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曼德拉时代的白人贫民窟

特瑞熙的丈夫给贫民窟里的一位老人理发，这里有很多条狗。

原标题：后曼德拉时代的白人贫民窟

本刊记者| 周琼媛  图| 王瑾

“在这个国家，我的肤色是个错误。”63岁的南非白人安勒鲁喊出了声。当问及她对曼德拉的看法时，安勒鲁撇了撇嘴，然后答道：“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好人。”

安勒鲁一家10口人挤住在约翰内斯堡近郊加冕公园一个由帐篷、房车、木屋组成的房子里。这里是南非最著名的白人贫民窟之一，几乎每天都有访客造访：慈善机构来捐赠衣物，BBC来拍纪录片，路透社来采访，南非大学的学生来做社会调研……

不过好多当地的约翰内斯堡人却不曾听过它的名字。即便你在离加冕公园仅2公里的地方问路，也能看到大大的问号从人们脑后冒出。这里的住户也未必能指导你开车来到这里。

这是一个充满违和感的地方。每一位来者都人生失意，他们或遭遇了家庭暴力、亲人背叛、工作挫败，但无一例外他们都自称是社会的弃儿。他们的贫穷和骄傲都显而易见，他们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忍饥挨饿，却造起小花园，抱着宠物猫狗，留着破旧的欧式家具，并随时准备伸出手来向访客讨钱。他们在这里建起简单的住处，结交流动的邻居朋友，也似乎准备好随时告别这里，但很多人来了，就没能再逃离。

搬到这里之前，安勒鲁在约翰内斯堡市政府工作了26年，是城市规划部主管的个人助理。她并非走投无路，只是不想搬进政府给她家安置的RDP住宅（南非政府为底层穷人修建的免费住宅，等待审批的时间通常长达数年），“才2个卧室的房子，让我们一家10口人怎么住？”

在77岁的白人老太太莱娜印象中，加冕公园曾是富裕白人的郊游地：响动的音乐飘出车窗震动地面，野餐布上摆着甜点水果、高脚杯里红酒被太阳照得透亮，伸长的鱼竿拖着线垂到平静的水库里，夜里在空地上支起帐篷看星星或把房车停到树下睡到天亮。但这些轻松愉快的历史碎片早已在莱娜记忆里封存，曾经的那个休闲公园已经死了，死于1994年。

那一年，在南非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一个名叫曼德拉的著名黑人当上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位黑人总统。这位在狱中度过将近30年的老人以宽恕为武器来黏合将近分裂的南非。他所在的政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当政后实施的新法律宣布废除了一切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宗教、性取向和身份的歧视。南非政权由白变黑，原来享受优越地位的白人失去了白人政府的保护伞。

沦为白人贫民窟的加冕公园和新南非差不多年纪。在过去的20年里，白人再也没登上总统宝座，这一次也不例外。

2014年5月7日，南非大选。天还没亮，南非各省的投票点外都排起了长队，黑人区的孩子们穿着印有曼德拉头像的衣裳，一边跳舞一边高喊ANC（“非国大”的简称）。由于非国大在选举中处于领先地位，总统雅各布·祖马的当选被认为毫无悬念，尽管他多年来饱受争议。上任前，他因腐败、强奸等罪名被调查，因“洗热水澡可以预防艾滋病”名噪一时。上任后，他也没能赢得民众的认可，在曼德拉的葬礼上，民众对他嘘声连连，甚至退场抗议。

一家南非当地媒体在2014年大选前进行的小规模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人对新南非情感复杂，也有人毫不掩饰对过去的怀念，其中有白人，也不乏黑人。在得知一位华商不打算投票后，一位黑人说，“你投了弃权票，就等于投了非国大。”

临时的家

1994年以后的加冕公园以一间公共厕所向外辐射。公厕是克鲁格斯多普镇镇政府修建的，在种族隔离时期服务于在公园里野餐休闲的人。1994年下半年，莱娜就注意到公厕旁有三五户人家，搭着矮小的帐篷，外用砖块垒砌着小灶，树干之间拉起了晾衣绳。帐篷里走出的人跟体面不沾边，莱娜意识到这些人不是来休闲度假的，他们把这儿当家了。这里的人口只增不减，到2010年世界杯前夕，这儿已经有250来个稳定的住户。4年后的2014年，这里的人口扩充到将近400人。开往贫民窟的主路路口两头，摆着巨大的黑色废旧轮胎，它们是贫民窟入口的标志。这些轮胎就像从土里长出来的，坚如磐石，坚固背后是居民们与政府的抗衡及维护社区边界的努力。政府曾几次断电断水以逼迫住户们自行离开，都未奏效。

