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英子接到了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而小琴却落榜了。直到如今，已在吉林大学执教多年的英子，每次回河南老家，都还不忘打听小琴的去处。

十年“文革”期间，在广阔的农村地区，群众获知中央政策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墙上的标语。而当时身为前楼村大队会计的齐保东，却花大钱通过关系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天定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齐保东称这为“学习”。

齐保东的“学习”，逐渐使他与身边的人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据齐保东回忆，1978年底的一天，前楼大队大队长召集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一个会。会上，前楼大队大队长点名批评了某干部参加了一个成分不好者的家庭婚礼，认为其“没有认清敌我矛盾”、“阶级斗争意识不强”，要求其他大队干部拿出惩治这位干部的方法。对此，齐保东表示反对，称自己前不久在收音机上听到了“‘文革’中被划定为成分不好者可以和贫下中农一样升学、一样招工”的通知，去参加婚礼有什么不可以的？大队长闻之大怒，拍着桌子指着齐保东的脸说，“哪儿听来的胡言乱语，再说连你也一块处理”。

但齐保东并没有挨整，短短一个多月后，齐保东就接到公社宣传领导的指示，开始在灌涨公社各大队墙上刷写“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标语。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978年秋收后，穷得准备出门讨饭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秘密签下一份协议，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农户，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品种和结构，按照承包土地的数量，农民向国家和集体缴纳一定的税赋和提留后，剩下的全部归自己所有。

这种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包干”，一年后就给小岗村带来了惊人的变化:1979年秋收时，他们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还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小岗村的成功让“大包干”如星星之火，逐渐在中国农村大地燃烧起来。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齐保东已经记不得具体是哪一年夏收后的一天，他提着涂料桶，在前楼大队的后墙上，写下了“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标语。

前楼大队的大队长召集全队村民开会，传达上面的政策，问有没有人不愿意单干。“没有一户表示反对，老百姓都愿意自己干自己的。”当时身为前楼大队会计的齐保东说。

“单干”意味着“分田”。按照人头平均，贾清杰一家7口，共分到了9亩多地。

承包之前集体劳动时，每天早上都有人拿着哨子吹，通知大家该上工了。可有时候连吹两三遍都看不到一个人影出来。承包到户后，根本不用你吹哨子，许多人家天不亮就下到田里拔草施肥了，你早我要比你更早，相互间较着劲拼命干，追肥、除草别提多上心了。

那个时期，农村最常见的一条标语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当年贾清杰家的9亩小麦产粮3000多斤，除去上缴给国家的900多斤外，还存留2000多斤，一家人吃饭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贾清杰说，除了上缴的粮食和留足的口粮外，剩余的粮食可以卖给粮管所，用换来的钱购买生活用品和化肥。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土地政策的转变，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刷了40多年标语的齐保东认为，在他几十年刷写的所有墙头标语中，普及面最广、保留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数计划生育类的标语。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很快这句标语就上了墙。

齐保东至今仍记得，当年他在灌涨镇杨岗村刷这个标语时，一名中年妇女拉住他问:“我说同志，只生一个好，好在哪里呢？”当时他不知如何作答。

墙头的计生标语就像晴雨表，反映着我国人口政策的变化。

按照农村人“养儿防老”的观念，当时已经有4个女儿的贾清杰一直想要个男孩儿。1982年秋，老贾终于盼来了儿子。

而后不久，乡里就号召男人去结扎，老贾是村里第一个报名的。“第一批就10个人，去结扎那天，我们胸前戴着大红花，乡里开着汽车把我接到县医院，结扎完后又开车把我们送到家门口，回家后村里的干部还上门慰问，光荣着呢！”

据老贾回忆，之后不到半年，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严起来了。一些看起来很吓人的标语开始出现在村里的墙上。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一胎保，二胎堵，三胎抓。”……

一些没有得到儿子的人家就开始偷生、跑生。而后，更为严厉的标语被涂上了墙。

“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给绳、喝药给瓶、死了就埋。”

和计划生育标语几乎同一时间段出现在墙上的，还有“严打”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