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不认可房地产拐点：房价上上下下是波动

原标题：“任大炮”熄火

张斌 郭海飞 吴思

5月12日，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用一贯的锐利目光看人，表情如一、不苟言笑；他讲话时听上去柔和、低沉。这似乎与那个批评起调控政策来毫不留情的“任大炮”角色不太相称。

当谈到房价和房地产的调控和走向，他改变了以往的尖锐态度，他对经济观察报说：“我还没看懂新政府的调控思路，我仍然需要观察。”

在中国房价飞涨的黄金10年间，不断批评政府调控政策的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定格在大众的脑海中，成为了一个符号型人物。但在最近的半年期间，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诸多变动信号的时候，任志强突然“熄火”了。

与任大炮“熄火”的同时，中国政府对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手段也在发生改变。政府调控之手不断从具体微观市场上撤出，转向了更加需要政府托底的社会公共领域和民生领域。房地产行业为外界提供观察这一变化的缩影。任志强表示，新一届政府确实没怎么伸出自己那只有形的手出来，他觉得此前一些非市场的干预措施应该尽快退出来。

新政府正在试图用实际行动让市场知道，政府的“手”什么时候会动，什么时候不会动，什么时候会动到什么程度。

自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继续实施和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密集出台。

这些看起来略带“刺激”色彩的调控政策与过去不同，央行仍在握紧钱袋子，国务院推出80个基建投资项目也都是以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为目的。这种宏观调控下的经济形势，也被称之为“新常态”。

5月22日，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说，财政政策的新常态是从挖坑放水到开渠引水，从建设型财政到服务型财政；而货币政策的新常态则是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从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换挡期”，政府和市场都在寻找着那个“黄金平衡点”。这里包括：经济增长与各种风险释放之间的平衡点；“稳增长”与促改革之间的平衡点。

或许还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个“点”到底在哪里，但中央政府已经通过实际行动和各种“喊话”不断地给市场传递预期和信号。那些容易引发“任大炮”发声的调控政策在消褪，稳定的预期信号在加强。

但眼下，考验政府和市场的时刻又到了。

那一幕又来了

中国经济再次面临考验，这一次先是房地产领域。

最初的“危机”在中国一座非常宜居的城市——杭州开始，随着降价潮的持续发酵，另外几座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房价高企城市——上海、深圳、广州，也同样传来了成交量明显下滑或者降价打折、降低首付的促销消息。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表示，过去三四月份时常出现楼市“小阳春”，今年这个时段楼市却迎来一轮“倒春寒”。这样的降温态势恐怕还会进一步持续。

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3日宣布，今年1月到4月份，全国住宅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4.5%。这对一个住宅建设占经济产出大约九分之一的国家来说是个严重打击，因为更大的风险在于房地产可能崩盘带来的广泛影响。

这一幕似曾相识。

2013年6月20日，中国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陡然飙高至13.44%的最高点，而在此之前，这一利率通常都维持在3%左右。受“钱荒”传言影响，沪、深股市出现暴跌，银行间交易员们开始“不计成本地向其他机构借钱”，市场一度陷入恐慌。

“银行不是真的没钱，它们就是期待政府能‘松’一下。”一位政府内部人士事后评论，“当时商业银行都有预期，只要一有问题，中央政府就会给钱。就好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谁的哭声大，谁就有奶吃。”

现在，这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变成了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这一次的危机来的似乎比上一次更为猛烈些。

毕竟中国房地产投资是涉及国内生产总值(GDP)13%左右的产业，这几乎是美国房地产泡沫最高峰时期该比例的两倍。再加上钢铁、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等相关行业的投资，这一比例接近16%。广义的房地产部门大约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中国政府按说应该把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性排在经济再平衡目标之下，后者涉及增加家庭消费。

并且，房地产贷款占到商业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左右，但在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额中，至少五分之二是以房地产作为担保的。此外，今后的两年是地方债还债的高峰期，房地产市场的兴旺可使各省市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得了丰厚的收入。

当一些地方官员蠢蠢欲动之际，至少中央政府表现出的仍是“定力”。

4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终于出手“部署支持外贸稳定增长和优化结构有关工作”，而同样因为身陷困境而翘首以盼的楼市，并未从中南海那里收获只言片语。

在此背后，决策层或许经受着比上一次更大的煎熬。

一位国办工作人员事后回忆，虽然上次“钱荒”是突发事件，但中央政府当时“保持定力、决不放水”的举动，确实是有意为之、反复思量的结果。万一坚持“不刺激”，结果经济真的出了问题，就要承担责任。“不增发货币，不过度刺激，这需要‘定力’。”

调控不同以往

这一次的局面可能是更为令人纠结的。

5月6日央行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出现了“保持定力，主动作为”的关键词。上一次的“决不放水”变成了“主动作为”。这基本诠释了高层面对当下局面的态度：除非出现大规模资金外流或经济加速下滑，央行不会全面降准。但会通过类似此次喊话的巧手，来积极化解矛盾。