贫民窟的房屋建在主路的一侧，石板接着铁丝网，把村落里的所有房子都圈起来，划定了村落居住区和公共公园的边界。现在，位于公园东北角的贫民窟村落呈弯月形，占公园总面积的7%。这里有113户人家，2个商店，1间公厕，1座教堂，1所托儿所，还有1个垃圾堆。

由20来根树干撑着一块大铁皮顶棚的简易教堂是今年新年前后建起来的，和那间已经存在了8年、只有1间木教室的托儿所一样，费用都来自外部捐赠。但村落里负责接待工作的安勒鲁避讳谈及资助方，理由是说了就有麻烦。

20年过去，那间红砖公厕仍是村落的中心，也是这里唯一的永久建筑。其他的房屋都带有临时性：帐篷顶部拉出的绳索紧箍篷身，生怕它被风掀翻了，散落各处的铁皮盒、旧房车好像随时会挪地方，间歇出现的小木屋、毛毡房、木板房成了这里最豪华的家。

32岁的特瑞熙和丈夫搬来这里刚8个月。特瑞熙的婆婆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夫妇俩被人从婆婆的大房子里赶出来他们无处可去，就来了这里。起初他们住在帐篷里，后来搬进了一个铁皮盒。当特瑞熙的丈夫开办了一个修理店开始挣点小钱后，他们花四五千兰特（1兰特约合0.6人民币）盖了一座小木屋，这笔开支不小，但也只够他们在外面租房一个多月。

约翰头发花白，皱纹爬了一脸。他以前是个流浪汉，在街边睡了3年，后来他老母亲看不过去了，给他在这儿买了个小屋。邻居们暗指他是懒汉，他却说自己靠捡破烂和卖小狗为生。他说每条小狗卖100兰特，还问《博客天下》记者要不要买一条。约翰在这里住了5年也不觉得太苦，说每个人都有好日子和坏运气。

和约翰一样，加冕公园的很多住户都是既无特殊技能又没钱的南非社会底层。楚妮在村落里算手脚勤快的。她制作简单的项链和耳环来卖以补贴家用，会按照木屋墙上贴着的各种蔬菜生长季节周期表，在屋檐下的小菜园里种上蔬菜。她的男朋友在1990年前后每月能在矿上挣28000兰特。中风离开矿上后，他就再没有正式的长期工作了，每月连挣800兰特都难。

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说自己想要离开这里，也包括小孩子。有小孩子甚至不想告诉别人自己在这里长大。安勒鲁说：“我总以为离开就是明年的事儿，结果总是明年的明年。”他们都说，等有了足够的钱，就搬出去。

对于怎么挣钱，他们说努力工作。但提到找工作，他们先是沉默，然后开始大骂政府：“现在白人都找不到工作，1994年之前这样的事情根本不会有，这是一种反向种族隔离。”

失业率在这里高达70%。安勒鲁家的5位成年人处于失业状态已经超过5年。当问安勒鲁为什么她的女儿女婿找不到工作时，她女儿失控似的喊了一声：“因为我们是白人。”

南非安全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南非白人的失业率在1995年和2005年之间翻了番。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也让这群白人的处境雪上加霜。翻开他们的简历，教育水平一栏没出现过“大学”或“职业院校”，只有“十年级”甚至更低。聊起他们过往找工作的经历时，他们对收入不高的工作机会表示不屑，“给人洗衣服一个月才600兰特，这点钱够干什么，不如不干”。

在这里，房屋的大小、类型和地理位置，大抵能反映各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开了8年小商店的那对白人夫妇的家连着厕所旁的教堂，他们住的木板房刷上了白漆，屋顶铺了整齐的波纹状铁皮，看上去简洁美观。半开放式车库里停放着两部小汽车，虽然都是旧的。他们的小女儿照例从黑人冰糕小贩那儿买10兰特一盒的冰淇淋，那是冰糕盒里最贵的品种。

