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治“说明书”：人民党大胜宣布尼赫鲁体系被颠覆

图：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独立。印巴分治方案的幕后策划者蒙巴顿勋爵身着英国海军军官服, 携夫人参加了印度独立日活动。身着印度传统服装的贾•尼赫鲁站在旁边。三个人都选择了白色服装。照片展示了印度国旗首次在德里印度门前升起的景象。

图：1966年1月19日,贾•尼赫鲁的女儿兼长期助理英迪拉•甘地当选印度新总理。她的竞争对手,圣雄甘地的秘书德赛向她表示祝贺。英迪拉•甘地先后两次当选印度总理首次为11年第二次为5年。第二次出任总理以遇刺结束。凶手是她身边两个锡克教保镖。

图：1992年12月6日,一群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在捣毁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osque)后,站在一堵石墙上大声欢庆,挥舞着标语。这座清真寺位于新德里东部550公里的阿约提亚(ayodhya)。这一事件导致了印度全国性的大骚乱、大规模暴力冲突。2000人在该次冲突中被杀害,相关资料表明,大多数的受害者是穆斯林。

印度政治说明书

如果说常态下，印度民主带来了政策的模糊、效率的低下和资源的浪费，那么它在时代巨变时，也极大减少了权力转移的成本及社会整体颠覆的风险。

《凤凰周刊》 特约撰稿员／秦轩

当印度新任总理莫迪在5月26日的就职典礼中，冒着41摄氏度的高温声称，他的政府“将为印度书写光辉的未来”时，这不仅仅意味着印度人民党凭借选举大胜之威，打破组建联合政府的常规，更在深远的层面意味着对尼赫鲁体系的颠覆。

印度国父尼赫鲁创建的这一体系，在建立对超多元国家的认同和维护统一方面居功至伟。为什么创造了第三世界民主例外的尼赫鲁体系，以及作为尼赫鲁衣钵延续的国大党会落得今天这样的结果？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去考察印度独立后的政治发展，以揭示这一体系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时显露出短板的深层次原因。

凑到一起的国家

1947年8月，印度宣布独立建国前的最后一个午夜，尼赫鲁站在麦克风前开始了著名的演说。在此前和此后的日子里，尼赫鲁有过和将有无数次演讲。

如何调动听众的情绪，引导他们接受自己的思路，接受英国绅士教育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早已驾轻就熟。有一次演讲时，有听众问他到底什么是印度？他对着台下的人群说，“你们就是印度。”于是，台上台下着魔般的齐喊印度。

在那个绝大部分印度人是文盲的年代，很多印度人是通过尼赫鲁的声音，来了解关于将要建立的祖国的政治知识。比如，现代国家的总理和土邦的苏丹之间的区别；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家；以及什么是自由和民主。

和那些以往演讲不同，午夜演讲的对象是4亿印度人以及全世界，他告诉所有人，印度站起来了。

这时，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即将30岁。大外孙拉吉夫已经可以趴在尼赫鲁的背上一起出去散步。小外孙刚刚出生，还不到一岁。

尼赫鲁的喜悦和对人心的鼓舞充斥演讲通篇。虽然演讲中也提到了未来任务的严峻性，谈到印度人民必然面对艰巨的挑战。但是最终，印度必胜。

尼赫鲁不可能知道，再过一年他和国大党的导师圣雄甘地，将在神圣的场合死于刺杀；也不可能知道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尼赫鲁家族会背负起国大党党首的命运；更不会知道女儿、外孙皆死于刺杀，家族的第四代将在权力角逐中惨败，被人民抛弃。而获胜者，竟然是尼赫鲁不惜性命相抵抗的敌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

不过这些事都在遥远的以后。对尼赫鲁来说，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新印度”顺利诞生，成为二战后诞生的诸多国家中，相对成功和平安的一员。

印度作为一个整体国家的诞生，不仅偶然，还要感谢英国殖民者。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和到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南亚次大陆从未统一过。英国著名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曾在青年时随军驻扎在印度，他说过：“印度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他的政治属性并不比‘欧洲’一词多。”

在次大陆北部，是印度河-恒河流域冲击而成的东西向广阔平原，是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也是自北方入侵的各王朝掌控与争夺的沃土。中部德干高原及其周边则是王公们的邦国以及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港口文明。