商业银行内部人士对此的理解是：既不是放水，也不是松绑。

与五年前的不同在于，央行这次是从讲政治保民生的角度，规劝商业银行加速放款，声势不小，但没印钱、没降准，一切都在克制地遵循市场化的思路，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万科副总裁毛大庆对目前政府态度的理解是：“他们努力在用一种去政策化的方式使一个产业回到市场经济的角度，他们试图在告诉特定行业的人不要永远依靠政策和红头文件解决市场问题，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喊话”这种方式不会改变供求关系和消费预期决定的市场基本面。只是，央行这一试应手，促使银行放掉该放的钱，缓冲房企资金链迅速恶化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以时间换去库存、稳供需的空间，也间接遏制地方政府希望放松限购的各种小动作。

任志强在采访中也表示：“目前，对房价影响最大的，是信贷，个贷政策。”

信贷政策影响的不仅仅是房地产行业。在过去的5个月时间里，钢铁、光伏等传统产业、外贸行业、以及一些消费领域，都饱受业绩下滑之痛。包括央企在内，越来越多的企业感到了资金压力。

但新一届政府依然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有序。

4月29日，央行指出让一些违约事件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自然发生”；五天后，在商务部提出汇率波动增加企业进出口利润不确定性的同一天，工信部开始着手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的部署；5月9日，国务院发布新国9条，意在稳定外界对资本市场发展的预期。

而备受关注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0日在河南考察期间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两天后，面对外界日渐弥漫的放松总量政策刺激经济的呼吁，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指出不会采取所谓大规模刺激政策。

不过，政策的变化还在继续。

5月16日，意在稳外贸的新国16条发布；两天后，似曾熟悉的一幕也出现了，国家发改委宣布推出首批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营运的示范项目；之后不久，国务院批准10个省市试点政府自主发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迈出关键一步。

这些看起来充满“微刺激”信号的政策，让那些期待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市场人士失望了。因为这些政策文件中，除了一些针对具体领域和行业的微调措施之外，大部分都还是着眼于改革。即便是最具“刺激”味道的80个投资示范项目，政府也将重点放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上来。事实上，这些项目中，有不少都是此前已经批准的项目。

毛大庆说，“我认为，起码急功近利这四个字在这一届领导人身上得到了有效的克制。”这些政策的出台，可以视为是在中国经济充满不确定的时机，政府在找到的调控关键点，新一届政府试图用一种非纯行政手段来化解当前的困境。

“新常态”与“非常态”

市场人士如管清友，将这样一种调控思路也称为“新常态”。

“新常态”，这个概念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视作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也呈现出“新常态”——经历了30余年接近10%的平均增长后，转向结构性减速。

5月10日，习近平对“新常态”的表述，也令外界进一步确认了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

不可否认，“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经济层面的“波动”必然会层出不穷，新一届政府的“定力”会一次又一次的受到考验。而新政府也在试图用实际行动让市场知道，政府的手什么时候会动，什么时候不会动，什么时候会动到什么程度。

这些是新政府自己正在摸索的，即符合“新常态”的宏观调控思维与方式。这些也是学者和市场正在观察的。他们在不断地根据新政府的调控方式转换着自己的思维方式。而对习惯于过去调控方式，习惯了“老办法”的人来说，这种调控的“新常态”，看起来更像是一种“非常态”。

任志强并不认为目前是房地产“拐点”这样的结论，他说：“一直向下是拐点，如果上上下下、来来回回，这叫波动，不能把波动解读成拐点。”

对于新政府的对地产的调控方式，任志强表示自己静待观察，现在还没完全看懂。也许正是“非常态”调控让这位过去十年对房价预测如神的人物表示出了困惑。毛大庆则认为新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已经下决心改变发展方式，这是所有改革的重点。

在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5月刊中，李克强通过署名文章《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系统阐述了他依靠改革解决问题的转型思路。在实际行动中，对于老问题他已经在尽量克制的不去采用“老办法”，而是站在更加长远的角度寻找稳增长与立足改革的新方法。

事实上，自新一届政府履职以来，以政府转型为切入点的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悄然推进。 从4月决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到5月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再到8月决定出台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措施，步步为营。

截至今年2月底，新一届政府简政放权六成任务已完成；国务院已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362项；10余省份制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年度计划。而最近的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部署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和薄弱环节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部署加快推进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

毛大庆说：“经济下滑，首先是国家容忍度是多少，这里面应该是还有一定的改革空间。这个空间虽然后，但是不会太多，一定要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尽快的进行调整和扶持新型产业，。这是我们以房地产行业的震荡为代价的，如果我们震荡了还没调整过来，那就白震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