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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受到的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教育。但在八十年代后，包括课程设置等都改革了，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新知识，许多人还有机会出国留学。
从参加正在北京举行的两会代表委员的年龄和教育背景上看，也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四五十岁的八十年代受教育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46岁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穆京祥说：“从进入大学起，20多年连续不断地平稳学习、工作，是我们比上一代人幸运的地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谢朝华今年48岁。他在1977年幸运地从570万考生中脱颖而出，作为27万名进入大学的年轻人之一进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学专业。
谢朝华1982年毕业的次年，他被公派赴法国巴黎攻读法学硕士和博士。1994年他在北京开业了中国首家个人律师事务所，此后不久他加入了中国8个民主党派之一的致公党，并很快成为这个党派在北京市的领导人。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定西市委书记石晶受到的最震撼人心的一场“教育”，是1978年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他成了中国掉转船头后第一批受益者的一员。1979年，他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这打开了我观察外部世界的窗户。”
与九十年代受教育的一些人相比，这批人对基层国情普遍更为熟悉。1974年前，石晶高中一毕业，就来到西北大山深处插队。16岁的石晶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用锹和镐头从山上挖土，然后用架子车运送满载着泥土的箩筐，与无数知识青年一起大修梯田，改变自然面貌。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姚建年用“七十年代上山下乡，八十年代大学毕业，九十年代归国创业”来形容这一些人的一个特点。姚本人中学毕业后就下乡，八十年代大学毕业后，赴日本读完博士。归国后的姚建年成为中国最早进行纳米材料研究的科学家之一，现在他正积极倡导将他的成果推演至生命科学、生态环境乃至能源等领域。
人才被认为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温家宝总理在5日的全国人代会上特别提到了“人才强国战略”。中国未来需要的人才包括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
在对一些八十年代后受教育者的访谈中，公平、公正、民主、法制、科学、创新、准则、监督、市场、竞争等是他们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
“他们是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以人为本等理念直接和有力的推动者，这代人的脱颖而出将使中国完成一次划世代的人才更迭与思维方式转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白钢说。(刘畅、肖敏、王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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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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