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才谈阿才的店：要赚党外人士的钱不如加入国民党

台北市仁爱路巷弄里的「阿才的店」创立于1990年，当年正值解严年代，街头运动常在附近上演，不少政界、新闻界、艺文界人物不时造访，就连政党主席等级的重量级也多次到阿才的店喝酒吃饭，二十多年来，阿才的店见证不少台湾民主发展轨迹。

阿才的店一楼

陈水扁致赠的匾额“香肴味佳”

罗文嘉（左）和何荣幸（右）一起回忆阿才的店，罗文嘉说有白头宫女话当年的感觉。

原标题：阿才的店

作者：林怡廷

它是酒徒的教堂。20多年来，不分左右，无论世家寒门，各路人马在此喝酒煮咖，以放荡对抗保守主义，以不登大雅之堂对抗殿堂，见证和亲历了台湾的进步。

 

阿才用那白底绿字的打火机点燃一支烟。

打火机上面是3个酒仙露出肚腩，光着屁股，手拿酒瓶，有种促咪（台语：趣味）的放荡。“阿才的店”4个字顶在他们头上，店名上有朵啤酒花，花的上方写着TaiwanBeer。

他吐口烟，隔着雾看晚辈喋喋不休。“您怎么看这里是民主圣地的说法？”他们意图建构一个后设性的概念，并且渴望得到草创者的确认，但阿才显得不大耐烦，尤其方才讲了那么多颓废往事。

“你们根本不懂，都没问到重点。”他说。=

晚辈似懂非懂，音乐继续放着。上世纪50年代的台语老歌，糅合了日本那卡西和小型室内乐，节奏轻轻晃晃，像在行船，船上的人晕陶晕陶。

阿才将略为苦涩的瓶装台啤倒进杯里，啜饮一口，环顾这个空间。

灰白相间的磨石子地，上面镶嵌着几何图形的花样；20多年的油烟将墙壁熏得昏黄，老桧木做的桌子用到现在，墙上挂着50年代的电影海报、美援时期的面粉袋，“隔墙有耳，小心匪谍就在身边”、“公共场所，不谈论国家大事”等标语被裱褙挂在墙上；泛黄的黑白照片里，有着旗袍的女子，也有穿泳衣的女人，同时暗示了节制和轻佻。而他视线所不及的外墙木材立面上，一个刻着“才”字并围绕3只酒虫的木质圆徽，是已故雕刻家萧一的作品。

“当初没设想党外人士来，只是想让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地方一起饮酒咖促咪。”阿才轻蔑地补上一句，“如果要赚党外人士的钱，不如去加入国民党。”

民主圣地是个意外，阿才费心建立的是一个酒徒的教堂，来这里做礼拜不拘假日，这位牧师专听酒徒告解，但他没有信仰，“我从不相信什么圣地，酒徒没有偶像。”

他的嗤之以鼻其实是一种伤感，因为他们确实轰轰烈烈干过些事，晚辈却一无所知。这些人既是历史又还未成为真正的历史，未被记上一笔前，只是普通的老头子。

又或者这是一种寂寞。前浪尚未退尽，2014年3月18日，手持太阳花的年轻世代就将蛰伏已久的另一浪更澎湃地打进“立法院”。阿才自忖，他们还会记得1980年代暴烈而炙热的街头吗？那些在立法院外拉起纠察线、努力维持秩序的小清新们是否能理解，那个年代的放荡意味着什么。

酒徒之国

才已许久没来，甚至不愿再来。虽然这间店的灵魂是他给的，但店龄24年的“阿才的店”，只是年届60的他所干过众多糊涂事中的极小一件，事实上他只干了3年，往后的岁月都与他无干。唯独一点让他耿耿于怀：阿才的店在1990年11月18日开幕，媒体却说成了1987年。

1987年到1990年不过短短3年。相比24年的店龄，这或许没什么不能将错就错，但阿才清楚，经过上世纪70年代的酝酿、80年代的松动，八九十年代交界是台湾社会能量最激烈、最饱满，蓄积到临界点的时刻，台湾的民主每年都有重大进程。

1987年是“二二八”事件40周年，同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严，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1988年“520农民运动”，1990年3月野百合学生运动……这些阿才都参与了，但阿才的店来不及赶上，而每个历史事件都如此壮烈和关键，没有一年可以和其他年份混为一谈。

“酒徒的历史记忆不可靠是正常的。”只是干过党外杂志摄影记者的阿才，还是挺在意真相是什么，“野百合学运时我在中正庙拍照，不可能记错。”

而可靠的阿才史册是这样记载的。

“我们有个酒国流亡政府，”他顿了顿，无限怀念地说，“第一共和是师大路的‘六福’，那是间榻榻米很脏的日本老宿舍；第二共和是在基隆路敦化南路口，热炒店‘喝一杯’旁边的路边摊。”第三共和是画家林巨开在和平东路的“摊”，而1990年开张的“阿才的店”，是酒国流亡政府第四共和。

