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撕破了台湾“三不”政策的“国王新衣”？

台北县新店市，无天禅寺下方李师科塑像，摄于2013年4月21日。

原标题：是谁撕破了台湾“三不”政策的“国王新衣”？

有时，历史路径的改变，只因一件偶发小事，却沛然不可止，而走出一片光景。

30多年前的4月，还是军事戒严时期的台湾，连持刀抢个50元都会被判死刑，却意外发生了一件歹徒持枪抢劫银行案；这也是台湾第一起持枪抢劫银行案。

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军警全面搜捕，但当时没有人想得到，这件抢劫案的影响有多深远；甚至，改变了两岸关系的进程与方向。

罪大恶极的抢犯？

案件发生在1982年4月14日，一名身材矮小的蒙面歹徒，身着铁黑色西装上衣，米黄色长裤，戴着假发、白色鸭舌帽，闯入位于台北的台湾土地银行古亭分行洗劫。他手持着枪械在银行里大喊，“钱是国家的，命是你们自己的，我只要1000万，你们不要过来”，随即枪伤一名企图阻拦的银行副经理，最后抢走新台币531万后逃逸。

重案的发生，立刻让从没看过持枪抢银行的台湾民心为之动荡，纷纷私议究竟歹徒是何动机？尤其受伤的银行副经理送到台大医院急诊，缝合心脏附近枪伤的手术画面被各电视台录像后，在当晚新闻时段大幅报导，血淋淋的镜头引发极大冲击；台湾党政高层为正视听下令限时破案，警方悬红200万元作为破案奖金，更让全案成了通天大案。

失去头绪的军警茫然不知所措，甚至因为破案无方，还衍出一起案外案：由于抢匪将运钞袋丢弃在中正纪念堂大门侧，刚好附近有一床遭丢弃的破棉被，被人认出是出租车司机王迎先家所有，王所开汽车又与抢匪车牌号码相似，因指证历历，迅速被调查小组逮捕，之后更因刑囚而被迫承认犯案；王迎先之后谎称带办案人员寻找赃款，过程中跳河自杀，全台哗然。台湾当局不得不将承办人员移送法办。

最后，还是高额的检举奖金奏了效，经秘密证人检举，台湾警察逮捕了56岁的出租车司机李师科。

李师科，山东昌乐县人，1927年出生，国校肄业，识字不多，抗战期间在张天佐部队打游击，胜利后编入王耀武的部队，跟随刘安祺部，从青岛、海南辗转来台，直到1959年因病以陆军中士军阶退役；换言之，他就是数十万随着国民党来台的退伍老兵之一。退伍后，李师科无处可去，有家归不得，先到兵工厂工作二年，跟着以修车及开出租车为生，经济拮据。

在家中被捕后，李师科坦承犯案，并随即移送警备总部军法处侦办。警方追赃后，发觉被抢走的531万元里，李师科大概花了5万元在女人身上，还买了一台电视机、一只电饭锅与一只电刮胡刀；除留了一笔钱准备出国旅游、逃避追捕，其余400万元现钞，却被李师科仔细地包在牛皮纸袋，寄放在友人家中。原因只是一身孤寡的他，很疼爱友人的小女儿，自认必有一天东窗事发，所以把钱送给友人的女儿，让她能够安心念书念到大学毕业。只是他没想到，也正是这一大包现金引起了友人怀疑，最终向警察检举，让这件无头公案画上休止符。

此案一破，有人额手称庆，有人推测李师科可能患有妄想症，有人批评他不够聪明，如果不把400万元寄放在朋友处，又何至落网被捕？有人说他大奸大恶，还想施以小利以赎罪，却是破坏社会治安。

但与一般惯犯不同，李师科被捕后，并没有四处喊冤或缄默不语，反而“犯下滔天大罪、毫无忏悔之意”地谈笑自若，更主动要求媒体采访；甚至还主动供出他所持枪械是在之前两年，于台北市金华街持土造手枪射杀警员而抢走的警枪；同时要求在军事检察官面前陈述他的犯案动机，也使得这件台湾犯罪史上的大案，又蒙上一层传奇色彩。

一无所有的孤独者

李师科的遭遇绝非个案。像他这类老兵，国民党口中的荣誉国民，半生戎马，曾为国民党牺牲了家庭、健康、生命，却被困在这小岛的社会最底层，一生默默无闻地逝去，眼看一同来台的袍泽日渐凋零，自己也因为生活艰困，成不了家，日子过一天算一天，无亲无故，孑然一身。但长期以来，他们并不是社会关切的对象，也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独力挣扎。

正是这股怨气，在台湾经济快速成长的70年代开始蔓延开来。尤其相较台湾社会许多暴发户炫富，经济犯罪一再发生，有钱人、特权阶级从银行可以拿到千千万万的呆账、钞票；李师科这等人，只能开出租车赚点蝇头小利，维持生活，赚的钱大多输在赌桌上；想女人只能找私娼；凑足了聘金才可能“买”到更弱势的女子共度终生；开车糊口，还要面临警察严查严打，随时收到交通罚单处分。

这种没有了尊严、未来的生活，终于让这个一无所有、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孤家寡人，邻居眼中交往单纯，待人很好、没有脾气、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个性随和，喜欢小孩的单身汉，决定以最激烈的手段反抗，铤而走险，表达“对现实不满，对社会不满”，犯下了这件持枪抢案。

李师科更自承，杀害警察，是为了抢夺手枪来抢银行，目的就是为了养老，“要钱，要钱，要钱嘛！”他要抢钱，不抢民众，要抢公家单位；因为“民众的钱比较少，公家机关的钱比较多”；而且，政府“亏欠太多，所以要抢银行”。他也想到，警卫薪水没多少，妻儿可怜，所以问明警卫不在才下手。

