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步升的“一点江湖”

原标题：马步升的“一点江湖”

刚杰·索木东 摄影

《马步升的小说》　　马步升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4年4月版

马步升 1963年生，甘肃庆阳合水人。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作协副主席，现供职于甘肃省社科院。著有小说、散文和学术论著500余万字，获国家及省级文学奖20次。

《马步升的小说》是马步升新近出版的小说集，共编选了14个短篇、两部中篇，20余万字。他的小说涉及题材驳杂，乡土风物、民间历史、武侠道义，不一而足，在选编这部文集时，他不以题材分高下，尽量做到各方平衡。最初他为小说集命名《无双谱》，倒不是自诩其小说已经无与伦比，而是每一篇文字都是我行我素，自出机杼，深深地烙上了“马记汉字作坊”的印痕。不过，这个书名后来被出版社毙掉了。

马步升在文化圈里大名鼎鼎，但他没有名流的做派，为人格外接地气，甚至有些大大咧咧不修边幅，因而有论者将其与魏晋风流名士相提并论。不修边幅的马步升修炼的是内功。他曾在散文集《一个人的边界》的自序中写道：“我本是学历史专业的，一进校门就扎入了故纸堆中……毕业留校后，又得到了一份与读书有关的职业……当年自己是多么的好高骛远，中国的经史子集，西方的文史哲经，齐头并进，八面进攻，妄想成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这其中不乏检讨的意味，但也能看出一个作家的野心与雄心。

回到《马步升的小说》，其中有一篇《知情者》，一个牧羊人不幸目击了一桩悬崖杀夫案，作为唯一的见证人，他从此装哑失语了。直到有一天杀死自己丈夫的那个妇人死去，牧羊人终于吼了一嗓子酣畅淋漓的秦腔。这是一个知情者的苦楚。老巴尔扎克有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步升也是一个知情者，他阅读揣摩古籍，搜罗民间语文，窥悉了历史和世相不少的秘密。但他的良知又让他不得不说出来，于是，小说文本成为他的一个树洞，他终于可以喊出“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的隐私。

说到驴，马步升笔下偏爱写驴。他曾写过散文《驴事荟萃》。这与他的乡土情结与经验有关。在陇东乃至整个中国乡村，驴是农耕文明的缔造者和见证者之一。在文学艺术中，它的任劳任怨以及偶尔发作的犟脾气，往往成就了拟人或借喻的修辞效果；它还是塞万提斯笔下没落骑士精神的滑稽注脚，说不定有一天它也会一鸣惊人地出现在马步升的新武林中。

新武侠小说是马步升文字江湖的另一个山头。他的《一点江湖》曾多次被文学刊物转载，早已如书中主人公红狐大侠那猎猎的三角镖旗一般，成为文坛新武侠领地的标高。他笔下的理想刀客形象，不再是满足于一招一式的武功比划，而是讲求哲学化的超越。譬如红狐大侠“点主”失落后，隐遁江湖，潜心修文。红狐虽然不再执掌刀坛，刀坛秩序却依旧井然。这大概就是无为而治吧。

值得一提的是，新武侠小说甚至整个小说创作，真的只是马步升的“一点江湖”。他的文字江湖十分广阔，不仅有书斋穷经之足不出户，亦有田野考辨之走马千里，当然也会劳形于一些文事应酬。对于后者，就有圈内朋友评论家旁敲侧击：不能耽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交往，而被“乱心”“走气”。

马步升：短篇小说真正考验作家“手艺”

晨报：你的小说中多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观照，是否与你的社会学研究有关？

马步升：是的，我在读书的时候，也在读社会，读过去的书，读当下的书，读各种各样的书，养猪的书都读过；读社会的时候，读过去的社会，古代的社会，近代的社会，西方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官方文献中的社会，民间记忆中的社会。读书，读社会，不仅仅是为了写作，我认为写作只是人生中的一件事情，包括我这个写过不少东西的人。我读书，读社会，只是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方式，话说得大一点，就是想明白，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过去的样子，当下的样子，未来的样子。

晨报：入选这一小说集的16部中短篇小说，好几篇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性”。在你的小说中，“性”的文学意义有哪些？

马步升：性是不可避免的，人生中不可避免，小说中也不可避免，但不可为了性而性，生活中这样，小说中也是这样。确实，我的小说中，有时会涉及性，中短篇小说中涉及的少，长篇中涉及的较多，尤其在《青白盐》中较多。说实话，我是不愿在作品中涉及性的，在我们这个文化传统中，性毕竟是一个让人讳莫如深，并且最容易遭受误解的领域。可是，性毕竟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虽是极端个人化的问题，但却经常会以公共化的方式侵入社会生活中。有时候，一个人在性问题上的遭遇，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整个人生，乃至会波及他人的生活，和一定范围的社会生活。这就是我在写小说时，当这个问题确实回避不了时，也并不刻意回避的理由。在我的作品中，性往往是与人物的人生遭际相联系，也往往与社会意识的转型相联系。

晨报：你曾在一篇文论中谈及“知识空载”对长篇小说的危害。那么，依据你的创作经验，中短篇小说的难度主要在哪里？

马步升：我从事创作已经三十年了，由微型小说，到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越写越长。我觉得，最难写好的还是中短篇小说。这个难，不是难在技术层面，而是难在理念层面。在有限的篇幅中，你究竟要承载什么，宏大的主题，篇幅承载不了，琐屑的主题，又难以开掘社会人生的深度和广度。即便以技术层面而言，短篇小说很难写，有时候，一句话写不到位，整篇都会出现塌陷现象。所以，短篇小说是真正考验作家“手艺”的问题。当然，说中短篇小说难写，并不是说长篇小说好写，以我的经验看，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包括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没有广博而深邃的人生阅历储备，最好不要轻易涉足，字数够长篇小说的规模了，不等于这就是长篇小说，只能说明你有把这么多字码在一起的能力。事实上，很多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其艺术容量，也许还赶不上一个短篇。

晨报：同时作为评论家，你谙熟批评的需要，在创作中会不会有意无意迎合这种需要？

马步升：我大约是知道当今的文学评论家们是怎样进行文学评论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创作中，不但不会有意去迎合他们，相反，有意在回避他们。他们喜欢你走那条道，我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故意跟他们闹别扭。

晨报：请简要谈谈你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刀客遁》。

马步升：我一直在研究西北晚清到民国时的民间社会，三十年间从无间断，也以此为素材，写过为数不少的此类题材小说。我觉得，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一直存在着两个社会组织体系，明的，暗的，也就是官方社会和民间社会，而有时候，表面上，官方社会是主导力量，实则主导社会走向的恰恰是民间力量。辛亥革命前后，会党、刀客，各村社的宗法组织等，这些力量主导着整个社会的走向。这部长篇小说就是以甘州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为背景，写了留学生杨修平本来是奉会党之命回家乡组织暗杀朝廷官员行动的，但面对众多现实问题，他渐渐认识到，社会革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并非暗杀几个官员那么简单，他遵从江湖社会的规矩自号无敌秀才，以刀客为骨干，动员联合各种社会力量，从改良社会的各个基础细胞入手，比如推广新式教育、医学，兴修水利等，以此推动社会进步。这些素材，其实并非完全出自虚构，而是有史料背景的。 本报记者 张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