贫民窟领袖艾琳家就建在厕所附近，一百多平米的木屋和有些住户家仅两三平米的帐篷有天壤之别。艾琳家房前一块有顶的空地，是外来捐赠物的集散地。紧挨艾琳家房子的还有他们家开的小商店，店铺的墙上贴着政府发的公文通知，她丈夫尤胡和政府人员的名字写在一起作为联络人，显示着尤胡和艾琳在社区里至高无上的地位。离中心地带较远的住户是这里的平民，他们的房子大多简陋、矮小。

简陋的居所内外，精致随处可见。数不清村落里到底有多少宠物猫狗，同样数不清的还有小花园：有的人家用几根木头或石块圈出房屋外伸出的花园的边界，即便这几棵绿植占地不足1平米；有的人家靠房屋外墙搭了花架，放着一排排盆景；还有的干脆把塑料水壶改造成花盆，装土栽花挂在房屋外墙上。

透过脏兮兮的窗户、门锁松动的门缝，你能看到细密的蕾丝纱帘、缺脚掉漆的古老欧式沙发，还有各种木雕装饰。那几家屋外竖着亮黄色铁皮信箱的，或许从来不曾用它收到或者发出一封信。琐碎的细节显露了这群白人对往日荣光的怀念，对白人高贵身份的珍视。他们的祖辈于17世纪中期开始从欧洲来到南非，这群外来者挣到了名利，把来自欧洲的精致生活方式也带到了南非。这让人迫不及待想要走近一探究竟，是什么把这些早期殖民者的后裔带到了这里蜗居，他们在这里过怎样的现实人生。

贫民窟的日日夜夜

加冕公园形成了一个足够混杂的社区，人的生活需求在这里被降到最低：教堂不蔽风雨，没有热水没有电，夏天闷热冬天灌风。不论是老住户、新来者，还是一些过渡性的人群，每位成年人只要每月交足10兰特的厕所清洁费，就可以继续住在这里。很多人来了，就没能再逃离。

没人把这里当家，这个村落却富有生活气息。只要在天亮着的时候，不论是早上10点，还是下午3点，你总能看见炊烟袅袅，好像什么时间都是吃饭时间。的确，大多数人每天都无所事事。这里流行一种用几块砖头堆出的土灶，三面密实，开放的那一面放木柴。火机就着纸张和塑料片一划，塞进木柴堆里，火焰蹿过架在砖块上的铁丝网，铁丝网上的锅里煮着简单的蔬菜汤或者没有一点油星的PAPA（当地最常吃的主食，把玉米粉放锅里，加上胡萝卜等食材，一边加牛奶一边翻炒，然后用手抓着吃）。

上午10点，村落入口处的那位有色人种姑娘开始洗衣服，大脚盆旁边总有一大堆衣物。上午11点，来自德班的丹尼尔开始抱着14个月大的孩子在门外转悠，有时抱孩子的是他的太太。中午12点，安勒鲁的女儿牵着几位小孩从托儿所走出来，孩子扑进妈妈的怀里，好似久别重逢。下午1点，白人老头的眼睛在太阳光下眯成一条缝，向访客兜售印有曼德拉头像的5角硬币，价格是50兰特。他说曼德拉过世了，这枚硬币很值钱，尽管他比访客更清楚这只是一枚市面流通的普通硬币。

下午2点，留着络腮胡子的老头在草地上撑开简易布椅，跷着二郎腿看书，书页已经发黄了，一条大黑狗蜷缩在椅子底下，另两只狗围着他摇尾打转，他通常会待到下午5点。下午3点，孩子们开始玩耍，他们踩着脚踏车，光着脚丫你追我赶，全然顾不上理一理乱发或擦掉嘴边混了尘土的口水印。这样的热闹伴随着长辈的喊叫、呵斥，一直持续到天黑。下午4点，老太太在床前发呆，怀里抱着小孙子；白人女士家的旧木桌上摊着数百张拼图碎片，她气定神闲，说第二天上午就能拼完所有了；中年男人约翰里斯在自家帐篷前大谈特谈他的微型生态系统：浅缸里养鱼，用过的水流到苗圃里灌溉。他说下周你来时就能看到了，但两周后再去时，鱼缸里还是没有鱼，也看不到苗圃的影子。