酒国政府到处“流亡”，但他们还是渴望一个宫殿。那时大伙集资，让人缘最好的阿才当老板，他找了拍龙发堂（编按：精神病院）出名、人称阿猴的摄影家侯聪慧帮忙设计，到处搜集材料和元素，放台语老歌，花了200万台币重现1950年代台湾社会的淳朴与温暖。那是南部乡下小孩来到繁华台北城后，一直寻觅不到的气味。

阿猴建议干脆以阿才为店名，“了然锈才，了然了然”，当你想形容一个人没出息的时候，台语是这么说的。于是酒国政府第四共和，就偏安在台北仁爱路金山南路交界的巷弄，国号是“阿才的店”。

这批“流亡者”，有很大部分和阿才一样，是记录党外运动在街头抗争的摄影记者。潘小侠、谢三泰、邱万兴、叶清芳、侯聪慧、何经泰等人，现都是台湾重要的摄影家。而阿才—余岳叔，在林正杰创办的党外杂志《前进》当摄影记者，1988年“520农民运动”，镇暴警察踩着学生前进的经典照片，就出自他手。

“阿才那张照片说明一切。”当时在《自立早报》当摄影记者，后来拍《兰屿纪事》出名的摄影家潘小侠难掩情绪。

压抑，反扑

潘小侠无心的评论，却精准总结了台湾战后世代的质地。他们成长的台湾社会，有令人难忘的淳朴，也存在着难以排解的、巨大的苦闷。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对台湾展开高压统治。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主席”陈仪宣布戒严，直至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解严，台湾人的压抑，不只是政治的，还有文化层面。

那个年代，刻意打压台湾意识的国语推行政策，使台语歌、台语电影日趋式微。占台湾总人口七成的本省人（福佬人）普遍有文化自卑情结，直到1980年代结合党外运动的能量，台湾意识才真正跃上台面。阿才称为第三共和的“摊”，便是台湾意识从空间美学反扑的滥觞。

彼时台湾人的内心，就像地壳下伏流已久的熔浆。解严并未终结这些苦闷，事实上，苦闷才开始准备喷发。阿才的店衔接这种时代的气氛，山雨欲来的反扑，便成了它的主调。

反抗的方式很多，有肉身，有精神，可积极，也可颓废，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对象永远指向一个：国民党。

当时阿才的店里流传着一个经典笑话，所有人喝醉都会用台语大骂：“一切都是国民党的阴谋！”因为会喝醉肯定是喝到了国民党故意拿来的假酒。

在他们心中，民主不足成为共和，酒精才行。

民主要容忍异己，但他们还是常常意见不合便用身体来表达，而酒一下肚，什么都一样了。没有意识形态的区别，左派和右派都暂时放下歧见，联手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因为结构尚未推翻前，没有人有机会出头。

就是这种反国民党的情调，吸引各路人马在此交汇，剧场导演耿一伟在自己的文章《追忆九十年代》中写道：

“在90年代的混乱气氛下，政治人物、革命分子、作家、艺术家、记者、大学生、学者、无业游民、投机分子，通通交杂在一起。真实的情形往往是，白天台北街头上演抗议游行，到了晚上，这些人又在阿才的店不期而遇。”

台北罗斯福路上的老屁股酒吧里，耿一伟自我剖析，当时的台湾并不自由，“但在阿才的店，我们可以找到自由。”

以不登大雅之堂对抗殿堂

当时的台北，很像1968年学运的巴黎，为了和伪善的清教徒主义决裂，兴起了颓废的享乐文化。彼时的反抗者，为了打破党国不分的威权结构，年轻的身体和年轻的社会一样蓄势待发，需要宣泄。

“开幕那天，我们喝了500瓶啤酒，啤酒箱堆到这么高。”阿才往楼梯前方的天花板上下比了几下，“喝到最后，楼上在打架，楼下也在打架。”

对耿一伟来说，当时阿才的店就是一个剧场，那里充斥着艺术家、画家、剧场工作者，又或者每个人都沾染了艺术的气息，即兴式的表演时而可见。“九十年代的公共空间，如同在当时大鸣大放的小剧场运动一样，带有某种程度的表演性在里头。小剧场的特色，除了它的挑衅态度与实验倾向外，就是它具有特殊的亲密性，演出者与观众之间经常是彼此熟识。”他在书中如此描述。

人们对保守主义的挑战，主要用放荡来证明，而这种放荡，必须存在于彼此的默契。对不了解的人来说，这群人和当时左边摸摸茶店的客人、右边精神科诊所的病患同样边缘，就如阿才所说：“这里接连三间店都是从事医疗行为。”但事实上，他们是用不登大雅之堂来对抗殿堂。

