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方的阵势(5)

陈源（西滢）（1896—1970）：

江苏无锡人，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生。幼年入上海文明小学就读。嗣转入南洋公学附小。1911年毕业，升入中院。1912年春，赴英国学习英文，修毕中学课程后，入爱丁堡大学，继转入伦敦大学，习政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与王世杰等合创《现代评论》杂志。

刘百昭（1893—?）：

字可亭，湖南武冈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生。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于1925年4月任北京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1926年1月去职后，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东北大学文德学院院长等职。

也可以总结一下。

这四个人都是留学英美的。刘百昭就读于何校，获何学位不知，其他三人均就读于名校。章士钊似无学位，其余两人，一个是硕士（杨），一个是博士（陈）。

四个人分属三个省份。也不是在一个学校共事的。

当然，有些情况，也不必回避，比如陈西滢和章士钊在留英期间就相识并有交往。杨荫榆和陈西滢都是江苏无锡人，是同乡。

关于杨荫榆，还应当多说几句。她是风潮攻击的对象，也可说是这次事件的中心人物。她的学历前面说了，太简单。此人是当今文学大家杨绛女士的姑姑。杨绛在《我的三姑母》一文中说了她的人生经历，简述如下：

杨荫榆出身于无锡一名门望族。十六七岁结婚，十八岁时离婚，一九○七年以官费生资格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一三年回国，任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一九一四年到北京，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监。一九一八年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一九二三年回国，见到他的哥哥即杨绛的父亲，自恨未能读得博士，只得了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一九二四年，被任命为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这一年她已四十岁了。女师大去职后，回到无锡老家任教。一九三八年初，被日本士兵残酷杀害。自青年时离婚后，再未婚嫁。

以学历、资历、年龄而论，应当说杨荫榆是有当女师大校长的资格的。

法日派与英美派

还要看到，当时北京学界，有法日派与英美派的较量。为什么会是个法日派呢，一则是这些人大都是留日的，其中一部分人后来又留法。还有就是，民国初年李煜瀛、吴稚辉倡导赴法勤工俭学以后，大批青年学生赴法留学，到了一九二○年前后，回国者甚多。这些人，在留学资格上，年龄上，和当年留日的学生都差不多，待到大批留学英美的学生回国，进入社会文化各个领域之后，就显得他们落后了。也就和早年的老留日生，自然地结成同盟，与英美派处于对立的地位。这是就大体而言，并非每个人都做这样的选择，都持这样的立场。

但是，英美派对法日派造成的压力，却是随处可见的。《吴虞日记》中就记载着，胡适那些新进人士对他造成的心理压力。他是一九二一年四十九岁上延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到了一九二五年春天便黯然辞别京都，回到四川老家。其时不过五十四岁，断不能以老迈为借辞。只能说他的那一套学问，在北大已吃不开了。其时北大文学院，早已是胡适、陈西滢、徐志摩这些英美留学生的天下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初。不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是这样。比如在清华，连朱自清这样的名教授，都感觉到了压力。《朱自清日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就记着这样一句话：“又访似颜，坚约吃饭，情极诚挚。渠告我，今年只任外堂，殆袁敦礼忌能也。今日西洋留学生插足较少者，大约只中文一科，我辈当知努力。”朱先生是个忠厚人，感觉到了压力，便勖勉自己勤奋努力，对于那些不能有此境界的人士来说，就只有奋起抗争一途了。

可以说，英美派逼退法日派，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进步。

女师大风潮，正发生在这个当口。太炎门徒，正是法日派的主力，也是最具斗争精神的一伙人。“会稽乃报仇血耻之乡”，绝不是一句唬人的大话。

这场斗争，不光争在学校的处境，还有个争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两个斗争，互为因果。要争在学校的地位，最好是自己这一派的人掌握学校的领导权，那就是当校长。争得了学校的领导权，也就不愁在学校的地位了。张耀杰在《〈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一文的开头，便指出了这种斗争的严峻性：

女师大学潮之所以愈演愈烈，就是因为以国民党元老、北京大学教授兼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中法大学代理校长李石曾为首的法日派，想让另一位国民党高层人士易培基取代杨荫榆的校长职位。“某籍某系”的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既是国民党的资深党员又是法日派的中坚力量。

不管怎么说，我都认为，杨荫榆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六个学生自治会干部，是不妥当的。对学生，即便是激进学生，开除是最易激化矛盾，也是最不负责的一种处置。应当相信，世间还有比开除更好的办法。即便最后是同一结果（离职），也应当用较为平和的手段。

同样，我认为章士钊将鲁迅、许寿裳、齐寿山三人免职，也太刚愎自用了。鲁迅、齐寿山都是老部员，怎可仅凭一己之愤，便免其职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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