下午5点，大一些的男孩们开始在公园的空地上展开一场橄榄球赛，这大概是村落里最有活力的时候。橄榄球可以说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体育运动。1995年，曼德拉身穿跳羚球队的球衣出席在南非举行的橄榄球世界杯，将橄榄球运动视作新南非国家团结的黏合剂。

傍晚6点，天色暗下来，有大水罐和足够柴火的人家开始烧火，烟火把大水罐烧得漆黑，罐里的水咕噜作响。晚上七八点，村落里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发电机的声音很响，没有电的人家点着蜡烛、煤油灯，或者干脆在一片漆黑中和家人聊天、听收音机。

夜里，吵架斗殴的声音时常响起，只为一件衣物、一口酒，或是一克毒品。在风雨交加的深夜，掉下来的树枝曾砸死一位妇人和她的婴孩。两个月前的一天晚上，村落里哭声震天，社会福利部门的工作人员带走了15个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染上酗酒、赌博、吸毒、暴力等恶习。

不出意外的话，每周三和周日，这里会发放食物救济；每周一和周五，则有咖啡和茶救济；周日上午，会有三四十人聚在简易教堂里做礼拜。这里的生活似乎一成不变，唯有死亡难以预料。

权力与秩序

加冕公园有自己的运作机制。艾琳和尤胡是头儿，他们一家在这里住了9年。新人入驻需要他们点头，他们也能随时剥夺你的居住权。

34岁的丹尼3个月前拖家带口来到加冕公园，按艾琳的要求填写了表格后，他获得了一个叫5B的号码，这个号码也就成了他家小帐篷的代号。在这里，不交每月10兰特的厕所清洁费，就会拿到一张警告。收到一张警告，就等于失去领取救济和捐赠物的权利。拿到3张警告，就准备搬家走人吧。丹尼曾因家里失窃和邻居发生争执，事情闹到艾琳那里时，艾琳甩出一句“没人有义务给你看家”，然后在上个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当面给丹尼下了逐客令。丹尼和妻子辛迪都在几年前失去了工作，丹尼曾经是IT公司的网管，辛迪是商店收银员。29岁的辛迪穿蓝色吊带，留着短黄发，不服帖的白色粉底、蓝眼影、枣红口红使她看上去憔悴苍老。在结束交谈时，她伸出手来问《博客天下》记者：“能给我20兰特吗？我去买包烟。求你了，就20块。”

听话者在这里才能生存，才会被视作同类。好些老住户已经记不起艾琳是怎么成为村落领袖的，新来者选择接受她作为领袖的事实。没有人当面质疑艾琳的地位和权威，毕竟她决定着每个人的去留，也决定捐助的去向。

没有投票，没有会议决定，2010年初艾琳指定安勒鲁来处理村落的行政和对外接待事务。安勒鲁负责收取每月的厕所清洁费，然后艾琳负责购买清洁厕所的物品。

得到了村落里最有权力者的授权，安勒鲁像管家一样每天在村落里转悠，她密切关注着来访者在村落里的行踪。有人引荐的、被认为可信的来访者才能进入加冕公园。来访者走到哪儿，安勒鲁呼哧呼哧跟到哪儿。“这是我的工作。”她说。她喜欢把访客带进一些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住户家里。她在场时，住户们说起这里友好的邻里关系，痛斥政府的失职。但当来访者递给她一些小费时，她会迅速把钱塞进兜里，会意地离开不再搅和。

安勒鲁不在场时，这个村落被描述成“麻烦之地”。“我一般都待在屋子里不出去，因为即便你不出去，都会有人进屋找你麻烦。”“艾琳总以为她是头儿，她有种想法就是这里的事儿都要经过她批准。我妈妈送了我一些衣服，她也跑来质问我衣服哪里来的，给我气得够呛。”他们边说边摇头。“每月10块，140多位成年人，每月买洁厕用品用得着1400兰特？”“这个地方很情绪化的，时常会有争斗，跟好莱坞大片一样。”“在你领到养老金那天，千万要雇个保镖跟着，以免被抢。”……

