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爱德华·豪斯上校如何让美国走向一战？

谋主豪斯上校

在1916、1917年之交，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几乎以一己之力扭转了威尔逊的对外政策方向，这个人就是那位神秘顾问爱德华·豪斯。尽管从未有过军旅生涯，豪斯却被人称作“上校”，他是个清瘦的小个子，面色沉郁，在纽约银行界颇有人脉。与典型的美国政治人物不同，此公对大众政治和媒体极为排斥，更乐意扮演18世纪欧洲外交中宫廷顾问和秘密信使的角色。从1892年到1902年，豪斯先后为四位民主党人策划德州州长竞选，无一失手；当他在1911年结识威尔逊后，又成为后者两次大选的参谋长。威尔逊曾多次邀请豪斯入阁，但“上校”对官僚政治的繁文缛节毫无兴趣，他宁愿放弃抛头露面的虚荣，为的是能从幕后对实际政策施加更具决定性的影响。

大战爆发以后，威尔逊派豪斯前往欧洲视察战情，并对双方的政治企图进行评估。豪斯的判断相当严苛：“如果协约国获胜，欧洲大陆将被俄国所统治；而如果德国获胜，未来的几代人必将被显而易见的军国主义专制所笼罩。”

接下来两年里，豪斯负责了美国政府在两大集团间的大部分调停工作，但无功而返，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印象：传统欧洲外交倚重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观念培养了一系列利己主义和视人命如草芥的谬误，人们宣称均势可以避免战争，实际上却在为某种仅存在于纸面的“平衡”牺牲上百万人的生命。推动整个冲突的心理因素没有一项是高尚的，军人通过泄密来攻击自己的同僚，媒体煽动民族仇恨以吸引眼球，号称文明人的先进民族以比野蛮人凶残百倍的方式杀伤昨日的友人。这种对欧陆政治的厌恶，又和著名的“门户开放”主义结合起来—按照19世纪美国外交家的看法，新大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不可能在脱离海外传播的情况下独自生存，它迟早要对外输出。

对均势外交的厌弃、对“美国式生活方式”向全世界传播的必要性，以及建立某种永恒的、牢固的和平秩序的想法，随后就开始在豪斯和威尔逊的脑海里生根。1916年10月5日，威尔逊在豪斯的建议下向美国民众疾呼：“战火正在世界其他地区蔓延，合众国却远离当前的冲突，这不是因为它不感兴趣、更不是因为冷漠无情，而是因为它希望扮演的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角色。”这种新角色不同于过去英国充当的均势缔造者，更不是经由秘密外交和领土割让来达成，它的三大支柱在传统欧陆政治中几乎从未出现过，那就是普遍民主、集体安全和民族自决。

威尔逊和豪斯都是虔诚的新教长老宗信徒，信奉崇高的道德原则和法律至上主义。在他们看来，人之本性皆善，不好争斗，这种本性在民主制下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保全；民主国家的外交通常反映其国民的特质，是故它们热爱和平，不会主动挑起“反人性”的战争。依此类推，倘若民主制能在全世界普遍建立，持久和平就有了保障。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冲突不断的主因不是均势被破坏，而是均势这个“不道德”观念本身，是基于均势观念对合理的民族独立权的压制。必须使一切民族获得平等的地位去决定其政治前途和国家存废，在这个基础上，各国结成类似议会的共同体，按照白纸黑字的法条判断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是非曲直，一致惩戒违规者：如此“民主在世上方得安存”。

从这个角度看，欧洲正在进行的战争起因就不道德，目标更不合理：美国要加入的绝不是这样的旧式战争。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了题为“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说，阐述了美国的和平理念—缔造一种既无胜者、也无败者的和平，不以旧式的领土兼并和金钱赔偿为基础，重要的是厘清造成冲突的是非曲直，惩戒作恶者，并对潜在的冲突因素进行疏导，这样才能建立稳固的战后秩序。此时他仍寄望于豪斯的外交接触，期待能以会议形式敦促双方停火，但齐默尔曼电报的公开把美国逼到了死角：倘若再不明确外交态度，德国就要对美国本土进行“预防性”攻击了。于是，4月2日，威尔逊在国会特别联席会议上发表咨文，宣布“为了美国的权利与荣誉”，必须对德宣战。四天之内，参议院以82票对6票、众议院以373票对50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一咨文，美国终于参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