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格格

原标题：末代格格

金默玉曾被关押的北京草岚子监狱毗邻的草岚子胡同。南都记者高龙 摄

金默玉

金默玉与第二任丈夫施有为的合影。关克己供图

南都记者 高龙

她又多活了41年。

早在1973年的天津茶淀清河农场，许多人望着她孱弱的身影，猜测她活不了多久了。此前她已经在北京的监狱里关押了15年。

2014年5月26日凌晨，她以96岁高龄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去世，医院六楼值班处的许多医生都知道，这里住过一位“格格”。

作为清朝末代肃亲王载耆的女儿，38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她的去世带走了昔日王朝最后的记忆。

葬礼于5月28日清晨8点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电子屏幕上反复出现她的名字：金默玉。

最好时光

金默玉的葬礼普通、朴素，在当天上午9点就结束了。而92年前，她父亲载耆那场按亲王丧事规格举办的葬礼异常隆重，灵柩鲜红，棺木用坚硬的金丝楠木做成。

在清王朝覆灭后，这位亲王带领家族亡命旅顺，组织了复辟活动，终归失败。他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结束。那是1922年，金默玉4岁。

父母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留给金默玉一个残缺的童年。但那却是她人生中美好的时光。

1918年9月14日，她生于旅顺。晚年在回忆录里回顾一生苦厄，她想起在旅顺新市街镇远町十号的那栋洋楼，幼小的自己站在二层仰望晴朗的天空，把白云想象成牧羊老人赶着的羊群，或是拍岸的滔天白浪。街道两旁高大的洋槐树，初夏时满树如雪白花。

5岁时，别人就给她磕头。她告诉作家吴越，年轻时自己兴趣广泛，喜欢骑马、打猎，这是她最后的清代格格生活。

稍大些，她去了日本留学，在那里度过了8年时光，认识了生命中最亲密的朋友旦子。她先是在日本学习院，后考入日本女子大学英语系，直到1942年被中日战争中断学业。“她说话可有文化了”，金默玉去世后，一位当年与她在天津茶淀清河劳改农场一起生活过的人描述。

中日战争分裂了她的家庭。回国后，她在一家日本人经营的钟纺公司当顾问，她的哥哥宪东于194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她最有名的姐姐川岛芳子，后来成为日本女间谍。

她与川岛芳子的生活交集甚少，谈不上亲密，甚至多次发生冲突。不过在晚年的回忆中，金默玉始终叫她“芳子姐”。川岛芳子叫她“小不点儿”，有时会教她跳探戈舞。

天津茶淀清河劳改农场的邻居关克己回忆，金默玉曾谈到川岛芳子，对姐姐的评价是“没有外界说的那么坏”。

1948年3月的一天，她看到姐姐被处死的照片，没有流泪，觉得这样的结局很适合于她，但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是什么样的心情”。

川岛芳子的阴影长久地萦绕着她。后来去劳改农场时，听到周围的人议论自己是“川岛芳子的妹妹”，她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打击。

新时代

姐姐川岛芳子伏法后，金默玉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她后来诙谐地将出身概括为“封建没落大贵族”。

新中国成立的那年农历正月，她夹杂在人群中欢迎军队进城。哥哥去了香港，留下了四个孩子。她对他说，“只要我活着，绝不会让你的四个孩子饿死。”

她变成了胡同中的积极分子，宣传宪法、婚姻法等，但生活越来越困难。从前无忧无虑的格格，如今要操心一家9口的生计。她开了一家餐馆，随后卖起四川菜，并成为京城著名餐馆。顾客包括电影导演、演员、诗人艾青，还有一位前清的举人。

通过家门口的一家画廊，她认识了落魄画家马万里，她的第一位丈夫。但她更着迷于马万里的艺术，认为他有了家，就不会自杀，以至于两人登记结婚后，她觉得像是“完成了一项任务”。

她阻止了画家的自杀，没能力阻止时代的悲剧。后来她锒铛入狱时，马万里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强制劳改。

1956年，她成为北京编译社的成员。但不久反右派斗争到来，大字报铺天盖地，社里的批判会把她划归为“中间分子”。清朝末代国舅润麒也曾在北京编译社工作，后在“文革”中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关押。

囚徒

经常光顾她餐馆的那位前清举人的女儿出卖了她。1958年2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她被捕了。

这本是一个年前的快乐时光。在家庭舞会上，她和着《蓝色多瑙河》的口琴声翩翩起舞。随后十几个警察到来，她烤火的手被戴上了手铐。

这是牢狱之灾的开始。她的皇族出身和家庭关系是头上笼罩的阴影。“我当时对于事物的思考方法和处理方法，都是日本式的，政治上一片空白。”后来她这样描述当时的自己。

警车载着金默玉穿过北京漆黑的街道，来到了著名的草岚子监狱。这里以关押政治犯闻名，旧址位于北京市中心西什库大街，北门对着草岚子胡同。如今监狱早已变成机关办公的地方，胡同也成了一条泊车的普通街巷。

