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如果从1978年算起 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历程。它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它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确乎可说是举世瞩目。中国是人口世界第一、领土世界第三的大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又是最大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她不仅在地缘政治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国际事务、世界前景也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就使得中国改革不仅具有中国意义，同时也具有世界意义；换句话说，中国改革的前景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同时也关系到世界的命运。因此，每一次改革历程伴随着中国高层人事变动所可能出现的新走向，都不能不引起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三月八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时交谈。 中新社发 毛建军 摄

中共十六大与十届全国人大确立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和以温家宝为总理的胡温体制以来，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胡温体制从执政理念、执政作风都鲜明地体现了改革深入带来的新变化、新要求。与江朱体制中江泽民与朱镕基的执政风格与公众形象迥然相异形成鲜明对照，胡锦涛与温家宝从执政风格到公众形象都相当接近。作为中共领导人中较为年轻的一代技术出身的领导者，胡温两人都更加稳健、务实，亲切。从一年前十六大刚刚落下帷幕，胡北上内蒙，温西出三晋，直到今天的为民工讨工钱等等，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与示范意义，传达出胡温体制政策关注向弱势群体、贫困阶层、特别是“三农”倾斜的强烈信号。执政一年来胡温的一系列亲民举措应该说是真诚的、切实的，高效的，“亲民秀”的说法刻薄而不负责任。

胡温二人的公众形象十分温和，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缺乏政治家应具的魄力。实际上，在很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的决策上，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上，他们都相当地从容、果断，如面对SARS肆虐从高官责任的追究到应急体系的建立，如取消农业税，改变千年定制，如面对台独势力，明确地发出“台独就是战争”的信号，等等，都表明了胡温体制在处理关系国计民生和民族命运重大问题时的气魄与决心。具体的政策、举措、行动之外，胡温体制建立以来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和根本治国方略的出台，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如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外再加上“政治文明”的“三个文明”建设、如保障人权与私产入宪，如倡导科学发展观，特别是提出与强调“以人为本”，将其奉为政治哲学等等，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朴素、独特而深刻的体系，具有不寻常的意义。胡温的执政理念与风格，应说是适应了中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深化改革、健康发展的需要。

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

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其间充满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曲折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激烈残酷的冲突，但整个地说，中国改革的历程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渐进的、成功的历程，是一个根据改革实践不断地设计、调整与实现目标模式的历程，同时，也是一个正在逼近深层问题，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的历程。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国的改革又是有底线的。底线就是中共主流意识形态在整个改革历程中、在改革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在党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社会势力每一次发生严重冲突之时都反复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底线决定了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动做更大，变化更多，成就更加引人注目。26年来，经济领域的改革从理论到实践都越来越大胆，力度越来越大，已经基本没有禁区（当然这经历了一个各种社会势力或利益集团反复较量的过程，到今天也不是完全没有禁区，如公有制与私有制孰为主体的问题），相较之下，政治领域的改革则是有条件、有限度、有范围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配合经济改革的需要而做出的政策调适或行政选择。

有关中国改革评价的最大分歧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形成和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计划为主，调节为辅”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都鲜明地体现了经济改革的坚定、深入、彻底，甚至淡化了主义之争，超越了制度之别，但从具体的阐释和实践来看，它们都毫无例外地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底线，为改革前提。“三个代表”作为江朱体制下中国共产党改革思想与宗旨的新表述，一方面在目标模式上明确地强化了对中共的改革要求，另方面，又是对中共政治领导权的合法性、道义性的论证与强调，显然，“三个代表”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代表。

非主流看法则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跛足改革：只搞经济改革，拒绝政治改革。非主流看法认为这样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带有根本的局限性，拒绝政治制度的改革最终将阻碍甚至葬送中国的经济改革。

从对改革实践的具体评价来看，主流看法往往强调改革取得的成就，进而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现行政治架构的另一种表述），非主流看法则往往着眼于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将中国经济发展潜伏的问题、危机归结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

主流看法当然不承认中国的改革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跛足改革，如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①

二、狭义改革与广义改革

狭义改革与广义改革的提出，来自我们对中国改革的一种“历史性”理解。概言之，所谓狭义改革，专指中共为克服毛泽东时代极左路线直到“文革”浩劫所造成的毁灭性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这个改革运动从“文革”后邓小平复出开始，至今仍在进行。广义改革则指的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需不断进行的调适与改变发展战略与方向的改革运动。胡温体制面临的时代任务，就是完成狭义改革，结束中共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非常过渡时期，推动广义改革，进入中共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正常发展时期。

从邓小平主导的胡（耀邦）赵体制开始，中经江朱体制，直到今天胡温体制的确立，26年的改革有其非常具体的历史任务，有其鲜明的时代性。改革起于“文革”结束之时（它的前奏则可以推到“文革”末期邓小平开展的一系列“整顿”运动），它的直接的迫切的时代任务是克服“文革”给中国造成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挽救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这种局面确乎非常严峻，用邓小平当年经常慨叹的的话说就是“积重难返”。“四人帮”被擒，“文革”结束，接着经历了它的余波（华国锋时期），都还处于危机的震荡期。以1977年邓小平正式复出为标志，由于他的巨大威望以及他和他最得力的助手们（胡耀邦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举措、思想举措（“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等），基本顺利地、相当迅速地消弭了“文革”造成的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相比较，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千疮百孔，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状况。这是经济体制改革成为首要任务，并且在维护现体制的情况下仍能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原因，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改革精英不负众望、克服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酿成的中共合法性危机，重新收拾民心、迅速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基本途径。换言之，邓小平之所以在民众心目中拥有那么崇高的地位，成为文革末期乃至文革结束后克服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的象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救星”，就是因为他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一直是个务实的领导人（著名的“猫论”传颂多年，“文革”的批判却使之越批越香），一直是个卓有成效的“经济派”。由他来提出和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事业，顺理成章，十分自然，非常符合他的性格逻辑和政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