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8月至今，马正洲记不清多少次骑着摩托车卷着尘土到这个村子，彼时，他被看作“骗子”，现在则被视为“家人”。

更多的孩子仍在成长的路上艰辛迈步。总理造访前的一周，本报记者在该村腰庄、后宅、程寨村组走访中观察到，一人或多人感染艾滋的家庭，景况窘迫，政府派送的电视机是唯一醒目的家什。

这些家庭一般有2至3个孩子，多的达五六个，以父母中一方去世的单孤居多，双孤较少。正值周末，上学的孩子就挤在逼仄的屋内小板凳上做功课，“下雨时屋子里都是湿的”，一个孩子指着破了一个大洞的屋顶说。

迫于生计和照顾孩子，村里新出现了艾滋病人组合家庭，一对感染夫妻，丈夫去世，仍存活的妻子与另一个失去妻子的男感染者重新组合成家庭，他们的孩子貌似脱去了孤儿的身份，但处境依然。

而更多已成年的孩子早早辍学去沿海发达地区打工，除非主动打村上电话回来，没人知道他们在哪里出没，过得如何，“有人出外打工十年从来没回过家乡，反正父母不在了”。

在县城，温家宝再度见到了两年前到中南海做客的孤儿楠楠，并欣然在送给她的字典上题字，“要站立起来，自己走路，不用拐杖”。然而，现实是，对于太多的孤儿而言，扔掉拐杖，何其之难。

20%的受助辍学率惊人

“8年前，只要我愿意给钱，他们都盼着读书，现在我愿意给钱，他们似乎不愿意读了。”

和温总理握手的陈建飞如今在读高二，立志考大学。

两年前，15岁的他已受到智行基金会的资助上学，按照资助规则，先行缴纳学费再事后报销。但先期周转的1000元学费难倒了他，已成家的姐姐电话过来要断绝关系，奶奶不仅要将智行资助的部分学费占为己用，还跟他算账归还以前的开支。各自窘困的家境使得亲情出奇淡漠，一度逼迫小建飞动了放弃学业的念头。后来智行基金会为他改了规矩直接给钱，窘迫才缓解，他的人生也得以越过第一个十字路口。

两年来，蔡寺村给马正洲最深的印象是，“辍学的孩子太多了。”他说，在目前救助的孩子中，别说考上大学的凤毛麟角，坚持读高中的已属罕见，不少艾滋孤儿早早辍学打工，有的在小学就终止了学业，“二百多个孩子，少数是被反复劝回来读书的，更多的拽也拽不住。”

两年前，16岁的孙莉莉就因为“家里连油都吃不起才出去打工”。她谎报年龄在南方一皮包厂里干了一年多，“早上7点到晚上12点多，至少做600个包，完不成任务要罚款。”后来智行基金会的人找到她，资助她继续读书，她不敢相信，“笑了一整天，忘了吃饭，我以为自己一辈子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

辍学现象绝非蔡寺村独有。11月初，智行基金会的负责人杜聪在郑州跟几十个大学生聚会，这些孩子都曾经是艾滋孤儿。他做了个即兴调查，在43个大学生中，本人曾经有过辍学念头的有28个，而其中34个大学生的兄弟姐妹中至少一人未读完初中就已辍学外出打工。

杜聪在河南已做了8年艾滋孤儿救助，他说:“8年前，只要我愿意给钱，他们都想盼着读书，现在我愿意给钱，他们似乎不愿意读了。”

这“不只是资金缺乏”那么简单。

杜聪认为，农村的价值观的改变令艾滋家庭的观念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读书经济回报低周期长”、“看见别人打工回来穿金戴银的诱惑”等内在因素日趋影响了家长和孩子的人生选择。

辍学打工的孤儿们大多隐于人海，音讯全无，智行基金会资助的数据中，因辍学而使资助中断的例子逐年增多，估计在20%左右。个别被智行成功劝回学校的孤儿的外出遭遇预示着打工之途并不平坦。

2008年5月，万光辉从浙江平湖一家“黑工厂”逃回了家。他在流水线上做了3个月的服装，却没拿到一分钱，想离开，保安日夜看守不准走，他偷偷给马正洲打电话求救，马报了警，才脱了险。

暴力倾向与歧路可能

“他根深蒂固地认为从小受到的嘲笑、不公的命运和仇恨只有通过暴力发泄才舒服一些。”

“人很多，温总理却站在靠我们最近的地方，我们围着他”，陈建飞说，身边的孩子们不敢相信总理真的来了，紧张得不敢说话。陈建飞觉得自己比过去开朗多了，他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敢当众回答总理问题的孩子。

停留半个多小时后，总理一行继续赶赴医院看望艾滋病人。陈建飞还有许多发自内心的话来不及对总理说。

他想说，如果不是社会的关怀，让他释放了心里的仇恨，“也许我就走上歧路了”。他还想说，很多孩子并不这么幸运。

现在的陈建飞痛心于几个同村孤儿日渐严重的暴力倾向，“他们有的既不上学，也不去打工，四处游荡，撬门打游戏，在学校充当小打手收取保护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