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国民党出台了中山奖学金政策，这是为了鼓励党内优秀年轻人才赴海外留学的专项奖学金。马英九、许信良等都是受益人。

江丙坤就是第一届的学员。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台湾有句俚语说“娶某前，生子后”来形容一个人运势之旺，江丙坤这一年新婚，而为了配合台湾土改，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设有地政学科科目的。

放榜那天，江丙坤和太太在房间里听收音机，当听到中山奖学金里有自己名字时，江丙坤忍不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我考取了，我考取了！”

他考取了自少年时代就是心目中最高学府的东京大学，而且获得中山奖学金也意味着已经被台湾的高层注意到，甚至可以说已经拿下了未来光辉前途的敲门砖。

壮年:台湾经济起飞的见证者

江丙坤是以财经大老闻名台湾政界的，在台湾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地区，经济发展和外贸息息相关。

可能外界无法想象的是，江丙坤的外贸生涯是从几篓香蕉开始的。

从基隆港坐船去日本读书时，码头上的香蕉贩子向他推销，说是日本香蕉价格很贵，如果利用海关对游客免税的政策，可以赚不少钱。

看到周围游客大都买了几篓，江丙坤也学着买了三篓。下船后，居然以每篓十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一下子就把自己第一年的学费给解决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自己会因为台湾与日本之间的香蕉谈判问题，大动肝火。

在东京的日子是清苦的，而且读到博士阶段，中山奖学金不再支持，只好靠在大使馆打工赚钱来养活自己。30岁才开始自己留学之路的江丙坤几次坚持不下去，想回台湾工作，并开始做准备。

这时国民党大老李焕来日，他听说江丙坤的困惑后，拍着这位后辈的肩膀，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当年我已经35岁了，好不容易获得经国先生的同意，带了3700美金去美国读硕士和博士。硕士学位虽然拿到了，但是毕业典礼都没来得及参加就被要求赶快回去。直到现在，我都深感遗憾。你不一样，博士学位都已经读了一半，这时候放弃太可惜了。千万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坚持到底。”

在日本读书时，江丙坤在大使馆做翻译，负责陪同岛内重头人物来日的行程安排与接待，得以结识了一大批政商要人，汪彝定、李国鼎、蒋彦士、王作荣、李登辉、辜振甫……这也为他日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脉关系。

1967年，他获得东京大学农业经济系博士学位。之后，出任“驻日使馆经参处助理商务专员”。1974年任“驻南非大使馆商务专员及经济参事”，一驻8年。

在南非的八年，对江丙坤是一个极大的历练，他本来想去美国，但是没人照应，只好去了远在天边的南非。

从日本来到英语系国家，日语很好的他，第一关就要克服语言障碍。42岁的他不得不重拾英语，从猛背单词开始。

在他的任内，台湾和南非的贸易额在八年内跃升了11倍。

江丙坤的成绩得到了上级首长的认可，50岁时，回台升任“国贸局副局长”。

这次提升，固然是和自己的勤勉工作与优秀的工作成绩密不可分，但大的背景也不容忽视:

政治强人蒋经国很早就开始注重对台籍青年人的培育，不惜破格提拔，这一政策被称作是“催台青”。

到了1980年代，越来越多的台籍精英走上政治舞台，李登辉、连战、萧万长、吴伯雄都是重要代表。

在此之前，蒋经国起用了孙运璇、李国鼎等一大批优秀技术官员，为台湾制定了长远的经贸发展方向，从早期草拟“奖励投资条例”、推动加工出口区，到后来协助策划科技发展方案、创设科学园区、促进国际合作等。台湾人民胼手胝足，努力打拼，把一个农业化的海岛建设成为资本化、工业化社会，并迈向现代化。

江丙坤正是技术官僚精英传统的延续者。直到今天，尽管他历任党国要职，但只有2003年的“立法院副院长”一职是竞选来的，其他所有高级职务都是被任命的。

升任“经济部长”时，他却不喜反忧。他有过深深的不安，他不喜欢“立法院”里“立委”们不留情面的质询，宁肯自己去担任驻日代表。

江丙坤重新回到台湾后，50岁才担任“国贸局”的“副局长”，但随后平步青云，平均两年升官一次，60岁担任“经济部长”。此后又担任了“经建会主委”、“政务委员”，还曾经代表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两度出席APEC会议领袖峰会，在2000年前登上了人生的顶峰。

在他回台后的岁月里，人生轨迹和台湾经济全面腾飞息息相关，可以说江丙坤全面见证了台湾经济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