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图/龙应台提供

安德烈 图/龙应台提供

南方周末:20岁的时候你在上大学，有大的志向吗？

龙应台:我们都是胡适之、罗家伦、傅斯年那个脉络的五四青年下一代，小学生都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我读台南女中，像我们这种自以为有思想的女生，十七岁时都是抱着尼采在街上走路的，就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深刻。到了大学，专读西洋文化史文学史欧洲思想史什么的。再加上国民党所注重的传统儒家思想，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样的价值观，你自然觉得改变社会、民族复兴的大任都在你身上。

1975年我离开台湾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头，天上深蓝深蓝的一片云都没有，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地。8月，还没有开学，美国18岁、20岁的人光着臂膀、穿着短裤、球鞋、骑着脚踏车在你面前悠来悠去，我最无法忘怀的就是:咦，怎么他们每个人看着都那么轻松，那么没负担？从他们肢体的语言我就已经发现了，我们差别很大，他们身上没有那个几千年的国家重任。

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南方周末:安德烈好像有些“玩世不恭”，你希望他有担当吗？

龙应台:那倒没有。我蛮欣赏他的那种自我嘲讽的幽默感，他的幽默很黑色、很尖锐，很出人意表，很不屑于造作，真是“酷”得强烈。我对他没有“铁肩担道义”的期待，也知道他不是那样的“料”。

但安德烈并不是“虚无”的。有一次，他回到家来，看见我一个人坐在书桌旁生气，他说:“你怎么啦？”我就告诉他，台湾出了一件事情，一个作者因为文章“政治不正确”而受挞伐，这种挞伐完全是民主的倒退，尤其因为他有公职，所以就把公职也丢了。我生气，是因为我正在写书闭关，没时间去“主持正义”，因此更觉得郁闷。你知道安德烈的反应吗？

他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总有理由为自己的不行动、不作为找到借口。这种事情不反抗，不挺身批判，那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反抗、值得出来的？”

南方周末:安德烈对公共生活还是挺在意的，比方有一年他就提到，香港的抗议游行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和大学生很少。

龙应台:对，有时候我会被他的那种玩世不恭的嘲讽态度所骗，当他用嘲讽的态度在谈事情的时候，会给我一个印象:他就是觉得“甲虫身上的红点比烈士的鲜血还要美丽”的那种人，他也试图给你这样的印象。但是同时，比如说他对于香港游行的看法，其实他又非常地主张社会参与以及用行动去改造社会、去影响社会、去抵抗不公平的事情，也许他自己也在虚无感跟积极社会参与之间摇摆。

南方周末:一般的母子在家里处理的基本都是私人话题，你是有意识的引导孩子往公共生活方向思考呢，还是孩子天然的有这种想法？

龙应台:天然和引导是一起的。譬如说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爱给他们讲故事。每晚他们两个躺在床上，把灯关了以后，我给他们从《西游记》第一篇讲到第一百篇，或者《三国演义》，或者德国童话。讨论孙悟空为什么被装上紧箍、武松为什么打人时，就已经开始了一种知性的对话了。讲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然后问，你觉得毒苹果会不会特别红，因此特别有吸引力？把野狼开肠破肚救小羊──狼有那么可恶、羊有那么可爱吗？知性的思辨那时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