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观点举要

（一）关于事件的起因

“二·二八”事件的直接导因虽较为简单，但背景因素却极其复杂，不仅国民党、中共和其他各方看法歧异，学者们也因秉持的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不同而观点杂陈。总体上看，学者们大多认为事件的发生与台湾当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面临的深刻危机大有关系，既有远因的铺垫，又有近因的爆燃；既有客观因素的厚积薄发，又有人为因素的推波助澜；既有当局措置失当之弊，又有民众失望愤懑之误。但在具体表述上，学者们则各有侧重，仍体现了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的分野。

1．共产党煽动说

此说源于事件发生后陈仪、蒋介石和白崇禧的解释，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国民党官方的主流说法，在社会上流布甚广，在学术界也有人应和。另外，中共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曾主动宣称领导了“二·二八”事件，更授台湾当局以口实。

有论者认为，“中共利用台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利用‘二二八事件’”，试图以其初期组织的有限人力，加入暴乱行列”，以便“坐享其成”。[⑧]刘胜骥指出，战后台共成员纷纷组织或加入台湾政治建设协会、台湾地方自治同盟等团体，“领导了反陈仪政府的统一战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为台共、中共所渗透，甚至其总会、台北市分会、台中市分会也为共产党及其同路人所掌握，“事实上，中共、台共不但参与二二八事件，而且扮演了领导角色”。事件在台湾各地形成燎原之势，其“宣传者和组织者，除了共党分子外，不作第二人设想”。[⑨]庄祖鲲认为，“事件的远因，从政治方面来看，当时共产左倾思想弥漫全中国，在台湾的台共分子战后都被日本军方释放，正积极展开活动，而大陆来台的人士中也不乏共党分子。因此在短短几年间，共党分子已在台湾党政军各界以至工农学生中间，布下了天罗地网，随时等候时机配合大陆局势准备掀起动乱。”[⑩]裴可权则认为，缉烟事件“在群众心里盲目发展之下，很快就被台共所操纵利用，由仇打屠杀外省同胞的盲目行动，变质而为阴谋叛乱夺取地方政权的张本。”[11]但是，也有学者对此说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陈仪深虽然“不认为二二八事件与共产党人毫无瓜葛”，但认为他们介入事件的方式、时机、程度、结果“都不足以承担‘策动、主持’二二八事件的罪责或荣耀”，他们“当时在台基础薄弱”，故所起的作用有限。把事件“初期暴动的原因，说成是共产党的策动，是没有根据的”。[12]詹彩凤考察了台湾光复后中共对台工作、台共的活动及中共、台共在政界、新闻界的影响力等问题后指出，中共和台共在事件中虽然发挥过一些影响，但不能估计过高，夸大其作用，而应持“更多保留的态度”[13]。

还有论者谓，“几乎没有证据指出，共党活动需对这次的都市暴动负大部责任”[14]；“造成事变的主要紧张形势与客观环境与偶发性的共产党活动没有太多的关系”[15]。

赖泽涵则直指共产党挑起事变之说“大谬不然”，因为“台湾自光复到政府官员来台接收中间有一、二个月权力真空，若有共党，岂不利用机会夺取台湾省，何待民国卅六年？”[16]

2．政治腐败，经济危机

张旭成从3个方面分析事件的背景：（1）殖民地统治的延续，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与日据时期的总督制同样专制；（2）专卖、掠夺以及与民争利的经济体制与政策；（3）贪污、腐败和无能的政府。[17]

姚礼明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事件的起因：第一是政治上的失误，这首先表现在人事上，即台省籍人士和外省籍人士待遇不平等，而外省籍人士的腐败给台湾同胞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第二是经济上的失策，造成整个台湾经济呈现一片萧条凄凉景象；第三是文化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隔阂，使得台湾同胞有理由觉得幻灭，甚至有一种被出卖了的感觉。[18]

台湾“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认为，事件是光复后因当局政治经济政策失败而造成的“一股强烈的民怨引发出来的”[19]。孙彩霞在肯定陈仪治台成绩的同时也指出，陈仪“治台措施的种种弊端，招致民怨深积”，引发了“二·二八”起义。[20]

陈晓清总结了陈仪治台的种种弊端：（1）台币地位动摇；（2）工矿企业振兴困难，失业人数剧增；（3）各业统制，官吏贪污成风；（4）米粮外溢，走私盛行，粮食恐慌。他指出，事件的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压迫剥削台湾人民的结果，也是陈仪治台无方的结果。[21]

李祖基认为，事件的主要起因是“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具体表现为：（1）高度的经济统制政策扼杀了生机，导致生产萎缩，民怨沸腾；（2）国民党政府的搜括、掠夺，官员贪污成风引起民众强烈不满；（3）失业问题严重；（4）物价飞涨，米荒严重，民不聊生。[22]

