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

2004年2月，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主席马丁·哥顿来到武汉，将艾滋病预防的最高奖贝利·马丁奖颁给了67岁的桂希恩，这位第一个发现中国的“艾滋病村”的人因为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上的杰出贡献,而成为第4位贝利·马丁奖获得者。

当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担任委员会主任。艾滋病防治工作直接受国务院领导，标志着中国对艾滋病的防治从承诺进一步变为行动。

中央财政投入8.1亿元的资金用于各地艾滋病防治，其中4000万政府救助款被拨到河南上蔡县。河南省派出专门的工作组和省直机关干部，进驻艾滋病感染严重的村庄，在私下里广为流传的“艾滋病村”的故事终于被证实确实存在。

6月11日，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登门看望了桂希恩老人。对这位67岁的老医生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防治艾滋病的战役从河南打响，并迅速向全国推进。云南、北京、四川等地陆续采取了针对高危人群的推广使用安全套、清洁针具交换、美沙酮替代治疗等有助于防止艾滋病蔓延的措施。

10月，卫生部、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等部门发出通知，支持媒体刊播推广使用安全套、防治艾滋病的公益广告。人事部在新出台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中取消了“艾滋病毒携带者不合格”的限制规定，此举被舆论认为是消除艾滋病歧视的一大进步。

11月30日，在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前一天，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北京佑安医院探望艾滋病人，与他们握手交谈，勉励他们增强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并希望中国全社会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与隔阂。

12月1日，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全球艾滋病项目中国办事处主任叶雷十分感慨地说:“今年的中国对艾滋病的重视程度比去年提高了5倍还不止。”

贝利·马丁奖创始人马丁·哥顿这样评价桂希恩:他是湖北乃至中国战斗在艾滋病防治与控制工作战线上的杰出代表，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所取得的成就。

这一年，桂希恩还得到了许多荣誉，包括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全国优秀教师、中央电视台十大感动中国人物、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等，都是因为他在防治艾滋病领域的成就。此前，尽管他研究艾滋病早已经从秘密转向公开，但他所获得的奖项里，没有一项与艾滋病有关。

事实上，跨过2004年这道门槛之后，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支持传染病医生对于艾滋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正常参与对艾滋病村、艾滋病患者的救助、募捐、慰问等活动。

2005年，桂希恩的名字出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时代》周刊上，被评选为全球18位医疗英雄之一。

文楼村

文楼村的医生陈宝印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聊天改变了家乡的命运。1999年，在武汉中南医院进修期间，他把家乡许多青壮年得怪病死亡的消息告诉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科主任桂希恩，几天之后，桂希恩带着简单的医疗器械，踏上了文楼村的土地。

陈宝印所言不假，这个由6个自然村组成的3000人的村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被 “怪病”所威胁:莫名其妙的发烧，腹泻，肌肉酸痛，无力……卫生所里的检查结果通常只是得到一些常规药物——当然不起作用，接下来的就是死亡。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出丧的人家。村民束手无策，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葬礼的主角会是谁。

桂希恩按照自己一贯的工作方式，给11个村民抽取了血样。回到武汉后，得到的检测结果出人意料，11个装着病人血液的试管中，有10个HIV呈阳性。1981年在美国作为访问学者进修时，桂希恩曾经听说过艾滋病这种东西，他当时认为，按照中国人比较保守的生活作风，自己在有生之年里不会有机会在中国面对这种疾病的挑战，而这次的文楼之行，提前中断了他的判断。

如同以往在湖北对付血吸虫病、出血热、黑热病一样，这名传染科大夫向当地卫生局提出自己带来医疗队就地给予治疗的想法，但这次得到的是明确表态:不行！

这种毫无理由的断然拒绝是桂希恩不能理解的。两个月后，一个传染病医生的使命感驱使桂希恩再次进村。为了躲避当地有关方面的阻挠，他选择了这一年的中秋节，周末，带了三个学生，再次来到文楼。这次抽了140多个血样，结果有超过一半HIV呈阳性。

所有的病人都曾经在90年代初有过卖血史，甚至在20岁至60岁的村民中，如果没卖过血，那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很多人都是多次卖血，为了赚取“营养费”，甚至有职业卖血者创下一天卖血15次的纪录。按照当时河南不规范采血点的操作方式，如果以平均的采血感染率来计算，那一天，这个人感染上艾滋病毒的几率已经超过了100%。对于河南农村，这是惟一大面积感染艾滋病毒的途径。在桂希恩的个人调查之前，卖血和疫情之间到底有多大联系，无人知晓。

河南

因为卖血而产生的艾滋病村的消息经过桂希恩证实后，立刻有媒体对此进行报道。而这些报道也进一步验证了桂希恩的考察结果。

他继续利用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偷偷潜入文楼村，以及上蔡县的其他村庄，继续对他的患者进行跟踪治疗。他住最便宜的招待所，吃最简单的饮食，用最纯朴的语言教给患者简单的医疗常识，他没有想到，随着调研的深入，难度越来越大。

