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就像充电
“艾滋孤儿也能成功，和其他人一样，没什么不同，也上大学，也有所成就。”
5年前本报报道的高燕现在上大学了，在卫生学院读书，她比过去开朗些了，能主动跟人说话了，但很难和人交心，磨难的经历使她总是处于过度自我保护之中，对孤儿身份极为敏感。总是不得已隐瞒和编织一些信息，她习惯了跟班里同学主动强调，她爸爸妈妈在县里工作，说来看她的人都是爸妈的好朋友。
在智行资助的8000名艾滋孤儿中，有300个已经考上了大学，他们是艾滋孤儿中最优秀的一群。与同龄人相比，他们更内向，沉默，心思细密，眼神里有不经意的忧郁，但性格也更刚毅，有耐力，执著。
去年，张胜利以630多的高分考入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今年以其踏实肯干被选为班长，尽管“开始时当众说话都声音颤抖”。
求学路的艰难源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我妈有精神病。”从3岁起，张胜利就生活在噩梦中，“妈妈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家，病发时总是离家出走，我爸就去找，找之前先算一卦，朝哪个方向跑了，就去那个方向找。十多年里，我爸找我妈所跑的路，可以把河南省绕几圈。十年前，最后一次终于找不着了，我也没再见过我妈。”
母亲失踪3年后，父亲陷入艾滋病泥潭。那年，16岁的张胜利读初三，住校，交不起20元的住宿费，学校给免了，老师说“你从家里带床被子来就行”，张胜利无比难堪，“家里就一床破被子，没有多余的”。
从高中起，他开始接受智行基金会的资助，学费有了着落，生活境况也好转。极端的贫穷、“没妈的孩子”的嘲笑、父亲艾滋病阴影的纠缠，反过来磨炼了张胜利惊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学习倦了，每次回家都像是快速充电，刺激了我向上的心志。”
大一新生刘一凡也受到父亲的激励，父亲是艾滋高发村里第一个服药后挺过来的病人，“躺在床上半个多月，快准备后事了，我爸爸苦撑着，能走几步路了，他在前面走，村里人在后面鼓掌。”父亲重新站起来给了其他病人希望，病好点他就看养殖书，买回饲料，自己养牛挣钱。“他的勇气影响了我，我为他骄傲。”刘一凡说。
学电子技术的研究生张健，在就业形势极其恶劣的寒冬，通过层层严酷考核，最近被一家全国知名的通讯公司录取，提前找到了工作。7年前，父亲查出艾滋病，“当时的感觉是崩溃”。村里的规矩是考上大学后要在村里放映两场电影，身患艾滋的父亲无力付钱，他由此许了一个承诺，替爸爸还愿。2006年保送研究生后，他自己攒够了钱，在村里放了一场电影，是喜剧片，那时父亲去世两年，“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见到了我爸，他很高兴，但对我说，你许的愿是两场，怎么只放了一场？”
刘一凡考上大学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两个梦想，第一个是在家乡建一个纪念碑，“纪念这场艾滋病灾难”，第二个梦想是，“将来当村官，让家乡像华西村一样富裕。首要的是建设一些工厂，让那么多艾滋病人可以边服药边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挣点钱。”他痛心于“父辈带病在外打工，中途不断回家来拿药”的悲戚。
汶川大地震后，智行基金会资助了一些成年的艾滋孤儿去灾区给地震孤儿上课，这让刘一凡重拾了自尊和自信，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那种感觉真好，我不再觉得自己是社会的负担”。
张健内心极其渴望“成功”。他知道，如果他能成功，对其他更小的艾滋孤儿是个积极影响，也能影响别人的看法，“艾滋孤儿也能成功，和其他人一样，没什么不同，也上大学，也有所成就”。
智行基金会目前的工作人员中有6个是曾受资助的艾滋孤儿。其中之一安徽办公室的代廷梅可能是最早结婚并当爸爸的。
他也想大学毕业后多挣钱养家，但是他知道有更多的孤儿处在比他更恶劣的艾滋阴影中，“如果我是没有鞋子的那个，他们是没有脚的人”。
为了这些“没有脚”的人，代廷梅说要在智行至少坚持干十年，跑村家访很辛苦收入不高，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如同在火场救火，“如果等自己挣够了钱再回来救人，孩子们可能早被火吞了，时间不等人”。
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光
“他就像个小天使，他的生命注定会很短暂，但他生命的价值也许不仅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唤醒别人。”
尽管1米18的矮个和年龄严重不相称，但谁也不相信赵一鸣是个艾滋病人，伴有乙肝、肺结核。有时他的言词甚至不像个孩子。