在草岚子监狱，她被要求交代与逃亡在国外的哥哥的关系，查找“犯罪原因”。“监狱是社会的缩影。”她后来在公开场合说。关押时遇上了1959年席卷全国的大饥荒，她每顿饭只能吃到两个小窝头。同牢一位反对“三自革新”的燕京大学学生，和监狱提审员争论了七天七夜，最后得了颜面神经的病。

关押6年后，1964年金默玉被宣布判处有期徒刑15年，罪名是里通外国。在服刑地秦城监狱，她负责画狱舍的墙报。有一次，她画了一幅有小帆船和椰子树的海景，被批评缺乏政治内容。

“文革”到来后，家族其他人也受到冲击。哥哥宪东被抄家、关进“牛棚”，造反派要求他在零下20℃的寒冷中挖掘莫须有的国民党特务名单。

在漫长刑期面前，她和马万里解除了婚姻。前夫保留着房间的布置一直等她回来，不过直到去世，两人再未谋面。

劳改

依靠做鞋、回忆和用碎布贴花来打发时间，她终于熬完了15年。1973年刑满，她却不愿回家，怕连累她带大的侄子侄女们。

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她被送到了天津市茶淀清河农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座劳改农场，在一片盐碱地上开发出来，当年曾关押了大批右派。

79岁的关克己，现居北京市通州区，当年是清河农场技术人员，和金默玉是邻居。关克己夫妇和她来往较多，她曾想收关克己为养子。

关克己描述，清河农场被潮白河、金钟河和蓟运河三条河流包围，形似一个孤岛。平时出行要坐船。陆路当时只有火车才能到达。涨水的时候，河里的青蛙、螃蟹随着水漫到农场的平房中。漫过田野的水也会冲刷出粪便，臭气弥漫。

作家吴越那时也在清河农场。“金默玉刚到农场身体不好，体力也不好。身上有痔疮，经常流血。”吴越回忆。

她被分到农场种植葡萄的大队里，开始了7年劳作。她和人用筐抬100多斤重的猪粪，或冬天在冰冷刺骨的泥塘中割芦苇，还要拿铁锹把葡萄藤埋在土下。吴越说，“这是很重的体力活，她老完不成任务，我们帮她把葡萄藤埋在土里。”

关克己回忆，经历了漫长的牢狱生活后，金默玉很少谈自己的出身。多数情况下，关克己夫妇去她那里，只会寒暄几句“做饭没有”之类的话。

在农场每人一天只供应2两饭。但金默玉的生活略微改观，来自日本哥哥的汇款，帮助她解决了一天两盒烟的烟瘾。她还托人到天津买巧克力吃。

“我的心在哭泣，在流血。”她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苦闷。闲暇时候，她脑海里萦绕着学生时代的好友旦子。有时她独自躺在田埂上，望着晚霞唱自己喜欢的歌曲。

作家吴越撮合了金默玉的另一段婚姻。对方是农场的水稻技术人员施有为，工资是她的两倍多。吴越回忆，自己曾给金默玉写过一封长达6页的信，说服她接受施有为。她觉得施有为文化低，吴越就劝道，“在劳改农场，有文化没有用。对方身体好，工资高，能照顾老婆。现在是谈两个人怎么过日子。”农场的铁锹又大又重，施有为专门给她做了一把适合女人用的铁锹，她很感激。

这段婚姻伴随着她的后半生。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距离震中只有几十公里的清河农场有500多人丧生，夫妇俩所幸躲过一劫。

“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她平反回京，后担任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搬到北京后，作家吴越多次去她家中看望。他发现金默玉习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8年的日本求学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她。她不用床，在地上铺席子，旁边摆张案几，上面放着日用品，看书也席地而坐。丈夫施有为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像一位男保姆。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她晚年这样概括自己的人生，“我是经过了15年的监狱生活和7年的强制劳动，才回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我是曾经生活在人世间最底层的人。”

“小格格，”半个世纪后，她依然清晰听到当年听差的叫她。听差的说起肃亲王家养的一只小麻雀，它最终死于阳台的玻璃窗下。她放声大哭起来。

这样的哭声在日后绝少出现。更多时候，她隐忍而平静，直到终老。

在晚年，她有时会忆起昔日皇族。她指出清宫戏中发音的错误，或将自己创办的儿童日语学校取名“爱心”，为“爱新觉罗”中“爱新”的谐音。

据吴越回忆，金默玉在农场曾收了一位养子，后随她姓金。这位养子以爱心日语学校的名义创办了廊坊的东方大学城，但被爆出巨额资金亏空等诸多问题，这对她打击很大。在临终前病重期间，养子的前妻担任了她的监护人。

“一个人活得长久没什么好，因为自己的朋友都先走了。”在88岁时的一次电视访谈中，她这样说。

2014年5月26日，死神终于带走了她的孤寂。悼词称她“热爱祖国，正直、淳朴，虽经坎坷，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在葬礼上，出现了她很少被使用的皇族名字：爱新觉罗·显琦。

参考资料：《清朝王女的一生》(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