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最终将整个次大陆的管理权收入囊中。来自英国人的地图，第一次将现代印度最初的轮廓勾勒出来。这个“印度”既有千百年来的前现代部落、邦国，也有加尔各答、孟买等西式近代都市。包括今天缅甸在内的英属印度，不仅缺乏共同历史，也没有共同的脉搏。

现代印度的诞生耗费了大半个世纪。1885年，立党初衷仅是帮助英国殖民者管理印度事务的国大党，在包括主持印度事务的英国官僚，以及在加尔各答大学等院校培育的现代印度绅士手中成立。

圣雄甘地并不是第一个主张独立的知识分子，但却是让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在全印生长起来，并改革国大党使之成为独立运动凝结核的出色实干家。自1920年代后，甘地以个体绝食、长途游行等形式唤起印度民众的共同自尊。自此之后，运动被发动为社会各个阶层参与的现代神话，国大党也有了与英国殖民者、邦国王公及其他党派谈判的筹码。

中国改朝换代的传统路径总伴随着普遍的暴力和流血。与之截然不同，在印度建国过程中，非暴力的博弈、强调合作始终是主流，这一路径选择将未来的印度，导向了联邦制、民主制和偏社会主义的方向。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宗教诉求未能在印度成势。

1947年建国前夜，尼赫鲁的演讲完成了对现代印度的助产。遗憾的是，在这个官方语言超过20种、方言超过2000种的国度，他无法让所有印度人同时听懂他在说什么。

国大党的建国方案

检讨战后新建立国家的历史，与印度类似的多元、复杂国家似乎都没什么好下场。印度的邻居缅甸是最典型的例子。缅甸同为英属殖民地，独立后也采取民主的办法，党派和平竞争。但不久后，缅甸就陷入长期内战和军事独裁的畸形社会。建国精英们赋予缅甸的边界，只是划定了战场的大小和竞技者的资格，却未能确立国家主权。

如何让印度存活？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精英团队，提供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解决方案。

首先，用民主政治将社会整合为有机体，为印度认同提供合法性基础。即使按照当时发达国家的标准，印度的民主也是相当激进的——全体公民无论男女，年龄达到21岁以上即有选举权。虽然用“造反合法化”的代议制民主，避免了垄断政治权力潜在的动荡与颠覆，但其代价也是巨大的。比如民主博弈带来的效率问题，和发展路径的摇摆。由于印度的绝大部分地区尚不具有现代特征，贫困更是无处不在，所以最大化的民主势必成为民粹与短视的滋生地。

其次，以联邦制架构提供了地方与中央在财政、税收、公共政策方面的博弈规则，通过确保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尼赫鲁建立了并不弱小的中央，最大限度遏制了分离主义的抬头。在尼赫鲁的规划方案中，强壮的中央政府成为了全印度的指导者，地方分歧之间的平衡器。在其执政时代，印度依据语言特点重新划定了各邦边界。意味着种种衍生利益的行政区划改革，在没有强势中央政府的情况下显然无力实现。

第三，尼赫鲁和国大党人所受到的英式教育，使其相信世俗化才是解决印度内部不平等问题的钥匙。他们相信族群和宗教的思想、资源一旦参与政治，就会带来流血和决裂。在他们看来，只要推动现代化，传统就会自行削弱。等人民用上电、火车和火柴，又哪里会在乎庙里的神汉？当一个印度人受过现代的教育，靠出色的头脑和知识获得认可后，他是高级种姓还是贱民又有什么区别？

在政治路线外，尼赫鲁还有足够的组织资源——一党独大的国大党——来实现他的蓝图。尽管圣雄甘地认为国大党在建国后就失去意义，理应解散，但甘地遇刺身亡后，解散国大党的主张也随之熄灭。

在最初几年的过渡后，1951年至1952年，印度启动了第一次国会选举。这次选举带有强烈的传播民主观念和进行现代政治训练的意味。尼赫鲁自然是选举的最大明星。他的竞选旅行累计达4万公里，让10%的印度人听到了选举演说。