地方政府始终采取高压政策控制着消息的传播，每个举报村子里出现陌生人的村民可以得到50元的奖励，如果这个陌生人是记者或者调查人员，奖金就变成了500元。这样的奖励政策在村子里果然奏效，许多外地记者或者调研组织前脚进村，不出两个小时就被警察请到了派出所。“我只是想解剖一只麻雀”，但是这只麻雀结构太复杂了。

同样奔走在河南，比桂希恩年龄更大的高耀洁也在艾滋病村遇到了类似的阻挠。两位老人的行为，对地方政府构成了巨大压力。其实此前，有关方面曾经对省内的“怪病”情况进行过调查，但调查结果不得而知。同样关注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曾经感慨:“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在秘密状态下，桂希恩完成了对村庄疫情的初步调查，10月中旬，他将自己的发现正式报告给了当地政府。10月底，他又向中央领导寄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我担心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一个比血吸虫病更可怕的瘟神来到这个地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北京方面很快有了回音，桂希恩被请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详细汇报疫情调查结果。

同样的调查报告，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得到截然不同的回复。李岚清副总理亲自做出的批示，给在河南已经举步维艰的桂希恩和他的病人们带来了一线生机。

如今，当艾滋病村的秘密大白于天下时，也印证了桂希恩当时的预感。他看到的确实只是冰山一角。在豫东南的驻马店、周口、商丘、信阳等市，遍布着诸多像文楼这样的村庄，都因非法采血这一相同的原因，而成为艾滋病高发村。

武汉

2001年，在中南医院来了5名不受欢迎的人，他们全部是艾滋病患者。这是桂希恩从文楼村带来的需要住院的病人，也是中南医院接收的第一批因为艾滋病住院的人，但是住院处没有病房提供。桂希恩将他们安置在医院内一个闲置的房间里，此举立刻遭到周边邻居的反对。毕竟在当时，人们对于艾滋病了解与恐惧的程度不同于今天。艰难得到当地政府放行的桂希恩当然不能就这样将病人送回，于是一则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发生了，桂希恩将五名艾滋病患者带回自己家里治疗，并且和他们同吃同住。

这之后，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成了桂希恩的朋友，许多人定期来医院见他，除了治疗药物，他们还从桂希恩这里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但是周围一些人对艾滋感染者的歧视，还是让桂希恩深感担忧。

随着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艾滋病患者纷至沓来，桂希恩的工作方式从秘密转向公开。作为防治艾滋病的标志性人物，桂希恩的形象几乎被塑造成一尊雕像，虽然这并非他的本意。

对于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尤其是最容易导致传染的采血环节，桂希恩坚持亲历亲为。这源自1999年一次在文楼村抽样时，一位护士用给病人采血的针头不小心扎破了自己的手。幸运的是那位村民的化验结果是阴性，这名护士免除了被无辜传染上艾滋病的危险。“不然真不知怎么向她的家人交待”。这以后，桂希恩就承包了所有的采血工作。

“我是一个老头子了”，他说。年届七旬的高龄成了桂希恩无畏的理由。

2007年

2007年11月10日，桂希恩像每个周末一样按时来到中南医院最深处的湖北省艾滋病临床防治中心办公室。今年，他已经70岁了。从获得贝利·马丁奖那一天起，几年来他几乎推掉了所有的媒体采访，每一个失望而归的媒体都带回了桂希恩同样的解释:“我70岁了，留给我和我的病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没法再把时间分给你们。”

他希望这个设在中南医院的中心所出现的只有医生和病人。

成立了3年多的湖北省艾滋病临床防治中心现在只有四名正式员工，这包括一名有固定名额但实行轮换制的传染科医生，和一个去年刚刚分到这里的信息员。更多的是桂希恩带领的武汉大学医学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还有各地前来接受培训的地方卫生部门和防疫站的学员。

2004年以来，前来找他看病的患者已经越来越少了，这得益于这两年防治工作在地方上的有序发展。虽然他并不认为这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获得贝利·马丁奖所带来的推动力，但对于病人减少的趋势他很欣慰。

说起文楼村，他说他现在每年都会去上几趟。他能够感受到情况一天天在好转:“跟我当年去的时候真是不一样了！”

桂希恩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物色合适的接班人，“如果有一个人愿意过来做事，我可以为他创建比较好的条件。”

但目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数目依然是一个谜。有的卫生部门官员个人估计，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有六十万人。据联合国驻华机构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加上已经染病死亡的24万人，总数达到百万。此外，还有一些更为悬殊的说法。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也没有一个准确数字。但每一个关注中国艾滋病的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预计数字，桂希恩也有，但是他没告诉过别人。在这个老医生心里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前景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