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召开，确立胡温体制，标志着狭义的中国改革进入了它的第四个、也即最后一个阶段，是为改革的攻坚阶段与完成阶段。一方面，“文革”后由于特定时代需要而掀起的改革运动——克服建国以来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直到“文革”使国家陷于崩溃状态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狭义改革，以市场化取向的成功、法治社会的初步建立、翻两番的跨越式发展、人均收入突破一千美元大关与加入WTO为标志，已进入最后完成阶段。另方面，正因为狭义改革进入最后完成阶段，也就面临着具有总决战意味的更加艰巨的攻坚任务。我们说改革已到攻坚阶段，有这样互相联系的两层意思：其一，改革的课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入体制核心；其二，改革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样化。胡温体制固然继承了改革的巨大成果，但他们也担负了改革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所带来的更加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三、“以人为本”的改革前景

胡温体制面临的狭义改革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其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所暴露的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如政企难分、官本位严重、市场化取向不彻底、粗放型增长模式、肆无忌惮的地方保护主义、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业新危机、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日益恶化的就业问题、愈演愈烈的腐败、犯罪率特别是恶性犯罪率上升、法治的严重缺失、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等等。这些问题或在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并逐渐恶化，或为新近暴露的问题，显然大都来自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协调、不配套。胡温体制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如发展速度问题，胡温体制确立伊始，2003年在SARS肆虐的严重干扰下，GDP仍获得了惊人的增幅，达到了9.1% 。但胡温体制没有陶醉于高增长率，他们更加关注确乎是更根本、更重要的增长方式问题。支持高增长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引起了胡温体制的忧虑。适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的那样：我国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十多倍，但是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四十多倍，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投资高达五亿元。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五十亿吨，其中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的4%。①为了解决粗放型高增长隐含的资源浪费危机、环境生态危机、短期效应危机等，胡温体制毅然决然地将2004年GDP增长率降至7%。这种不盲目崇拜增长率的务实精神和清醒态度，是胡温体制值得称道的政治风范，也是改革最后完成攻坚阶段艰巨任务的政治保证。

胡温体制对发展速度的大胆调整显然出自对“科学发展观”的倡导。“科学发展观”由胡锦涛在2003年8、9月间视察江西时提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它的正式表述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公平的发展观、人性化的发展观。胡温体制提出这一治国方略，是将市场化的效率与人道的诉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改革的新的时代基础上重新统一起来、协调起来。这自然是总结了改革全部经验和教训的健康的、合理的发展要求，是改革走向成熟期、完成期的政治纲领。

在科学发展观的表述中，我们觉得更具有突出意义的是“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或政治哲学的提出。“以人为本”作为根本的治国理念、政治哲学，更深刻地包含了胡温体制站在时代高度，顺应历史潮流，冀图建立民主化的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治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其意义甚至超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它应该成为改革结束狭义阶段迈入广义阶段的思想旗帜、文化旗帜。“以人为本” 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亲民”，更不是古代民本思想的简单继承，它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共治国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如果必须用“三个代表”的提法来表述，那么“以人为本”是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先进生产力的保障，更是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它是对“三个代表”的最积极的理解，也可以说是对“三个代表”的进一步表述、提炼与发展。不用说与“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代相比，就是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的改革初期相比，“以人为本”的提出都具有全新的意义，都是改革深化、改革升华的产物，它朴素却又精炼地表明了改革的根本目的、最终目的，是胡温体制提出的“三个文明”建设的旨归。（“三个文明”可以理解为“三个代表”的更宏大的表述）

“以人为本”内在地继承、发扬与升华了中西文化的两大宝贵精神遗产：“人的尊严”与“人是目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从子产、孔子开始，人文主义的、人的尊严的观念便树立起来。“天地之性人为贵”，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秉持的基本价值观。只是由于数千年专制政治的扭曲、压抑，人的尊严才不断地遭到践踏，很难落到实处。康德发出的“人是目的”的呐喊是西方近代启蒙精神的最强音，后来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解放”，可以理解为对这一启蒙精神的深刻表述。“人的尊严”、“人是目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确立，是人权的基本体现与保障，它们天然地蕴含着自由精神、平等意识、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体面地生存与发展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与文化诉求。胡温体制提出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其意义怎样估价也不过高，它是胡温体制完成狭义改革，开创广义改革，创立民主化政经架构、建设现代化文明国家的精神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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