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大陆没有邓先生的改革开放，现在大陆完全不一样。特别是1992年南巡的时候，内部还是有很多保守的力量反扑，他能够克服。

一位就是蒋经国先生，蒋经国先生在1987年做了很重要的决定:一个是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第二就是开放老兵回大陆去探亲；第三件事情，是推动经贸关系的自由化、国际化，也让两岸的经贸从此正常化。

他们的决定影响到今天，这20年发展得很快，不止是中国大陆的崛起，也影响到两岸关系和台湾经济。

所以，真正杰出的政治人物，不止是单纯的清廉和正直，还要有能力，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方向，能让以后的人享受到他的决定。我想，这才是最伟大的政治人物。

当然，谈起政客的话，像民进党“政府”，虽然他们有他们的政治理想，而且也为了政治理想做出很多改革，比如说台湾的民主化、法律的修正，对台湾的贡献还是很大，但方向走错了。换句话说，今天台湾的困境，是来自于这些民进党“执政者”的方向错误。

人物周刊:作为台湾政治家，从日据时代走到两蒋时代，再走向“解严”后时代，您见证了这些年的台湾历史进程，也见证了两岸的发展，您觉得有哪些台湾经验值得大陆借鉴？

江丙坤:大陆最大的优点是效率高。假如台湾有这种效率的话那不得了，但台湾做不到。原因一个是土地国有，第二个是它是一党执政。

一党执政的好处在于任何地方的书记，开完会就做了决定，马上去做。一党执政，假如是好的政府，效率高，而且阻力比较小。台湾不同，有“议会”，有反对党，做事情阻力很大。现在跟李国鼎(有台湾经济之父之称，1965年出任台湾“经济部长”，执掌台湾经济要职20余年)先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时国民党一党专政，李先生好做事情。假如换成今天的“部长”，他也不好做。

同样的道理，所以大陆的优点在这里。但是因为缺少监督，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有些弊病出来，特别是贪污，或者是官商勾结的事，时有发生。

大陆很多法治不完备，能不能赶紧建立法治的社会？法治的完备对于我们台商来讲是最重要的。台湾有一套法律，尽管流程很麻烦，但只要你这样做了就没有事。

在大陆的话，往往一下子就出事情。比如在台湾，走私是挺严厉的处罚，但走私的内涵是很严格的，包括像毒品、武器，一般的报关错误是不算的。但在大陆的话，报关错误就是走私，要抓人的。还比如会计做账做错了，老板要坐牢，在台湾来说，就是老板罚款了事。有时候台商跟人家(大陆商人)合伙被吃掉了，到了法院，本来明明该是我们这边赢的，又输掉了。

我想大陆优点很多、效率很高，假如能再加上法治的完备、民意的监督，我相信会更好。

人物周刊:您是知识分子出身，您怎么看民主政治，有人说搞民主会带来效率低下。

江丙坤:民主政治的优点，就是说(可以利用这个制度)为普通老百姓做点事情。

但缺点就是效率不是很理想，而且有个最大的缺点:(政客)为了选票会牺牲下一代。这是一个日本政治家说的，他说，当你们要选我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你是否愿意为了下一代牺牲这一代。我想，假如一个政治家能够做到“为了下一代牺牲这一代”，那就是真正有眼界的政治家。

刚才我讲的是如何带领一个“国家”往正确的方向走。我常常讲，我们这一代应该辛苦一点，为了下一代。但现在不是，现在是把下一代的钱拿来给这一代花。这个是目前我们这一代的困境。

我觉得，除了经济要恢复，最重要还是要有优质的民主，所谓优质的民主，是除了它是有效率的，重视人权的，同时也能为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仅仅为了选票。

我的个性适合做学问

人物周刊:根据我们对台湾政治的了解，政界人物多是政治世家子弟或是富商后人，您出身寒微，我们想知道，您在政坛屹立不倒的原因是什么？

江丙坤:台湾有个很好的制度，那就是文官制度，这个文官制度是来自中国的考试历史，过去是科举，后来我们的“政府”就有考试院，每年都办“高考”(即公务员考试)，对我(这个穷人家的子弟)来讲， 只能走“高考”这条路。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1960年刚好国民党开始办理中山奖学金，培养青年，让他们能够到国外受教育。

我出生在台湾的南投，祖籍是漳州市的平和县。父亲从佃农开始，然后慢慢地自己买些地，那时还是日据时代，生活很苦，他想办法培养我两位哥哥能够做教员，当教员了就有现金收入。那时很少有人能念大学。我很幸运，有哥哥的支持，让我有机会可以念了一个专科学校。

又是刚好，1960年，第一期的中山奖学金有我念的地政专业(土地行政)，我有机会去考试，因为小学是念日文的，所以就去考日本的大学。很幸运，考上第一期，有机会到日本去念书。

当时我半工半读，在大使馆打工。这次我到北京去的时候，跟王毅先生见了一面，我们两个人当然都会讲日语，我觉得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上过班(注:现在中国驻日大使馆系接收原“中华民国”驻日使馆)，那种感情，其实是很奇特的感情。

后来这个中国大使馆有很大的改变，原来是一个平房，后来盖成一个大楼，门庭森严，我去看过，但是不能进去。

我在大使馆打工，后来就变成正式的商务人员，在外馆工作了将近16年，连同念书，我在海外呆了21年。因为这种缘分，有博士学位，又有国际做事的经验，所以回来后仕途就很顺。

一般来讲，那时候对本省籍官员有特别的栽培，慢慢本省籍人士利用这种文官体系爬上来，有机会变成部会的首长。一直到2000年，我大概做了7年的“部长”， 还有4年的“次长”，一共有11年。

这里边当然有很多长官的赏识，但你自己也要有实力，所以我就讲，七分靠努力，三分靠缘分。三分，就是很多贵人帮忙，但你没有七分的努力跟智慧的话，那三分也没有用。

人物周刊: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您还会选择从政这条路吗？

江丙坤:其实我的个性比较适合做学问。这对自己和家庭来讲，可能比较好。

人物周刊:我们杂志例行的最后一个问题，您今年高龄76岁了，您的一生有没有过遗憾，您觉得幸福吗？

江丙坤:(叹气)一生劳碌，对家庭来讲是牺牲了。我儿子说，每次回家只能看到爸爸的背影。就是我在办公桌上的背影。

以前我在“政府”工作时能克服难关，让台湾经济顺利转型；而后能够负担起国民党两岸交流的平台，尽一份心意，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机会，能在这时为两岸做一点事情，我相信是值得的。

(本刊实习记者吴丽岚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