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召回:回锅肉的味道

从当年戴着大红花参军抗日，到现在接受更隆重的欢迎仪式回国，一晃已是70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云南瑞丽、四川广安报道

飞抵成都当晚，刘召回悄悄地把手表调成了北京时间，“我走的时候18岁，现在已经88岁了，70年咯！要回家了，我心上喜欢。”尽管看上去略显潦倒，但刘召回始终保持着军人的姿态，坐着的时候，腰板挺得笔直；走路的时候，步履矫健，甚至可以小跑。

从缅甸腊戌到云南，再从云南到四川，一段并不算长的路，隔着70年。

离乡

刘召回的家，在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裕民镇陶家沟村。

上世纪30年代的陶家沟村，成片的稻田中，零散搭着一些茅草棚。其中一间，就是刘召回的家。“那时候都是茅草棚，打了谷子后用稻草来盖房子。”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刘召回努力想要捡回70前的记忆。

刘家有6个孩子，三男三女，刘召回是长子，上面有两个姐姐。由于家穷，他没钱读书，只能在村里干农活贴补家用。

抗战开始后不久，18岁的刘召回和同村的三个孩子一起当了兵，“一开始说，家里如果有4个男孩的话，就找老大老二去当兵。到后来根本不管了，开始乱抓。要是不听，就把手背到后面去，绑起来。我怕被抓，就去当兵了。”

刘召回的乳名叫刘东娃，和他一起当兵的几个孩子分别是肖四娃、肖谷娃和冯东娃。

临行那天很是热闹，村里男女老少都来送行。如今74岁的村民刘建国回忆说，那时他只有四五岁，看到几个小伙子戴着大红花，挺着胸脯，兴冲冲上了路，“没看见他们任何一个人回来”。

70年后，刘召回带回了答案---几个半大孩子，从广安经贵州，一路步行到昆明，才坐上开往保山的汽车。途中，刘召回的几个老乡相继或饿死或病死。

战争

“我的部队是36师，106团，我们的总司令是宋希濂，师长叫李子鹏??”88岁的刘召回至今仍清晰地记着部队的番号。2009年初，不会写字的他特意托别人把这些记在纸上，用来寻亲。

在部队里，刘召回担任机枪手，“我们打过怒江，打过高黎贡山，那是个大雪山。”

高黎贡山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夜间山顶温度能降到零摄氏度以下。每每讲到打仗的历史，刘召回都要提起高黎贡山，“那个雪有一丈厚，人身上都是雪，像洒了盐巴一样，冷都要冷死100多人。我们打了两天两夜，死了好多人啊，死的时候雨鞋还穿着，枪还背着。”

高黎贡山之后，刘召回又跟着部队打到了腾冲。此时的腾冲城，已经被日军占领。

中国军队攻到腾冲西门城下时，遭到了一次偷袭。“他们把阵地架到树上，那个树好大呀。我们不知道，从下面走过的时候，被他们打死了几百人。一路上，我们都是踩着死人过去的。我们吃没的吃，穿没的穿。日本人穿的是靴子，我们穿的是草鞋。他们的刺刀也比我们好，前面还带个弯尖，我们的刀不快。”

说着说着，刘召回怔怔地唱起了当年的军歌。随同刘召回回国的外孙何观源解释说，他也是不久前，第一次听到外公唱这首歌，“那天他碰到从中国来的一位记者，答应帮他找家，他特别兴奋，声音也变得洪亮了。”

流亡

在腊戌的几十年，刘召回有一多半的时间在给别人打苦工---卖柴火、卸货。“我妈妈说，外公那时候干完活，衣服都能拧出汗水。”外孙何观源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觉得外公很可怜。

近年来，刘召回做起了小本生意。他每天早上挑着担子到街上摆摊，卖些耳环、手链及1600元缅币(约合人民币11元)一双的鞋子。生活勉强维持，但始终攒不下回家的路费。

在何观源眼中，尽管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但外公仍是个孤独的老人，“他平时很少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外公是当兵打过日本鬼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