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娇嫩的自由民主的种籽，已经植入你我的心中”

这更像是一场发生在少年间的选战。

为了获胜，候选的学生开始学习如何动员身边一切资源。父母和家人是首要支持者。他们会和孩子一起学习各种才艺，帮助孩子修改演讲稿、准备公开辩论的题目、纠正他们的演讲姿势。

每个候选人都有自己的“智囊团”，并在宣传上各出奇招。有人在糖果上印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到各个班级去散发；有人带着助手，在操场上抬着自己的大幅海报转圈，还喊着整齐的口号；甚至有家长在学校周围升起10多个大气球，气球下方的横幅上写着孩子的名字，号召选民投他一票。

当然，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每个人都会强调同一个口号:“为同学们服务。”这是由校长确定的主题。

黄浩芃依然记得初次登台参加竞选时那种“紧张感”。在此之前，他是个内向的男生，虽然成绩一直很好，但他很少在公共场合说话，也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有段时间，身为某国企高管的母亲，一度还想让他转学，因为这个新学校才成立了两年多，她很担心孩子的“学业问题”。

2008年，他决定参加竞选。第一次演讲，他全身都在发抖，脚抖得“几乎站不住”，左手拿的发言稿“抖得哗哗响”，右手“抖得连麦克风都拿不稳”，他好几次用力握拳，试图固定住麦克风，却发现“手有点不听使唤”。原本设计的开场白是大喊一声“大家好”，可他紧张得控制不住声音，一开口就破嗓了，台下的选民嘘声一片，他在台上听得清清楚楚。

“豁出去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念了。”时隔一年，这个男孩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看得出有些不太好意思，“反正只是抱着尝试的想法去的，凡事总得有第一次吧。”

克服了初期的紧张后，他觉得和这个舞台“越来越熟悉”。在接下来的几个环节中，他开始逐渐地适应了竞选的节奏，在才艺展示诗朗诵《海燕》中，他甚至做出了一个“在排练时都很难练好”的展翅飞翔的动作。

这个初次参加选举的男孩一直走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在全校1719张学生投票中，他以20多票的微小差距，输给了孙晓峰。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黄浩芃并没有闲着。他决心要参加第二年的“竞选”，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他开始关注新闻里那些播音员播报新闻的方式，也开始模仿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举手投足。他的“智囊团”，则早早从各个方面对他的“竞选”提出建议。作文好的人帮他修改演讲稿，美术好的人设计海报上的各个细节。甚至，一位演讲顾问会告诉他改正在台上的一些小动作，并纠正他演讲时的语气与节奏。

在11月15日全校竞选日那天，他和“智囊团”抬着自己的大幅海报，到各个班级去“拉票”，一个在音乐方面有特长的“助手”，还带了一支长笛，走到每个班级，都会吹上一曲。

在演讲台上，他说出精心准备的演讲词:“一年前，我与今天一样，信心百倍地站在了这里，我落选了。但是今年我又来了，因为我不想错过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因为无论是对于我，还是你，无论是对于学校，还是中国，今天都是一个超越平凡的日子，因为在这样的日子里，一颗娇嫩的自由民主的种籽，已经植入你我的心中，并悄悄成长。”

他最终如愿以偿，在最后的全校投票中，获得了1120张选票。新任学生会主席工作很卖力，挑选了“很精干的内阁成员”、“整顿了学生会工作的风气”。他要求助手们每周都写工作计划，在每周例会上共同讨论。

黄浩芃的母亲，对儿子的学业多少有些担心。她希望儿子在“服务好同学”的同时，也能保持住现在“班上第三名”的成绩。毕竟，“无论学生会的工作做得多么好，最后能有好成绩，考上好大学，才是根本”。

但黄浩芃却对自己的未来很自信。他觉得，“在这所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用得上”。

“要鼓励学生成为公民，首先要保证他们能有一个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

当了近30年老师，陆平还是第一次被 学生当面批评，而且还是在校长主持的学生会例会上，这让她“当时多少有些不适应”。

事情说来也简单:2009年12月最后一周，陆平主持的学校“公民养成中心”，接连举办了两场活动。学生们觉得这周活动安排过于密集，而上一周却什么活动也没有。于是，在每月末的学生会例会上，有学生会的干部当着校长的面，对此直接表达了不满。

按照会议的程序，接下来，陆平便向学生解释，原本安排义卖活动的第三周，恰好赶上初中学生的月考，为了不耽误考试，才作了这样的调整。并且，她向学生表示，“中心以后在安排活动的周期上，一定会注意频率和方式”。

作为每月一次例会的参加者，陆平直言自己“有压力”，因为“你不知道孩子在会上会说什么”。

的确，这样的会议已经举行了将近5年，在与会教师和学生们的回忆里，会议上的议题五花八门。从“室内球场的通风条件不好”，到“学校鱼池的换水不够及时”；从“教师拖堂，没有按时下课”，到“初三的课程过多，占用了学生社团的活动时间”；从“集会散会后的地面纸张无人清扫”，到“检查厕所卫生的学生，最好注意性别”，几乎囊括了学校日常管理工作各方面的细节。

最为“尖锐”的时候，学生甚至直接对校长本人提出了批评。

有一次开会，李庆明不断地接听手机，有学生便提出:“希望校长能够尊重我们，开会的时候不要打手机。”

李庆明只得放下手机，向学生们解释，刚才的电话，是为了去落实学生们提出的建议。但从此以后，他开会时都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这样的监督与批评，不仅仅发生在学生会的例会上，而且发生在许多更为大型的公共场合。在某次周一的早会上，有学生会记者团的播音员播报了一个小记者写来的稿件。稿件中称，上周的升旗仪式上，有几位老师在交头接耳，“希望这几位老师能够尊重国旗”。

更令人吃惊的是，记者团并非只会批评，孩子们“居然也懂得斗争策略”。在时隔一周的周一集会上，记者团的播音员又播报了一篇稿件，文中称，“在上一周的集会中，那几位老师没有再出现交头接耳的状况，这说明他们虚心接受了批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学学习”。

看着这些“小屁孩儿”们在参与公共事务时“严肃认真的大人样子”，陆平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搞笑”。

在她的记忆中，有这样一幕在成年人看来颇为有趣的场景:有一次会议时间延长了，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会干部，一本正经地看了看手表，然后举手说:“校长，会议的时间已经到了，你看我学习也很忙，我妈妈在外面接我，我能先走吗？”

但在觉得有趣之余，她也深切地感受到，在这所学校里，师生关系确实有了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改变”。她甚至会用“公民社会”和“臣民社会”的区别，来解释这种变化。

“以前的孩子很顺从，将就老师，而老师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不需要任何解释，”她说，“但现在不一样了，在公民社会里，我们也是为学生服务的，做任何事情，都要公开透明，让接受服务的人满意，这不是很好吗？”

而在李庆明看来，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正是他追求的教育目标之一:“我们要鼓励学生成为公民，首先要保证他们能有一个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鼓励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才是公民教育的应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