白人女士阿黛尔·克鲁格认为政府对白人贫困缺乏关注。她所在的公益组织试图填补政府的缺位。和加冕公园打了4年交道的阿黛尔对这个社区的白人情感复杂，“他们只关心3件事：住处、食物、性。他们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宁愿讨钱也不愿去挣钱。他们不缺吃的，因为捐赠物很多。这里不是没有水，但有的人不愿意把自己收拾干净。他们很会打同情牌，这样你就会给他们钱。他们像有着成人身体的婴孩，丧失了在社会上生存的本领，很难再次回归社会成为功能性的成年人。”

来者不“善”

接受慈善捐赠是加冕公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的捐赠都是受欢迎的，前提是交给艾琳分配。艾琳身材肥胖，扎短马尾，常穿T恤和运动裤。村落里常能看到她快步走动的身影。她看上去是个急脾气，会习惯用手指着调皮的孩子大吼。

那天的捐赠者莱娜是个常客。这是一位优雅的白人老太太，她戴着闪亮的耳环、项链，经营自己的生意，住在高档社区。最近几年，她以每月2次的频率光临这里，以一家公益组织代表的身份来捐衣物。当她的车停在艾琳家门口时，艾琳迎上去，和她一起把大包小包打开，把捐赠物倒在家门口的空地上。附近的几家马上围拢来。艾琳用双手围住嘴，用南非荷兰语大喊几声，招呼其他人来领捐。她的喊叫往往只能招来附近的几户人家，住在边缘地带的人往往与捐赠无缘。

大人们在衣服堆里挑挑拣拣，有的跪着扒，有人站着试，有小孩当场被大人脱下鞋袜，脚伸进一双双鞋。莱娜静静地看着她带来的5箱衣服在15分钟内找到了新主人。艾琳帮她把皮箱的每一个扣子扣好，送回车里，跟她道别。踩下汽车油门前，莱娜低声告诉《博客天下》记者：“每次来我都要看着艾琳把所有的东西都分出去才离开，否则艾琳会先挑一遍，挑剩下的才分给他人。”

艾琳抵触那些绕过她的捐助者。吉迪恩已经记不清自己被艾琳赶出去多少次。2014年5月16日，他再次被赶走。那天上午，两辆小货车拖着木屋和家具绕进贫民窟，《博客天下》记者追着找到小货车时，一座秀气的木屋已经拔地而起，替代了一个低矮的帐篷。吉迪恩正跟住进木屋的老头老太太告别，他穿着一件卡其色衬衣和蓝牛仔裤，看上去很像是政府公职人员。“这老太太72岁了，岁数太大，没法住帐篷。”

有位得肺病的老头前一天也得到了吉迪恩捐助的木屋。他给年老体弱的住户捐房子，帮手脚勤快的住户做点小生意。他给懂缝纫的家庭送去缝纫机，帮会扎花的老人家找市场。

当吉迪恩带《博客天下》记者转进一个小棚屋时，上个月刚满62岁的凯蒂正和丈夫忙着做毛线花。致密的弹簧铁丝捏成花瓣和叶子的形状，绑在一根粗铁丝上，彩色的毛线一道一道缠在弹簧铁丝的缝隙里。夫妇俩一个放线，一个绑线，做一朵花只需要15分钟。他们平均一天能卖10朵花，每朵以10兰特的价格出售。有时候，他们会接到几百朵花的大订单，通常是布置婚宴或会议现场。

吉迪恩转身离开时，艾琳冲了上来。她指着吉迪恩的鼻子，开始用非洲荷兰语大骂。吉迪恩也不示弱，很快两人争吵的声音响彻大半个村落。没有人出来调解、规劝。安勒鲁铁青着脸对《博客天下》记者说，“你不该和他说话，你给我惹了麻烦，艾琳很生气。”当记者反问，那位先生给这里的人带来帮助，为什么反对他？安勒鲁大声回应：“那间房子不应该在这里，他没有征得同意。他是个外来者，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不能信任他。”

刚拿到新木屋的老太太已经在墙上挂上简单的布艺装饰，新送来的床铺已经铺上了红毯子。对于刚刚进行的争吵，她表现得淡然：“我感激那位先生的帮助，我不在乎这里的人怎么想，她们只是嫉妒。”

吉迪恩自2005年以来一直关注白人贫困问题。此前，他是一家有1400名雇员的公司的主管。“2003年10月公司加入黑人经济振兴法政策体系后，要求扩充黑人雇员的数量，这意味着大量白人失去工作。大批黑人进入公司后，好吃懒做、偷盗，一年后的2004年9月公司就破产了。”吉迪恩回忆。

