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容易，性福难

2008年中国人的性伴侣多了，但性福并没有因此改善。感觉不性福，大多是应为没有很好地解放身体

■本刊记者/王晔

广州的医疗器械销售王珂觉得过去的一年自己既不幸福，也不性福，虽然他并不缺性伴侣和暧昧的对象。玩的游戏里，有几个虚拟老婆；招待客户时，一起花钱买性，更是家常便饭。

这些，都代替不了女友的离开。在他看来，和情人或小姐的性是发泄，和女友的性才是做爱。

性伴侣多了，性福却没增加

在《新世纪周刊》2008年中国人情爱状况调查中，有30.59%的被调查者对自己过去一年的性福感觉一般，27.92%和21.26%的人感觉比较满意或不太满意。而在性伴侣中，选择2个以上的占64.28%。

性伴侣更多，却没有带来更多的性福，再次证明性福和幸福一样，是件极其个人化的事，无关性伴侣数量，也无关性爱次数，更无关每次性爱时间的长短。因为性福感低，所以希望找别的人，体会不同的性。这样的寻找游戏，和最终的性福感低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因为在情爱调查中，80.22%的被调查者认为“感受到对方的爱”和“快乐”是他们性生活中最重视的部分。因爱或快乐而性，其实也是没有生殖或传宗接代压力下性本来应该达到的目的。

这三组数据的对比，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在性福中，爱和快乐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如果这一诉求得不到满足，人们就可能抛开固定伴侣去找别的乐趣。台湾著名性学家许佑生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也强调了精神的共同成长对性福的决定作用。

在多年的性爱调查中，他发现无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现在的性爱诉求已经不再单纯。在决定性福的因素中，量不重要，质才是关键。两个人能不能共同成长，绝对会影响到性福。如果两个人的成长速度和接收信息的程度有了差距，慢的一方就会觉得力不从心，而快的一方又会感觉找不到对话的平台。这样倾斜的结果，就是两个人对性的理解不同，并最终影响到性福。

对于成长的不对等，许佑生有一个生动的“撞墙理论”。最初，两个人在同一起跑线上，3000米之后，一个人就会坚持不下去，感觉像有堵墙横在那里，怎么也翻不过去。实际上，只要再多跑500米，就会渡过最困难的时期，最终两个人就可以一起坚持到5000米。

落实到性，两个人对性信息的接受度、对前戏后戏的重视度、是否愿意倾听对方的意见和平常是否关心对方，都会影响到最终的性爱感受。如果内心的成长不一致，就会出现性障碍。例如，一方接受性信息活泼，而另一方更保守，他们对新的性姿势和性工具的认同就会出现差别，那么在真的性爱过程中的性感受也绝对不一样。这样的不对等，就像跑到3000米时，一方撑了过去，而另一方却要倒地休息，他们根本就没办法一起到达5000米。在5000米时，两个人的性会更和谐。因此，想要性福，还是得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没有性趣。

有了默契，出轨就不算不规矩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在接受采访时也赞同性福是纯个人感受的事情，和次数或时间无关。和许佑生观点有分歧的，是在导致性伴侣多的原因上。

方刚认为性伴侣多，和受调查人群的年龄以及对性的价值观有关，而许佑生则认为是网络给人们提供了多性伴侣的便利。按照许佑生的理解，如果受调查者都是不使用网络的人群，那么性伴侣人数选择1个或2个的会占大多数。

网络的确在2008年的性福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年初的“艳照门”到年底的东楼Kappa女的性爱视频，网络满足了大部分人在现实生活中没办法表达的窥私欲和性幻想。有了网络，可以一边偷偷地把各种性爱图片和视频收藏起来，或传给自己的密友，一边假正经地骂几句以示清白。

在网络上，寻找婚外性会更容易。和不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陌生人，平常和伴侣不敢做的事，不敢说的话，都是被允许，甚至鼓励的。如果只想玩玩暧昧，网络的性还是可以控制的，声音和图像，再加上想象，这种在本质上还是“偷”的性会更刺激。