而1990年代的街头，精彩更甚于阿才小剧场。

“以前的游行不像现在这么制式，”曾文邦当时在《自由时代周刊》当摄影记者，印象深刻：“有次邱义仁带队的游行，只知道起点，不知道终点。”所有的队伍跟着指挥车一下左转，一下右转，像无头苍蝇走了好久，最后结束在基隆河废河道。当时对威权的挑衅，除了冲突，还要懂得戏谑，有良好的幽默感。

而这群记录时代的，又或者是拒绝让主流媒体来诠释时代的人，不只是拿相机的摄影师，还有无论是大小报或党外杂志的文字记者。

晚上10时截完稿后，店里的生意是另一波高潮，可以见到大记者如司马文武、王健壮等人和同事把酒言欢的身影。店里充斥着主流大报、电视台，所有大牌小牌资深菜鸟的编辑和记者，在这边拼酒和交换情报。而位于济南路，脚程只有10分钟的自立报系，更是把阿才的店当成大本营。

“白天上完街头，截完稿一定得来这里喝一杯，转换一下心情，回家才睡得着觉。”曾先后在党外杂志、《自立早报》当记者，后来致力于重建“二二八”白色恐怖历史的陈铭城回忆，自己几度受到家人反对，却还是执意回到报道的战斗位置，是为了用笔替后代记得，那些街头运动者，不是主流媒体所框架的暴民。

他说当时阿才总是拿着混了西红柿汁的啤酒，出来和大家边喝边讲五四三（台语：闲扯淡），这仿佛是种净化的仪式，可以卸去整天的武装，毕竟生活不能总是沉浸在对抗的情绪中，阿才的店是重要的缓冲。

即便有愤怒，当时店内店外，都还弥漫着乐观主义的气氛，尤其让媒体人着迷的是，大家认为自己既见证又介入了历史。

《中国时报》副总编辑何荣幸当时刚退伍，在《自由时报》当菜鸟记者，特别感触的是当时纯真的理想主义气氛，以及足以驱使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那种强烈使命感，“当时不怕工作没有意义，只怕自己不够努力，无法多报道解严后新兴迸放出来的社会力。”

何荣幸的语速有点短促，仿佛重现当时的急迫感。当时的他相信走上街头的少数，终究会成为社会的多数。他深信不疑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在做对台湾社会有意义的事”。

阿才的店确立了一个年轻记者的志向。最令何荣幸难忘的是一进店那个大圆桌，当时每家媒体都会由主管领军，互相派人拼酒，“每次来在那个圆桌就会被拉住，坐下后就喝到被扛出去，都没再往店里走，更别说上二楼。”也正是如此相濡以沫，让他结识了许多自立报系的记者，建立起革命情感。

1994年6月，自立报系爆发股权转移风波，为了维护独立传统不受侵犯，自立员工发起抵制新资方行动，也就是如今的台北市议员陈政忠。何荣幸毫不犹豫地参与了陈铭城等人发起的“抢救自立”运动，和自立报系的好友们并肩作战，冒着台风的大风大雨上街头。

虽然抢救自立最终失败，但也刺激了何荣幸投身媒体改造运动。1995年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新闻工作者成立记者协会，随后和传播学者冯建三、郭力昕成立媒体改造学社，企图用草根的力量深耕校园，提升台湾新闻素质。

和台湾一起进步

1993年，阿才在喝了8000瓶啤酒、胖了15公斤、认识了无数有意思的朋友之后，发现自己清醒的时间太少，酒账难算，于是决定不再当赔笑的和事佬老板，当个专业酒徒比较自在。

短短3年，阿才和他的店已历经不少。

1991年5月1日，台湾终止动员戡乱条例；随即5月9日，清华大学学生开启了废除“刑法一百条”内乱罪的契机。内乱罪等同于谋反，白色恐怖时期有“亲共”言论的人常因此动辄被捕。最终，惩治叛乱条例被废除，“刑法一百条”亦被修订。1993年，异议者终于能从海外回来……生意好与不好，端看那晚客人们是否得为了抗争露宿街头。

阿才将店以70万台币顶给厨师阿华的时候，台湾民主转型正告一段落。街头平静了，酒徒们也各自成家立业，酒国流亡政府四分五裂，和一个转折时代一起落幕。对阿才来说，阿才的店只是偏安的一个朝代，人在精神在就好，空间不这么重要。但这班人马走了之后，新的掌朝之人—最像台客的外省人阿华，开启了另一盛世。

阿华在狭窄的厨房里，地板滑溜滑溜，空气油腻闷热，他舀了一大勺油在锅里，准备做三杯软丝。

他动作利落将软丝下锅，透明迅速变成白色，油倒掉，然后爆香老姜及蒜，再用上酱油膏、米酒等作料大火快炒。白色的软丝着上焦糖色后起锅，不忘放进九层塔，三杯系列，是道地台菜口味。