“黑人经济振兴法”是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新南非政府实施的，旨在从政策上向黑人倾斜，增加黑人就业率，对各企业黑人持股比例、参与管理程度和接受技能培训等设定硬性目标，提高黑人融入经济的程度。这种种族雇佣法的后遗症之一就是许多南非白人陷入经济困境。

“显而易见，过去20年，贫困白人的数量在急剧攀升。”吉迪恩说。如今，南非总计459万（2011年南非人口普查数据）白人中，约有10%的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很多白穷人终结于加冕公园这种非正式居所。在约翰内斯堡其他地区以及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还有很多类似的白人贫民窟。

沉默的心墙

加冕公园的住户绝大多数是白人。种族隔离制度废除20年后，心墙犹在，相同肤色、种族的人聚集而居并非孤例。在位于南非北开普敦省奥兰治河畔卡鲁荒地中的奥拉尼亚镇，白人们形成了一个自-治-区，发行自己的货币，独立运行市政和学校等机构。在约翰内斯堡的西罗汀，来自中国特别是福建的移民建立了新的唐人街，这里有中国特色的牌坊，街边林立的店铺上写着中文。曾经的黑人聚集区索维托，如今依然还是以黑人居民为主。“法律层面的种族隔离不在了，人们还是选择自我隔离，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一位苏格兰后裔罗布说。

加冕公园至少表面上维持着种族的和谐。这里的管理者们没有排斥黑人入住。在村落边缘，挤住着12位黑人。低矮的帐篷连着塑料棚屋，他们中几乎没人拥有一座木房子，有几家还共用一个土灶。

黑人小伙乔恩有个小帐篷，他19岁那年就来到这里，已经在这儿待了4年。他性格内敛，不愿意讲述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他只是关心在中国工作好不好找，以及有多少钱就能去到中国。他的帐篷旁伸出一根露出细铜丝的电线，连着的收放机里响着hip-pop音乐。收放机是他的朋友从外面带来的。

20岁的然朵几乎整天都待在小棚屋里，她喜欢穿T恤和紧身牛仔裤。她床头的小凳上放着一个车的后视镜，那是她每天梳妆用的。然朵父母早逝，没读什么书，也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养不活自己5岁的儿子，只能交由叔叔寄养。当我问，白人都说找不到工作是因为政策，黑人找不到工作是为什么时，她简单地答：“一样。”

在南非，黑人的贫困现状比白人甚至更糟。在约翰内斯堡，不用去索维托，在很多地区的路旁，都能见到大大小小的黑人贫民窟。黑人们在街头徘徊、乞讨，在只有一块铁皮遮挡的地方换衣服，围着一个水龙头接水。

“我能感觉到他们（白人）不喜欢我们，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然朵说。好在，她男朋友有份临时工作，每月能挣3000块，他们已经在规划着明年搬离这里了。

然朵的好朋友布蒂来自津巴布韦，也是因为男朋友住在这儿才来到这里的。29岁的布蒂在这里学会了搭土灶烧水、煮饭，却没学会怎么不让柴火的热和灰融化她的紫红色眼影。她一边用手扇火，一边摇头说，“这个地方不体面，我不想长待。”她说自己每次跟一个白人邻居打招呼时，对方只是沉默，无视她。之前一天，她在树林里捡柴火，和一位男士因为两根木柴发生了纠纷。“他要打我。他吸毒，状况很糟糕，是住在这里的白人。”她斜了斜眼，小声说。

那是《博客天下》记者在白人贫民窟待的最后一天，傍晚，1个黑人小男孩和两个白人小姑娘在教堂旁的水龙头边玩。就是那个总说他家不方便拜访，也不想被拍照的男孩。这一次，他突然好奇地问他的名字用中文怎么写。《博客天下》记者写给他后，他笑着露出两排大白牙。当记者转身离开，急着去向其他几户人家告别时，他带着他的两位白人小伙伴追了上来。“她们也想要她们名字的中文，可以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相视一笑，急不可耐地喊出自己的名字。最后，黑人小男孩和他的白人小伙伴们手拿写有自己中文名字的纸片，在树下笑着合影留念。（感谢《侣行》节目组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