陈正卿认为，国民党当局在接收台湾后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导致四大经济矛盾，使得“二·二八”事件成为必然：（1）战后台湾、大陆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矛盾；（2）国民党政府高度经济统制政策与台湾民间资本要求复苏发展的矛盾；（3）国民党台湾政权日益膨胀的财政支出与省内生产锐减、物质匮乏的矛盾；（4）国民党政府转移法币危机与台湾人民要求维持台币币值的矛盾。[23]

翁嘉禧亦强调事件前台湾的经济因素，认为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政府措施有如下6项：（1）日产处理不当；（2）台湾严厉统制的弊端；（3）台币与法币兑换不公平；（4）粮食危机；（5）通货膨胀恶化的困扰；（6）税制不合理。[24]马起华更是把经济原因当做“二·二八”事件的“基本原因”，认为其他原因都只是“助成原因”。[25]

3．文化冲突

有学者从台湾人自主性立场看问题，认为“二·二八”事件是两个族群文化冲突的结果。[26]

李筱峰强调文化差异因素，认为事件“是体质与中国社会迥异的台湾”在回归祖国后“所造成的社会文化的冲突与摩擦所致”。[27]他还说：“从文化的意义看，二二八事件是战后来自大陆的族群与本地的族群之间文化摩擦与冲突的总爆发”，是台湾光复后两岸统一的“后遗症”，而“引起这个后遗症的主要症结，在于当时海峡两岸社会的生活水平及观点价值差距太大，体质不同，彼此隔阂太深而适应不良”。[28]许雪姬亦认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台海两岸隔绝太久，双方意识形态相差太远，而主政当局并未完全洞悉此点，而做有效的施政所致”[29]。陈仪深也认为文化差距是造成“二·二八”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30]

4．派系斗争

陈明通从派系斗争的角度观察问题，认为“国民党中央、行政长官公署及本土社会三个层次的派系腐化和斗争，是陈仪无法落实他的战后复兴工作，并导致二二八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陈仪治台失败，绝对不是陈仪单纯的个人问题，而是整个国民党统治体制的问题”，而这种脆弱体制的具体表现就是派系斗争与派系主义。[31]

5．日本治台的遗毒

此说亦源于陈仪、白崇禧等人，虽然为大多数学人所不取，但也有人受其影响。如徐百川就认为，在部分台湾人中存在的“亲日反华的皇民意识”，也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皇民意识“一直潜存在皇民化台湾人的心中，由于不满国民党的统治，以至于余毒未消，自觉或不自觉地浮到表面而已。二二八事件所以发生得既速且烈，皇民化的台湾人在当中起的激化矛盾，升高抗争的作用，是难辞其咎的。”[32]

有学者虽然不同意日本文化“遗毒”说，但亦认为，“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下的经历，导致许多台湾人在想法上与世界观的意识上，和一般日本人的想法十分类似，而和一九四五年以后来台的外省人所持的世界观互相冲突”。[33]

6．心理因素

研究精神医学的林宗义从心理层面对“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加以解释。他指出，国民党对台湾人抱有特殊的偏见，觉得台湾人有四原罪：台湾人与南洋人一样，在家乡无法谋生或犯罪者，才流浪海外，理应低大陆人一等，此为一原罪；台湾人受到让大陆人最为痛恨的日本人的统治，此为二原罪；日本人利用台湾**到中国大陆欺负大陆人，此为三原罪；台湾人有此三原罪，居然比大陆人过得更好，受教育更好，此为四原罪。有了这种心理定式，“武力镇压”就成为当局的“心态”，导致其“态度从开始一直都是武力镇压”，而台湾人民“只求保生”的消极心态，“反而增长政府凶恶、镇压、威吓的姿态”。[34]

7．社会期望理论

萧圣铁利用政治暴动理论中的社会期望理论（social expectation theory）探究事件的深层原因。社会期望理论认为，当社会福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持续提高，继而因某种原因急转直下，使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遭受挫折时，可能形成攻击和忿恨的情绪，从而引发社会暴动。萧氏指出，日据时代后期的工业化、皇民化和南进化运动，使台湾人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文化素养等得到很大提高，但他们仍然受到日本人的歧视，被当做二流国民看待。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给台湾人，尤其是台湾的知识分子带来很大希望，以为从此可以消除歧视，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在台湾长官公署的统治下，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通货膨胀、失业增加、政治和文化歧视等种种弊端丛生，使台湾的社会成就指数（经济成就指数和教育文化指数的平均数）急转直下，从而导致台湾的社会期望指数与社会成就指数之间形成巨大反差，“二·二八”事件由此变得不可避免。[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