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人头躜动，五位考察大臣拜祭完祖先之后，在亲友、大臣、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登车出发。当时，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坐于前车厢，戴鸿慈和端方坐在后面的车厢里。他们和那些送行的人群抱拳相别，火车开始慢慢启动。

就在此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闹，不知所为”，戴鸿慈后来在《出使九国日记》中说。

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将尚未完全启动的火车震得左右乱摆，随后一团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冲出，一颗炸弹爆炸了！顿时，车站送行的人乱成一团，太太小姐们尖叫着，大家都惊慌得四处奔走。

车站巡警匆忙赶来，他们登上车厢后发现五大臣中除了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外，戴鸿慈和端方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毫发无损，安然躲过一劫。戴鸿慈说，载泽“眉际破损，馀有小伤”，绍英“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世昌“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

巡警在车厢的中部发现一具尸体，一身皂隶的装扮，尸体上有个名片，上书“吴樾”二字，由于此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便被炸身亡。后来查明，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暗杀活动。

吴樾是安徽桐城人。他本为寒窗苦读的士子，后来成了积极排满的革命者。由于当时革命党人屡次起义都遭到失败，他写了《暗杀时代》一文称:“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这天，吴樾改换了皂隶的衣服，怀里揣着自制的炸弹，趁着送行的混乱当口悄悄地摸上了火车。吴樾此行，抱着玉石俱焚的个人牺牲目的，只希望能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然而由于自制炸弹性能不甚稳定，火车启动时，车厢和机车挂钩接合导致车身发生猛然震动。他还没来得及向大臣们投弹，炸弹便被引爆了。这次爆炸，当场炸死三人，吴樾即为其中之一。

第二天，光绪皇帝再次招见戴鸿慈、端方等未受伤的考察大臣，询问当时情况。慈禧太后垂帘听纳，竟在大臣面前凄然泪下，谓如今世事之艰难。

五大臣遇炸后，一时又谣言纷起，说京师将有大乱。地处万寿山附近的王公官邸都加强了戒备。

在恐慌气氛下，就连慈禧太后都有点慌了手脚。据说清朝宫中挖有地道可以通往外面，里面有室有户，有床有凳，有椅有灯，如遇到紧急情况，皇帝往往带领众多嫔妃和皇子躲进地道。地道外面则有一个最忠实的太监，给里面的人报打拿（满语“平安”的意思）。

不过，当时的主流报刊舆论对这次暗杀事件评价不高。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艰难，奋勇前行。不少官员也纷纷致电政府，强调“当此更宜考求各国政治，实行变法立宪，不可为之阻止”。各地也纷纷发来慰问电。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联合发了慰问电。

正当中国国内纷乱如麻时，邻国传来的消息犹如响雷，震耳欲聋。

一九○五年十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十月宣言》，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人身自由和参政的权利。沙皇政府也着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召开国家杜马（议会），这标志西方列强中最后一个专制政权结束。驻俄大臣胡惟德特将此一情况通报清廷:“俄国现已公布立宪……亟宜立定宪法，上下一心，讲求自立之策，以防各国侵害。”

这个消息大大刺激了清朝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召见载泽，询问出洋日期。载泽表示，将与端方迅速商定日期。几天之后，报载，载泽伤愈，向光绪销假请安。

十月二十七日，两宫再次召见军机大臣，面谕说，考察政治是今天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

原定的五大臣已有变数，徐世昌在炸弹袭击事件后被任命为巡警部尚书，绍英伤势较重，还在住院。

清朝廷改派顺天府丞李盛铎、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取代徐世昌和绍英充任出洋考察大臣。

载泽与端方商议，决定各带随员，分路出国考察。一路由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等人赴英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等国家；另一路由端方、戴鸿慈等人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

四

一九○五年十二月七日，寒风凛冽，正阳门一派肃然，似乎哑口无言。

鉴于上次出行的教训，“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北京火车站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巡警们也在车站外来回巡逻，闲杂人等一概不能入内。

按照惯例，完成拜祭祖先仪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后，戴鸿慈、端方二位大臣低调出行。整个登车过程，全是静悄悄的气氛。

从北京到天津，沿途早由袁世凯派兵精心保护，周密布置，倒无碍事。经天津至秦皇岛，由从德国购来的“海圻”号军舰护送前往上海，搭乘至欧美国家的船只，开始西行。

或许是这次出洋考察宪政意义重大，或许是显示中国官员爱摆排场的作派，待至上海，由戴鸿慈、端方两位大臣带领的随行队伍已经扩至四十余人，包括三十三位随行人员、四名各省派往随同考察人员、两名差官、四名杂役，甚至还有一名剃头匠。因为人人留辫子的缘故，男人“五天一打辫，十天一剃头”。这也算天朝的特色。

此外，还有随行前往美国留学的八名学生（一说十一名），日后因在美国宣传孔教而声名远扬的陈焕章也在这群留学生之列。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二时，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载着几十名考察人员，也载着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殷殷期望，收锚起航，向着日本驶去。善于观察的戴鸿慈刚刚上船，就详细地记录下整个邮轮的构造和机关设置情况。

另外一支出洋考察队伍，则稍晚几天启程。

十二月十一日，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等人也从北京出发，来到上海。次年一月十四日，这批考察团成员搭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先到日本，再转至欧洲等国家。一路上也是众人拥簇，同行的除了一干随员之外，还有各省选派随团出洋考察者六人，留学生若干人。

海风浩荡，眺望海平面，放眼天际线，那遥远的地方其实并不遥远。

国外舆论对清廷派出考察团一事的反应十分热烈。早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外国的一些报纸便登载了大清帝国将要派出考察团的消息，英国《泰晤士报》在一九○五年九月三日和四日，连续发表评论《论中国之前途》，对中国的新政改革和选派大臣出洋考察进行了很高的评价。《摩宁普司报》、《纽加司络报》等也先后发表了文章评论中国派大臣出洋考察和中国的改革。

五大臣正式起航后，一九○六年二月十二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中国》的文章。作者布兰德满怀热情地评论道:“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二月二十五日，德国著名的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格外醒目:《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福郎克写道:“来自纽约的消息:一个中国访问团为了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已于二月十五日离开纽约向汉堡驶来。”为此，他还兴致勃勃地全文翻译了光绪派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的上谕，并介绍了考察大臣的情况。福郎克继续写道:“大清考察团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这将有极大的可能把西方的宪法和制度移植到中国去。”

从强迫外国使节叩头，到主动出洋向外国学习，大清帝国经历了一个尴尬而艰难的转身，但毕竟是转向明智的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