婚外性一般会有三个重要诱因:是否便利、代价是否很大和面临的诱惑强度是否很强。在传统时代，夫妻双方的人际圈和工作圈都会有交集，如果一方想寻找婚外性，不仅会受到伴侣的监督，还会受到伴侣亲戚朋友的监督。此外，通过普通的人际关系，婚外性的对象非常有限，面临的诱惑也不多。因此，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农业社会并不是童话。网络时代到来后，人的社交圈一下子从熟人社会延伸到虚拟社会，诱惑增多，被监督的可能性却在减小；找到出轨证据的可能性更小，监督需要付出的精力更多。

此外，网络还改变了伴侣间的相处模式。在传统时代，人们对待出轨的态度非常一致，出轨者的精神压力会很大。而在网络时代，每天依赖网络的双方都可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诱惑，出轨的便利性对两人是对等的。网络的匿名性，使得人可以更放松地和陌生人发展亲密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对情侣很可能会形成一种默契:只要对方还愿意出现在她/他的生活中，就假定他/她是忠诚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拥有相对的自由:可以在网上和陌生人发展身体或精神的暧昧关系，但不会影响到伴侣间的正常生活。这样的默契，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体现。面对婚外情时，45.24%的受访者表示会“家庭情人两不误”，且只有36.64%的人在知道对方有婚外恋时选择放弃婚姻或这段关系。

默契，是2008年性关系的一个特征。2008年，“第四种关系”流行，这种关系不同于红颜/蓝颜知己的暧昧，也不像“小三”以破坏婚姻为目的，不干涉对方生活和工作，没有金钱利益交易，不谋求合法家庭地位。虽然有婚外性行为，却没有任何独占性。“第四者”之所以受到热捧，和网络及网络上传播的性文化改变了人们的性观念不无关系。

许佑生认为伴侣间性监督的减弱，除了和网络带来的人际革命有关，还与人们需求的多元化有关。在虚拟的网络上，玩暧昧的打情骂俏也能填补婚姻中相处习惯后的惰性。一旦精神出轨后，身体出轨也就水到渠成了。网络的匿名性和交通通讯的便利，为各种婚外性提供了可能。而由于伴侣间的默契，婚外性并不一定会影响到两人在一起的性福感受。方刚的性学研究《越有钱，越性福——高收入男子性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的质性研究》也证明了婚外性不会影响到婚内性的质量和感受。至少对受访的高收入男性，大部分人坚持认为最好的性还是发生在婚内的。

突破卧室的禁锢

在《新世纪周刊》的情爱调查中，每周性爱不到1次的占39.71%，而56.27%的人会经常把性爱场所固定在卧室里，82.27%的人从来没有用过助性工具。

方刚认为把性固定在卧室里和不使用助性工具与性福没有必要关联。而在许佑生看来，恰恰是没有想象力扼杀了性福，熟悉和没有惊喜对性感受的杀伤力最大。性爱一旦被固定在卧室里，很多东西就会成为习惯:从上床脱衣服到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都是熟悉的。卧室性爱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被打扰。当然，没有孩子或不和父母同住的夫妇自然不存在此类问题。

在车床族潮流过去后，2008年台湾人最热衷的性爱场所是各种主题宾馆。从SM（虐恋）到丛林，各种性需求，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主题宾馆。除了主题宾馆外，台湾的情趣用品在2008年需求量也不小。在高雄一家专营德国产品的情趣店，因为出售各种糖果色的性用具，在同一层，代表了两岸人对性用具的不同理解。在台湾，性和情趣分不开；而在大陆，性更多的有功能化倾向。

如果把情趣当作性福的一个重要指标，性本身也会发生变化。即使没有经济能力去宾馆，至少可以在家里更换性爱的地点，适当加入一些游戏。吻痕，在台湾有个特别的名字:“吸草莓”。在吸草莓的过程中，要吸的一方就有点类似SM中的施虐方，被吸者则有点像受虐方，躲闪的过程也就因此有虐恋的味道。这样一个简单的游戏，因为抱着情趣的态度，施予方和接受方都会玩得更放松。更换性爱地点也一样，不把性当作传宗接代或满足义务必然要做的事，就愿意更多地花心思在地点的选择和氛围的营造上。打破了卧房的禁锢，接下来的事，水到渠成。

性是工具性的，还是情趣性的，关键在于态度。如果是真的为了感受到对方的爱和快乐，多花点心思，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