国大党毫不出人意料地拔得头筹，获得国会两院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席位。通过民主形式，印度人民将权力赋予国大党，而国大党的组织传统将权力集中到尼赫鲁。尼赫鲁将权力施加在英殖民者留下的官僚系统，掌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与运转，以期改造社会。权力—政体—社会，三者看似有机结合到一体，缔造了现代印度政治生活的初始模样。

民主朝气的耗尽

然而，几乎仅仅是由精英赐予的民主制度，却留下许多缝隙。民主之网广泛但缺乏纵深。传统社会种姓边界的基本面没有打破。各个种姓自高到低，构成纵向的庇护和依赖纽带，各遵原有秩序并不分享公共空间。下层种姓选民投票，往往投给了庇护网的上层种姓。

上层种姓依然牢牢掌握着印度社会的财富、资源，也掌握着票仓。正是他们组成了国大党的核心力量。当民主政治逐渐发展起来后，纵向的社会结构以缓慢但明确的速度解体时，国大党蓝图里的未来就不那么确定了。

建国时的精英，多少注意到了未来的风险。印度宪法的奠基人，安倍德卡尔博士曾说：“印度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却同时存在着社会和经济的巨大不平等。当建国时的朝气退却，腐败滋生时，人民对平等的追求便超越一切。”

为民众留下追求平等通道的民主制，在避免动荡的同时，各个阶层将找到自己的甘地式代言人参与政治竞争，瓜分公共资源。以族群、阶层、地方为组织原则的政治党派从此繁荣。

当社会的基本规则确定，它会自行演进，再非建国者所能扭转。尼赫鲁家族的后代对此感知最深。当尼赫鲁家族第二代的女强人英迪拉·甘地，在1975-1977年主持紧急状态、镇压反对派面对巨大阻力时，她或许会怀念年轻时随父亲在政坛无往而不利的风云岁月。

1964年，尼赫鲁去世。此时民主政治的朝气渐渐耗尽。在依靠大量外来援助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也仅仅做到与人口增长速度同步，不能改善绝大多数人生存情况的发展显然聊胜于无，以至于这个阶段的“印度速度”成为后发国家无力脱贫的代名词。

国大党几乎沦为政治精英获取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工具，腐败和潜规则是尼赫鲁体系在其身后运转的润滑剂。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发明了一个专属政治名词——软政权，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国大党政权。

在日渐生长的不满之外，谁来接班成为了印度政界最敏感的问题。一个党内元老继任，则意味着其他元老降级，高层权力结构将发生动荡。因此，多数国大党元老们决定把年轻一代——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捧上党首宝座。

英迪拉的任性早已名声在外，但元老们没想到这个晚辈，会把自己和国大党接近掀翻。1966年1月，英迪拉在国大党内部推选中战胜她的叔叔——甘地的老秘书德赛。在得知获胜消息时，她走向德赛，双手合十问，你愿意祝福我吗？相信印度传统和瑜伽远过于科学的德赛给予了肯定的回答。3年后，德赛叔叔被英迪拉赶出了政坛。

国大党的权力在渐渐消亡。

铁腕时代的终结

英迪拉拯救国大党的核心手段是跟元老们摊牌。1969年，打击元老及其亲信的举措在全国展开，在破坏了纵向庇护政治网络的同时，国大党因英迪拉分裂为两大派系，挺英迪拉的派系实力占据优势。

但推动变革所需要的政治资源远多于此，英迪拉面临着无法从党内获得足够支持的困境，那么穷人的选票就成为了救命稻草。1971年，借助成功的农业绿色革命和相对快速发展的经济状况，英迪拉将选举变为一场几近民粹的社会运动。自此，平等与福利成为了印度政治的核心议题。谁也无力阻止大众民主的浪潮。

随后数年，权力与声望前所未有地集中于英迪拉一身，以至于国大党主席巴鲁阿曾说出一句名言：“英迪拉即印度，印度即英迪拉”，这句话的英文表述“Indira is India, India is Indira”迅速在西方流传开来。

英迪拉名声日隆，澄清吏治、反腐清党都不能满足英迪拉改造印度的野心，政治反对自然而然的愈发强烈。最终，1975年英迪拉以强制手段逮捕反对派领袖，借口内部骚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将印度带到了专制边缘。

两年的紧急状态，不仅激起各界对破坏法治的反感，也暴露了过分集权的诸多弊病。英迪拉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她曾表示：“自己不怕被老虎吃掉，却不知道怎么从老虎背上下来。”

