不夸张地说，当年我们这批人的素质，绝对是一流的。如今留在机关的人，大多已是栋梁干才。”

朱学东说自己那批人在机关比较受欢迎，年轻、受过良好教育，工作也努力。那时的他“混得说不上好，但领导信任，同事关心，自己努力”，所以“羡慕的人还是蛮多的”。但在2000年，朱学东还是决定辞职。在他之前，已先后有两个一同考进的同事辞职，当会计师或进入国企。

辞职的缘由中，更多是他自己的兴趣一直不在这个地方，在新闻出版署已工作6年（加上借调时间），他知道“机会”在什么地方，“所有机关都一样，能看到自己接下来几年的样子。”

离开时他已是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秘书，但他觉得这几年收获很小。在知晓他要辞职时，朱学东有两位关系很好的朋友建议他别走，其中一位从事半导体销售与管理的金领朋友还承诺每月给他5000元作为补助，但不会找他办事，不是贿赂，就是希望他能继续留下来，这样自己的朋友能在各行各业发展。

朱学东婉拒了朋友的好意，选择辞职，经营自己的传媒事业。

报考者“稳定”增长

让中途“退场者”朱学东没想到的是，自己辞职后不久，即是公务员考试火爆的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正谋求“进场”。就此现象，曾有朋友问他是否后悔辞职，“谁谁都是司长、副司长了。”

朱学东说：不后悔。他发现，和自己当初一起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大多数人的目的相对简单，而这些年的参考者“欲望非常明确，我要求一个安稳、安逸有保障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明确。”

公开数据显示，从第一次国考到2001年，参加国考的人相对稳定，报考总人数不足5万。但2002年报考人数超过前几年的总和。

这一年，正值大三的李辉决定报考公务员。这个决定也是他所在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里绝大多数毕业生的选择，因为在这个与政治密切关联的高校，国家机关是他们认为最理所当然、也是最好的选择。

李辉报考了2002年中央组织部的某公务员职位，虽然成绩突出，但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被录取。但他留有后手。他在国考的同时参与了北京市的公务员资格考试，并顺利通过。恰好，北京市东城区某机关正在招聘科员，虽然不是核心部门，李辉认为好歹是一个正式的政府机关单位，最终应聘成功。

2005年，《公务员法》出台，“凡进必考”的公务员制度被强化，公务员职位也相应增加。这年的国考报考人数为31万，相比前一年的18.2万增加近一倍。而这之后，国考报考人数每年递增。

姜力是2008年80万报考人之一。但他未能被录取，于是转而参加江西的省级公务员考试，填报了某市辖区检察院的职位。对他来说，公务员只是就业的一个选择而已，学法律的他当时已进入南昌市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准备成为一名律师。2个月后，他离开律师事务所，成为某大型银行的法务人员。此时他通过上述职位的面试，体检、政审通过后，就可以成为一名公务员。

当时他很犹豫。一边是省会、大型银行，另一边是小市、基层检察院，前者若能转为正式合同工，职业发展前景光明，后者由于缺乏了解，前景如何尚难预料。

后来，亲朋好友给出了共同意见：公务员工作稳定，比市场化银行更有保障。姜力听从了这一意见成为了一名检察官。

到2011年，国考报考人数达140多万人，报录比例为59:1。洪杰是这一年90余万参考人的“刚需者”之一。在大学毕业前，他就计划着一定要考公务员，因为“稳定”。

从2009年毕业到2011年下半年，洪杰已先后参加了七八次公务员的考试，包括江西省省考、广州及深圳市的公务员考试，还有广东省省考，“有好几次我是进入了面试。”

洪杰说自己“有点追求”，报考的都是好单位，诸如税务局、市直机关等，只招一两人。最后他通过省考考上了江西省某沿长江城市的市直机关单位。工作不久，他想有更好的发展，在2011年年底报名参加了2012年的国考，职位是上海某口岸单位的职员。这一职位招五六十人，报录比是三百比一。“工作内容、工作性质、工作方式都不懂，不了解，就是要考上。”他最终成功了。

洪杰说，除了自己发展的考虑，妻子不愿意在小城市生活，也给自己一定的压力，考上上海的公务员，既可以一起去上海，还有个“铁饭碗”。

不愿放弃“安全感”

成为新闻出版署的公务员后，朱学东每月工资400多元，5年后离开时，工资在1000元左右，待遇并不算好，但他在辞职前赶上了福利分房，一套不到70平方米的小两居，地处地段不错的东直门。

分房时，正值公房改革开始，朱学东以1平方米1000元左右的价格买下了这座房子。2009年，他以1平方米2万元左右的价格将此房出售。

朱学东曾说，离开公务员岗位后，他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写那些公文总结，他重新拿起了自己的笔，学会了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己的立场。“这感觉，就像鱼儿归了大海。”朱学东说。仍在体制内的李辉等人却似乎没有这种感觉。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享受到福利分房的待遇。洪杰说，大致在八九年前，自己的单位还能集资建房，有一个住宅小区。这些房子当时价格1平方米三四千元，现已涨到两万多元，“所以后面的人就不平衡嘛，但也没办法，我们只能在下面抱怨两句。现在每个单位都是这样的，拿到就是拿到，没拿到就是没拿到。”

没有分房之外，工资不高且工作量大，也让他们有所怨言。洪杰每月拿到手的工资为五六千元，期间加薪一次五六百元，“我不太出门、不太逛街，基本都是网购选便宜的东西。”

已工作12年的李辉还记得入职第一年的月工资是1080元，此外能享受大型节假日几百到1千元不等的补贴，以及约1万元的年终奖金。在2009年，李辉享受副科级别待遇，月工资达到3千元。现在他的月收入在4900元左右，这里面包括近年来公务员的节日补贴和年终奖金。

在一家国有保险公司上班的同学的年收入已是他的七八倍，他感觉到了落差，因他也曾被这家公司录用，但选择了当公务员。李辉在2011年还曾通过去西部某省支边，为自己的仕途加分，但今年归来发现晋升空间未变。

姜力现在是副科长，晋升速度“算是正常”，但科长一职将是他晋升的天花板，突破了就能继续往上走，否则将长期“原地踏步”。所谓的隐性福利，甚至灰色收入，仍算是基层员工的他，并无机会触及。

姜力说自己经常加班，精神压力也大，如果办案出现差错，轻则处分，重则开除甚至判刑。他的前同事中有辞职当律师的，也有通过个人努力或关系调往更好单位的。他计划继续“骑驴找马”，通过遴选或公务员考试，成为省一级或市一级单位机关的公务员。

在他看来，目前自己级别和积累的资源，尚不足以支撑自己跳出体制，相比市场化的职业，他说公务员的身份让自己“更有安全感”。

已有上海户口的洪杰亦不想跳出体制，虽然新国家领导班子上台后，传统的“年夜饭”也已取消，最近还有降薪的传闻，但对于现在的工作，整体比较满意。“不想（出来），我买了房子就更不愿意出来了，我一出来压力多大啊？”

（除朱学东外，其他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