但荒谬的是，抢案发生当天，李师科虽大喊“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可是由于乡音太重，居然没有人听懂他在说些什么。至于他抢来的钱，除了送给邻居小孩，其他“大多花在女人身上”，“天天到旅社玩女人”。他甚至说，什么好朋友、女朋友，“都是假的，有钱才是真的”。

明显地，李师科是在一连串挫折、沮丧之后，从极度的不安全感、失落感，转变成攻击行为。他这种对现况有所不满而自暴自弃的举动，宣称“政府迫害我、因此我出来对抗”，立刻引发社会高度关切，尤其向来被认为铁板一块、台湾稳定最坚定支持力量的退伍老兵，选择以这么激烈的手段明志，更让国民党当局触目惊心，百万老兵的归乡、生存问题突然被揭开了锅。

因此在庭审中，对各项指控，李师科没有提出异议，但他却要求公开供述犯罪动机，甚至一度激动落泪，哽咽不能成声地说，他的生活过得去，抢银行，不是为了他个人，是“最近发生的几个案子”，逼他去抢银行。

没等他说完，法官随即以与犯罪事实无关为由打断他的陈述，因此在李师科“我还有话要讲……”声中，遭军事法庭以公然抢劫银行，滥杀无辜，手段狠毒，判处他死刑，并火速执行枪决，离案发不过一个多月时间。

当归乡呼声走上街头

李师科的过激行为，充分反映一个无依无靠老人的孤寂，因此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只是，国民党虽以雷霆之势，企图杜绝李师科案的负面影响，但这件案件的冲击已然造成，国民党一手掌控舆论与民心的时代终究回不来了。

过往，让大多数人说不出口的是，国民党与这百万老兵，都是被台湾对大陆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锁在台湾这座小岛上的人质。这批官兵，大多数从1949年5月20日、台湾警备总部宣布台湾进入动员戡乱戒严时期开始，陆续随部队来台，有原本效忠的国民党军队，有被拉夫、被迫参军的老百姓，也有出于无助逃亡而从军的年轻人，他们大多长年效忠国民党中央政府，甚至寄期待于老蒋提出的“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希望有朝一日“打回家乡去”。

但时间一年年过去了，他们有家归不得，不得与家乡、亲人有任何联系数十年，返乡团圆的梦从未实现，当年青壮之士，已是鬓发花白、垂垂老矣。当然，有少数人冒着风险，试图寻找管道与家乡私下通信，却必须冒着“通匪”、“叛国”罪名行之，轻则管训入狱，重则被处监禁。

对蒋经国来说，这是如此地无奈，这批退伍军人，长期以来均被视为他的“子弟兵”，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他又不得不承认，党内主流意见系坚持为巩固台湾的防卫与军民心防，势必严防“三通”带来的冲击性影响。因此碰到这种无力困境，他也只能连忙要求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加强安置无眷退伍军人，辅导就学、就医、就业、就养，并给予心理辅导。

但李师科案，更像是一种深埋在暗处的典范，撕裂了“三不”政策的国王新衣，让常埋在这批老兵心中数十年说不出口的恐惧、疑虑、痛苦与不满，找到了爆发的缺口。国民党的劝抚，已挡不住他们归乡的心，满怀着对现实的质疑与不满，甚至是对国民党执政当局的彻底失望与不信任，这批退役军士不再听话了；既然前途一片茫然，归乡路遥迢，不如自己站出来，向当权者要回属于自己的权利。

一时之间，来台老兵组织开始串连发声，甚至透过党外人士协助，到处示威、抗议，甚至高举布条与标语，就是要求国民党开放探亲；例如一批因自谋生活而处境贫困的退伍军人，筹组“大陆来台国军自谋生活退除役官兵自救联谊会”、“老兵行动联盟”，先后去过国民党中央党部、退辅会前示威抗议，要求国民党解决他们的生计、就业、老年赡养、没有土地耕种等问题。

由于群情激动，数百名老兵甚至集结到台湾“行政院”外埋锅造饭，还数度欲强行冲入“行政院”，与镇暴警察发生激烈肢体冲突。身体欠佳的蒋经国最后委派宋楚瑜代表他到场安抚，说尽好话，动之以情才将这批请愿老兵撤离“行政院”；小蒋也随即拔掉了当时的退辅会主委官位，以对这群退伍老兵有所交代。

另一批老兵，更因为反抗“禁止与匪区亲人联系”的规定，组成“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透过散发传单及举办演讲，公开表达诉求；更经常身穿写有“想家”、“妈妈我好想你”的白上衣，穿梭街头、车站，站在第一线上跟社会对话，终于逐渐引起社会同情，形成一股强而有力的动能，促使国民党必须做出改变。

1987年，蒋经国于7月正式废除戒严令，宣布“解严”，并在经过国民党审慎评估后，他同意自当年12月起开放一般民众可赴大陆探亲，两岸开始了一波波的返乡探亲潮，也让两岸关系迈入了新的纪元。来年，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完成阶段性任务，宣布解散。

人生无常，可就是李师科抢案这颗敲破平静的小石头，从山坡上滚了下来，引发一场不可收拾的崩落。

许许多多的人，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但李师科的尸体，却冰冷地埋在这座岛屿之上。倒是在现今的新北市，有人怜悯他的遭遇，在一座“无天禅寺”前，还立了李师科的塑像，让他与日据时代的传奇义贼廖添丁并列，至今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