但她父亲留下的民主体制，给予了她和平退出的机制。两年经济建设成绩斐然。自信的英迪拉宣布取消紧急状态，释放政治犯，开放选举。英迪拉期望在绩效带来的合法性之外得到她曾倚重的选民的背书。但这一次，国大党遭到了印度民众的裁决。从监狱放出的反对派仓促聚集，以“自由和面包”为口号，将以“能干事的政府”和“消除贫困”为口号的英迪拉国大党赶下台。新任总理就是那位德赛叔叔。这次离场的换成了英迪拉，她很快被捕入狱遭遇长期审讯——翻身的反对派在清算紧急状态时侵犯人权的行为。

不过，英迪拉没有错判敌人的真实实力。以反英迪拉为共识的仓促集合上台后持续动荡。两三年后，人们就开始怀念那个霸气十足的老太太。1980年，英迪拉重返总理宝座。

英迪拉·甘地反复强调自己为引导印度人民不惜牺牲的决心，话语的背后逻辑是，没有国大党，就没有现代印度。而没有尼赫鲁家族，就没有办法整合国大党。故天降大任于英迪拉一身，她的两个儿子也先后被作为接班人培养。

这句话也一语成谶。

改革葬送尼赫鲁王朝

1984年，在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持续的冲突中，为了在选前树立形象的英迪拉·甘地派兵进占了锡克教圣地金庙，剿灭了她一手扶植的主张锡克教独立的分离分子。几个月后，两个锡克教保镖在总理府将英迪拉枪杀。

英迪拉之死，意味着印度告别强人政治，进入群党纷争的时代。

同样是强人，英迪拉自然不如其父，党派分化在其执政时就已显现出来。历史借助英迪拉之手，加速了国大党一党独大体系的瓦解。1966年到1984年，国大党分化出12个政党。而在英迪拉之后，国大党至今又分化出30余个党派。新生的党派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挂着共产党牌子的政党就有数十个。时现时灭的群党，更多地围绕具体的人而非立场变化。

这些政党大多带有大佬政治和社会运动的特点。党派召集者通过社会运动召唤自己的支持者，以公平为名许以福利承诺，建构自己的庇护网络。当政治博弈的格局改变，党派随之重组。政党领袖只要打着捍卫自己信众的旗号，便可改变政治观点。

黑社会大佬、族群或宗教领袖均可成为地方议员。家族往往成为党派核心。政党的组织脱胎于领袖的熟人网络。非政府组织、媒体、智库围绕政党运转，一批政治掮客熟练地将竞选、权力分配转变为明码标价的交易。

类似这样的党派生态也出现在19世纪的美国和民主化初期的台湾地区。它似乎是民主制度难以避免的一个阶段。它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具有现代行为观念的选民并不占据主导力量。在日常生活中，当警察肆无忌惮地侵犯个体权益时，人们优先选择的是求助自己认识的组织大佬，而不是效率低下的司法系统。

民粹式的权力博弈，使得价值观往往要让位给机会主义。在策略高于一切的指导原则下：国大党可以和锡克教的分离分子站在一起，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政党也会和宗教政党建立同盟。台上台下的各个党派都需要更多地向自己的支持者给予补贴上的许诺，财政和公共资源日渐沦为党派的钱包。

用印度学者的话说，中国实现了市场经济，而印度则实现了市场化的政治。功利性的博弈持续到80年代末，终于引发了财政灾难。

当财政在1991年崩盘时，政治精英与社会都被迫接受一个共识：必须摒弃传统的左翼道路，争取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考量，而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必须。

超过180项经济举措迅速出台，若干行业的许可证被取消。私有企业和外资获得难以想象的机会。公有制主导的计划经济向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倾斜。从90年代起，印度的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年下来，社会出现一系列快速变迁。它反映在政治生活中的结果是：1990年以前印度总共举行过8次全国大选；而90年代10年间就举行了5次。

1996年国大党再次落选时，党内左派精英主持的检讨报告认为，恰恰是因为改革导致了落选。如果站在建国初期尼赫鲁和他的同志们的立场上，党内左派的看法并不难理解。尼赫鲁主张中央政府主导社会发展，按照类似苏式计划经济分配资源，规划和发展行业。

