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你接受吗？

龙应台:接受，而且我会尽我的力量去帮助他。所谓帮助，就是说，如果他是同性恋的话，那么他选择朋友的范围就会相对较小，他也会比较孤独，比较难找到自己理想的伴侣，所以我就会比较挂心。可以给他的帮助，也不过就是理解他，支持他。

南方周末:你会处理另外一个问题吗？他们要生活在华人或者亚洲这样的范围之内呢，还是到西欧的环境里去生活？会担心这样的选择吗？

龙应台:不会，他们已经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他的工作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莫斯科或者巴塞罗那或东京、上海、北京。我想，我们是这世界的“末代父母”了，我们这一代还对自己的父母牵肠挂肚，觉得照顾的责任很重，下一代对我们不会这样了，世界的结构已变。

南方周末:《亲爱的安德烈》里也谈到一些亚洲价值和欧洲价值的碰撞。

龙应台:亚洲跟欧洲价值的冲突其实很小，还是“同”比“异”要多得多。书里讨论到比较大的他们注意到的差异，反而是在东方社会里，父母对于儿女的态度、上一辈对年轻人的态度，是比较从上而下的，在西方则相对是一个比较平等的态度。

菲利普做了一个观察:当他见到我的朋友的时候，我的朋友明明知道他讲中文，还是会看着我问我“他”几岁了，“他”读什么学校，用“他”来称呼，而不直接地对着他说“你几岁了”，基本上还是把他当作小辈小孩子来看，这个比较明显。其他的价值冲突其实很小。

南方周末:大陆的父母会操心孩子的艺术修养，所谓的素质教育在这方面进行教育投入，你会吗？

龙应台:我也做过呀，两个小孩都上过钢琴课，学了没有几年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了，那你也强迫不来，我就放弃了。

南方周末:最初的设计你是有的。

龙应台:是有的，然后他们就反抗了，也就不了了之了。那还有什么？对呀，我在台湾还常常觉得奇怪，我的朋友们的孩子真的是那么优秀，又会弹钢琴，又会拉小提琴，又会吹长笛，又会画画，然后还上哈佛……那我还是离他们远点算了。对，这样比较起来是相当地不优秀。

你是什么意思？

南方周末:《亲爱的安德烈》出书之后，台湾读者怎么反应？

龙应台:非常热烈。我猜想，很多熟悉我作品的读者，读到这本书大概觉得特别安慰，就是说，原来文章那么“厉害”的龙应台也可以被儿子修理得那么惨，他得到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

在台湾从南到北，大大小小的读书会选这本书来做讨论；很多中学老师把这本书作为学生的必读课外书，然后进行讨论；我还发现，它进入了好些高中的考试卷成为考题。考题好像是针对里面的公共议题，尤其是价值观的辩论:对于道德的态度；对于阶级的看法；对于理想与身体力行的实践上的落差等等。也出现了很多的评论。有的是专家写的，有很多在个人博客上出现。最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买来当礼物，送给自己的儿女，或者儿女买来送给父母。

这本书还有一些经验是我其他的书所没有的。书刚出来的时候，很多记者做专访，印象深刻的有两个香港记者，年龄大概都在30岁上下，其中一个记者，一边访问，一边自己眼泪就流下来了。

南方周末:感动什么呢？

龙应台:我后来知道，她想到了她跟自己父母的关系，身为一个30岁的成年人，她爱她的父母，想要接近父母，可是她找不到可以亲近、可以接触的语言。她说她看这本书时受到很大的震动，心想也许可以试试贴近父母的心，只是她那个手不知道怎么伸出去。所以在采访当中，就有一点悲从中来的感觉。

另外一个记者是男的。他看完书又买了一本，然后悄悄放在爸爸枕头上，一句话都没说。这个成年的儿子是想对自己的父亲说些什么，来打破那堵看不见的中间的冰墙。过了一阵，他爸爸见到他——他爸爸读了那本书，勃然大怒。

南方周末:怒？

龙应台:对，就是觉得被冒犯了，说，“你是什么意思？你想要跟我说什么？你是在指控我吗？”可见亲子中间的那种……你爱一个人，但是你无法接触他的那种痛苦是蛮真实的。

南方周末: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曾经是有样本的，有某种规定的，但是现在没有规定，也没有什么手段和办法，又没有任何人去做这种指导。

龙应台:对，而且，你已经不能再用《傅雷家书》的模式了。

南方周末:爱也不知道如何去完成表达。

龙应台:不知道怎么完成，不知道怎么去表达那最幽微的情感……我觉得真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你爱的人，在同一个房间里头，每天见面，但是你们没有语言，手伸出去接触不到。蛮难的。

南方周末:本来这个书里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亲情的问题，一个是公共的问题。相对来说，对于这本书的读者来说，公共问题不是最重要的。

龙应台:那不是最重要的。从读者的响应来看，最重要的反而是那个沟通的方法和语言，那个认识到“爱不等于喜欢”，因此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也得重新学习如何相处这种新的认知，我发现这成为“安德烈”的核心意义。

很多美国跟加拿大的读者写信来，希望得到“安德烈”的英文版，因为我们的通信是用英文的。我深深感受到那些写信给我的人的挫折，因为他们的儿女都是不读中文的，会讲，不会读，所以他们就迫切地希望有这本书作为一个叩门的试探。可是，因为我们的通信是私人的，用的是很随便的、邋遢的英语，还不能给读者。

南方周末:大陆读者的响应呢？我们这一辈人跟父母不知道该怎么交流，找不到手段去交流，也没有过去那种仪式化的东西。

龙应台:缺一个现代化的模板吧？你说《傅雷家书》，在那个时代有意义，但是现在看起来就太“上对下”了。

南方周末:对。是训词。

龙应台:而且是单向的。

南方周末:东方人原来“家”的概念很强烈，现在可能跟这个时代转换有关系，发现不会处理家的关系了。

龙应台:因为家和个人原来的那个秩序全变了，原来的框拿掉了以后，你不知道自己新的位子在哪里。家，甚至国的位子都变了，“个人”这东西在家和国的结构里，位子更有了本质性的移动，但是既没新的框，也还没找到厘清彼此之间的清晰的线。

南方周末:你认为《亲爱的安德烈》是一本亲子相处的“教育手册”吗？

龙应台:我觉得完全不是。它倒是可以叫做一个母亲的“伤心笔记”呢。里头是一个做母亲的人，在挫败中如何试着去跟一个成长中的儿子相处，如何去了解他这一代人，接触他，试探他。我边做边跌倒，边跌倒边做，是一个饱受挫折的过程。

我只是诚实地把我尝试的过程写出来，那个挫折、困惑、伤心的过程，也许可以对读者，不管是从父母还是子女的立场，有一点微小的参考价值。所以它不是一个教导手册，它比较地是个“受伤笔记”。(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夏辰 实习生 陈晨 发自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