他才14岁，渴望成年，考上大学，当上医生，尽管这可能是永不可实现的梦想，内在的艾滋病毒随时会发作，中断他的生命。
有艾滋病成人到智行办公室说，“我们的孩子能被照顾好就行了，我们死了就死了，活一天算一天。”赵一鸣跳出来教育他们，“我们自己要看得起自己，自己不能放弃自己。”
萎靡不振的大人惊讶地问，这孩子有病么？继而羞愧不已。与生俱来的艾滋病毒一直隐秘地匍匐在赵一鸣体内，阻挠发育。手指不能自如伸弯，夜里咳嗽不止，脸部浮肿。他现在要吃3种药，自己上好闹钟，从不误时。去年7月，赵一鸣被检测出感染HIV，医生推测他是母婴感染，母亲在他2个月大时喝农药自杀，曾卖过血，感染上艾滋病毒。
在智行资助的孤儿中，像赵一鸣般感染艾滋病的现有300个。过去8年，已有不少孩子陆续离世。尽管他们中有的有很强的求生欲，杜聪记得有一天，一个11岁的病孩子，冒着暴雨，趟过泥地步行7公里到他们的办公室问一个如何吃药的问题。刚开始吃的抗艾药是液体糖浆，分量难掌握。
赵一鸣感觉自己现在的状态棒极了。在学校，没人知道他有艾滋病。他被二十多名同学投票选为班长，他带领同学们念英语，帮生病的同学打水。周末，他喜欢跟智行的工作人员学习打篮球，盼望能长高一点点。
半年前，医生还预测他活不过3个月。当时他黑瘦，皮包骨，高烧不退，肚子鼓得像气球。谁能想到，即使在快触摸到死神的时刻，赵一鸣内心仍感到真实的快乐。他给资助他看病的香港林阿姨写信说，“我躺在床上发呆，突然就会想到你，那种感觉有说不出的美好。那也许就是想念的妈妈感觉吧。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没见过她的照片。”
其实，躺在床上做个被人照顾的小孩，让他觉得挺安心满足。此前一年多，父亲艾滋病病发，病势汹汹，姐姐在外打工，亲戚和邻居怕传染不敢靠近，他一个人照顾，每天给他熬粥煮青菜。没钱，医生不来，他就充当父亲的医生，自己看医药书，找医生问，托赶集的人用装化肥的袋子买回一袋袋盐水和药，照着说明书自己配抗病毒的药。“办丧事时，亲戚们都在围观，也是我一个人。”
赵一鸣就这样被逼成了一个小大人，独立办事能力很强。他还替智行工作人员马正洲解决了一个难题:有少数艾滋病人不自觉，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补助，把亲戚或朋友的孩子转到自己的户口上，赵一鸣认识这些村里的孩子，戳穿了谎言。“人心总是不满足，别人帮你不是欠你的，要感恩。”
父亲去世后，赵一鸣彻底成了孤儿。马正洲只好在他病情好转后替他找了学校，租了个房子，每个月供应生活费给他和姐姐。屋子里没有电视。他一回到出租屋，邻居家的孩子们就围拢过来找他玩。两个男孩联手跟他下象棋。棋牌上几番厮杀，甘拜下风，小赵好不得意。
赵一鸣觉得这样的时光无比幸福。但他从不让别人进入他租的房子，怕房东或邻居发现他真实的病情而被赶走。他把药用袋子密密实实地缠绕起来，藏在抽屉里，怕邻居来串门时发现走漏风声。他很怕这样简单快乐的时光有一天会戛然而止。
孤身离开家乡被赵一鸣视为摆脱黑暗的开始。他把好心人的帮助看成生命中的光亮，“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光。”他把此前生命中经历的黑暗种种都忘却了，单单记住光。每个星期，赵一鸣都给关心他的人发一封电子邮件。在他心里，他把他们视为家人。他甚至觉得，“不好好学习就是浪费世界上的空气和水”。
他将自己得第一名的奖状一张张扫描了传给“亲人”。在结尾，他总是写，“将来会有一个更好的小赵出现在你们面前。”
少年赵一鸣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好奇，他申请了QQ号，添加了三十多个网友空时跟他们聊聊，他最喜欢网络的一点是，“没人问你的爸妈是谁，没人问你是否有病。”去公园玩时，他尝试去蹦床，其他的孩子在他身边使劲跳跃，在空中翻跟头，他小心翼翼地站着，两腿绷直，稍稍用力，人就自由地弹跳起来了，“感觉飞了。”他对这种感觉着迷，不肯停下来。
老师要求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另一个世界”，其他同学都想像另一个世界有太空人、时间机器什么的，赵一鸣写道，“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一切黑暗的人和事都进不去的世界，那里没有纷争，没有穷富，没有疾病，人人平等。”
赵一鸣几乎是艾滋孤儿中最特别的一个，本身携带艾滋病毒，他本该是最有理由坠入绝望的人，但无论病毒在体内多么肆虐，都仍怀着无畏的希望。“裂变成长后处于光明或黑暗的哪一极，并不一定受制于残酷的客观环境，也在于人的内心选择。”杜聪说，“他就像个小天使，他的生命注定会很短暂，但他生命的价值也许不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唤醒别人。”（来源:南方周末）
(为保护隐私，本文所涉艾滋病人和孤儿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