因此，改革意味着对尼赫鲁体系的根本背叛。当这套体系瓦解时，失去了道统的国大党还能走多远？

印度人民党的崛起

尼赫鲁等精英曾相信，现代化将使族群、教群的社会功能大大削弱。只要坚持世俗化，信仰将无法干预政治，种姓将失去意义。但半个多世纪过去后，传统并没有像尼赫鲁一代预想的那样消失，而是作为全社会重要的组织资源而坚强存在。

随着社会的变迁，尼赫鲁体系无力缓解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满和不安全感。每个家族为争夺铁饭碗付出成本越来越高，体制已经无法容纳社会对资源竞争的需求。当原有的体系衰落甚至失败的时候，人们越发倾向于赋予传统以美好回忆。寻找尼赫鲁体系的替代品与对传统组织资源的利用，顺理成章地合为一体。

印度社会各个阶层间因更为平等地竞争公共资源而形成了对立，产生了横向的博弈。现代的族群、教群政党不可能致力于恢复前现代的秩序，而是借用传统观念的生命力，吸引支持者，确保在公共资源上的份额。

在这样的框架下，穆斯林政党的立场不是为了重建莫卧儿王朝，而取决于能否保持与印度教政党对立的位置；底层贱民种姓政党则根本反传统，批评社会不公正，传统的等级歧视无处不在；婆罗门政党则指责政府将太多资源倾向给底层贱民，才是最大的不公正，而非恢复婆罗门的高贵身份。

在所有族群、教群政党中，印度人民党不算历史最悠久的，但无疑最成功。1980年，印度人民党诞生，寄托在超越种姓，以印度教文化整体建构国家共识核心的政治诉求像流感一样迅速扩展全国。

早期印度人民党不惜以暴力手段强调对穆斯林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的强度与其塑造新印度社会主体的决心成正比。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在新的印度文化共同体的核心凝聚之下，才能生长出更符合印度特性和普世原则的资源分配体系。

80年代后期，印度人民党领袖策动了一系列甘地式的长距离游行。游行经过的地方既有欢庆的人群，也有暴力、动荡和冲突。持久的煽动带来悲剧性的结果。1992年12月6日，在印人党的力推下，印度教激进分子拆除了北方邦的巴布里清真寺，引发全国范围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反复冲突，数千人毫无意义地丧生。国大党领导的政权处置不当，被学者视为其衰落的关键。

尽管次年的大选印度人民党失败，反映出印度社会对于暴力族群冲突的反感。但是从长期讲，印度人民党表达了替代以中央政府协调联邦，主持社会资源分配为核心的尼赫鲁体系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的族群冲突，尤其是1992年拆寺引发的暴乱集中在孟买等大城市，而非更传统的乡村社会。大量在城市中找不到方向的城市居民被印度人民党动员起来。

当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获得更为稳固的基础，甚至超过国大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后，其社会动员任务几近完成，其表现也更为温和。早期的印度人民党主张反对国家干预主义，塑造了中间偏右立场的形象，与国大党对立。这一主张吸引了对宗教无感但对赚钱敏感的部分中产阶级。

而在改革兴起后，当资本主义改革带来一系列福利分配问题时，它又基于现实利益考量，灵活转身，采取保守或偏左的主张。比如当国大党期望在零售业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时，印度人民党采取了强硬的拒绝态度，和共产党同期搞起反对政府的大规模游行。对于印度民众而言，至少在政治上，印度人民党成功成为可以和国大党抗衡的政策平衡器。

但是无论印度人民党如何调整主张，其根基始终是在印度教文化民族主义。从1990年代至今，印度人民党快速崛起。终于在2014年，新的历史节点似乎到来了。30年来未见的单党拥有组阁资格的局面显现。印度人民党占据了英迪拉及她之前国大党占据的位置。通过民主的游戏，国大党的权力被前所未有地颠覆了。

印度人民党的胜利只是开始，它能否提出一套全新的尼赫鲁体系的替代品犹未可知，其胜利究竟是莫迪个人魅力及印度人民党社会动员能力的胜利，还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胜利也难下判断。这有待于对印度未来发展的进一步考察。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通过民主选举，印度人民得以和平地选择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