阿华很熟练，每个动作都有韵律，每个流程都有道理，而最重要的道理是，厨房很挤，怕热不要进。

阿华不怕热，所以进来了，那时候只有模糊的政治意识，书也读得不多，所以没能延续陈铭城所形容，阿才时期各方人马在此激荡论辩的“哲学啤酒屋”风格。但他也没有改变太多，空间、音乐的选择，都延续了这间店的灵魂，唯独加强了自己的专长—炒菜，让阿才的店有了阿华特色。

晚上10时左右，阿华忙到告一个段落，就会出来带着一瓶台啤，穿梭在各桌向客人敬酒。阿华最有名的客人应该是陈水扁，后者给阿华斟酒的签名照片，让他放大裱框高挂在一楼的墙上，对面则是陈水扁致赠的匾额，上面写着“香肴味佳”。

罗文嘉和阿华一样，都难忘照片里的那场盛宴。

罗文嘉曾经随着陈水扁打赢1994年的台北市长选战，28岁就进入市政府团队担任新闻处长兼发言人，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政治金童。他回忆陈水扁是个严肃的老板，很少谈工作以外的事，那个晚上罗文嘉才看到他比较放松的一面。

“他本来9点就要回家了，但我们起哄他唱歌，唱了一首就唱下去了。”阿华也在一旁附和：“我也印象深刻，（他）唱歌很像唱军歌。”不过有一首歌最令罗文嘉难忘，“不知为何，（他）唱丁黛的《送君珠泪滴》时，特别有感情。”罗文嘉陷入回忆的神情有点幽微。

彼时的陈水扁虽在台北市长任内声望很高，后来却败给马英九，连任失败。随后谁也没料到，2000年他和民进党会得到权力，秉政8年，又在8年后深陷洗钱丑闻，系于狱中。

大学时就和学运世代们来阿才的店混，罗文嘉和阿才的店一样，经历了纯真、世故和幻灭。“当初推翻的是一个敌人，之后才发现，原来该推翻的是背后的结构。”那是伪装在民主制度之下，资本主义的金权政治，罗文嘉认为，如果这种结构不处理，任何政党轮替都没有用。

“以前虽然很苦闷，酒喝得特别多，看起来很堕落，但想改变世界的动能非常强，革命就在堕落与认真的过程中交错。”罗文嘉凝视着手上透着金色光泽的台湾啤酒，细小的水珠凝结在玻璃杯上，小气泡在杯内缓缓上升，“现在酒喝得少了，却没了当时的动能。或许是不再青春，或许是不再天真，政党轮替后，蓝绿对立，社会空转带给所有人巨大的疲惫感，需要时间才能恢复。”

即将消亡的记忆

最终，阿才的店最令人神往的，是台派人士聚会的情调，及特殊的历史记忆，但它们终究要随着都市更新而亡佚。店外面那棵被众酒鬼睡过的老榕树，因为建商的坚持，提前被移除了，也顺带移除了一些不平凡的记忆，留下平庸的日常，有些事或许应该在此记下。

2007年解严20周年时，“总统府”办的人权影像展结束，阿才那帮酒国流亡政府的摄影家们都贡献了影像，之后大伙在阿才的店聚会，啤酒箱又堆到了天花板。

2012年5月的一天凌晨，台湾大学刚选完研究生学会会长，十几个学生热热闹闹地在阿才的店庆祝。他们坐在前辈们坐过的榻榻米地板上，吃着一样的酒肆，讨论时政，臭骂政府，仿佛彼此之间有了传承。自2008年政党轮替以来，这批年轻人正日渐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在他们眼里，社会议程永远有进步的空间。

但他们已看不到那写满字的厕所墙壁上，“喝酒救台湾，喝酒进步党”的字眼。阿华提醒一定要用台语发音，后悔将那墙粉刷了3次，连印刻总编辑初安民都找不着自己的诗。

与建构了台湾意识、退居幕后的酒徒阿才们不同，年轻世代更在意阶级和社会正义。他们关怀底层、工人、环境、都市更新等社会议题，慢慢填补着台湾过去因冷战及国共内战而缺失的左翼视野。这也显示出台湾和过去已经不同的处境。经过两轮政党轮替，两个不同方向的运动者隐隐分流，却也会互相合作。

过去的酒徒，从晚安啤酒喝到早安“养乐多”的清晨醒来，回到激烈的街头，或许会感谢时代丰富了他们的青春。台湾的年轻人曾怀着乡愁在阿才的店里寻找失落的乌托邦，最终仍在虚拟的社群媒体，创造了属于自己互相争吵又互相取暖的所在。阿才的店终究也将随着都市更新，慢慢化为历史的细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