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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亲自接机
10月30日晚10时我们飞抵台北，蒋经国“副院长”、黄少谷等大佬都到机场迎接，对受到挫败的我们仍给予温馨慰勉。
11月5日晚10时，蒋经国“副院长”召我去寓所长谈100分钟，要我详细报告联合国大会的情形及我们的努力。他在结束时指示：一、我退出联合国在国际的处境将更不可乐观；二、今后对美国的关系必须设法加强，对于国会议员要多做联系；三、由代表权保卫战的奋斗过程，可知我“外交”人事必须彻底检讨，全面加强。
蒋公则自10月底即赴高雄西子湾避寿，我曾应召于11月29日下午3时前往做40分钟的报告。他表示大家都已尽力，在全团未出发前，他已预做退会的心理准备，所以在25日表决失败后，立即发表《国家命运操之在己，坚忍奋斗不惑不摇》对全国同胞文告，这篇文告中指出，吾人“在风平浪静时，不松懈、不苟安、不骄情；在暴风雨来袭时，不畏怯、不失望、不自欺。”
如今我退出联合国已逾30年，期间“国人”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联合国不值得我们留恋，退出了对我们毫无损失；二是我们应继续留在联合国奋斗，不应退出，以致今日欲回无门。事实上，国际事务要考量时空因素。以1971年的情况，如有可能留在联合国，我们绝不会退出。
联合国的一切取决于票数，纵使那年“变化的重要问题案”、“双重代表案”获通过，而阿尔巴尼亚案失败，我们能继续留在联合国内多久，仍不容乐观。因为大陆明确声明只要我在联合国内，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会籍及安理会常任席位，它也绝不会来参加，而要透过其友好会员国持续提案排我，年复一年，直到通过这一案才会罢休。
至于今日，“政府”持续致力于参与联合国，则是由于联合国的功能已有变化，自1990年波斯湾战争以后，它已在维持和平安全方面有了贡献；加上国际议题日益复杂，联合国主导讨论，我在这一体系之外，实在是极为不利。因此，我们要设法重返，但不可讳言，这是一项极端困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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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周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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