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古老的东方之国，来了两支庞大的官方出洋考察队伍。

当时的洋人们一定非常好奇。

一个个身着清朝官服，后脑勺分成三绺编成一根大辫子，拖在背后。

他们头顶官帽，帽顶镂花金座。

一支率领为镇国公载泽，一品官帽顶珠，衔红宝石，中嵌东珠两颗。帽后拖一尾双眼花翎，那孔雀尾毛上的环状花纹，蓝莹莹的，闪着诡奇的光泽。

一支率领为湖南巡抚端方，二品官帽顶珠，中饰小红宝石，上衔镂花珊瑚。帽后拖一束孔雀翎，虽无环状花纹，却也光鲜夺目。

他们身着补服，圆领，对襟，平袖，袖与肘齐，衣长至膝下，门襟缀有五颗纽子。前胸和后背的方形补子，不同的纹饰来区别官位高低。

一品文官补服，方形补子，石青的如意云组成背景，上、左、右，分飞三只蝙蝠，下方波涛汹涌。中为一只丹顶鹤，单脚立在礁石上，展开双翅，引颈而上，对着一轮红日。

二品文官补服，方形补子，石青的背景，上为团形的云朵，下为翻涌的水纹，中为一只展翅的锦鸡。

他们项挂朝珠，以琥珀、蜜蜡、象牙、奇楠等料为之，计一百零八颗。旁随小珠三串，两串在左。

当时清贵族官僚，骄横贪暴，十分奢侈。一个红宝石顶值几千两银子，一挂朝珠且有达数千过万两的。我后来在沈从文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看到这样的评述。

我不知道当初这些清朝重臣们，如此繁复冗赘的装扮，在西装革履的洋人面前，会是一种怎样的表情。

二

这两支庞大的官方出洋考察队伍，出发之前，颇费周折。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便被无情打破，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心态之中。清朝政府对于“西方”或者“洋”背后所隐含的力量也因此而表现出一种矛盾、犹豫的态度，惧怕着，又试探着；观望着，又学习着。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此起彼伏，使得清朝的统治更是雪上加霜。

在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大概是郑观应。他在一八八四年就上书清朝廷，请开国会。第一个正式要求实行议会制度。他在一八九五年明确提出，开国会，定宪法。

一八九八年一月，康有为写成《上清帝第五书》进呈光绪，说，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

之后，康有为在给光绪的《日本变政考》中说，泰西之强，在其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政官，其一司法官。

一九○一年六月七日，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文章《立宪法议》，说，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种政体。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

当时，在日本留学生办的《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杂志，都支持立宪。正是，激进者求革命，温和者主立宪。

一九○三年六月，上海各界人士召开会议。康有为的门徒龙泽厚在会上提议，向清廷请愿立宪。

君主立宪在国内已成主流思潮。民间的潮流渐渐拍击着紫禁城。

在一九○四年的中国东北土地上，日本与沙皇俄国大打出手。小小的岛国日本，竟然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打翻在地。

战争刚一结束，当时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便立刻发文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随之，中国国内报刊的舆论情绪极度高涨，“二十世纪举全地球中，万无可以复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立宪自由主义乃大势所趋，所向无敌，如果“顽然不知变计者，唯有归于劣败淘汰之数也。”

长期积压的危亡意识和变革要求，终于在日俄战争后得到了宣泄的机会。当时的《东方杂志》称，人人谈立宪，“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这种万民交议的气氛也影响了朝中的大员们。

一九○五年六月四日，袁世凯、张之洞以及两江总督周馥联名上奏，要求立宪。

七月初，慈禧太后在召见大臣时表示，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

七月十六日，光绪皇帝给内阁发了一道圣旨:

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因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悉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发布的当天，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和湖南巡抚端方都陆续接到圣旨。七月二十七日，朝廷又补派商部右丞绍英为出使大臣。

这五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有的是来自清朝宗室，代表了满族皇室的大臣，有的是来自地方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有的是来自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

当时舆论评价几位考察大臣，载泽是“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戴鸿慈“久历部寺，颇讲新政”，“深知立宪可以救国，在京竭力运动”；至于端方，则说他“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考察大臣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从中央各部、全国各地调集随行人马，组建考察团。当时头一件难办的事是出洋经费的筹措。庚子赔款使清廷的财政几近枯竭。另外，清廷并无财政预算一说，有事也是由地方政府筹措。可中国何曾派出过如此庞大的考察团，考察如此多的国家？于是，户部与外务部给南、北洋大臣和湖广总督发去急电求助。各省纷纷响应，直隶、湖北、江苏各认十万两银子的出使经费。就连新疆这样的边远省份也认筹了一万两库银。两个月后，各省共筹集了考察团的预算经费八十余万两银子。

出国考察最初计划兵分两路，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率领一路，考察俄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徐世昌和端方为一路，考察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徐、端一路则多带懂西文的随员，意在面上的考察；载泽一路则重点考察宪政。

出发之前，慈禧太后还特意召见了端方，让他带上些宫廷御用点心路上充饥。慈禧太后问端方:“如今新政都已经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说:“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置则可以世袭罔替。”端方大概说了半个多小时，慈禧太后听后，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