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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了土地,娶不到老婆
张永兰临走时,怂恿六哥张永华一起去。但张永华的回答让她至今都记忆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几年始终是要回来的,那还不是要种田?”
老一辈家中常有四五个子女,儿子找不到老婆,但女儿却远嫁他乡,几乎没有哪个女孩愿意留守这一片土地。村里的新生代在减少,去年村里新生婴儿只有6个。
这几天,张永兰带着11岁的女儿回家探亲。女儿不会讲贵州话,第一次骑牛,吓得用绍兴话大喊:“快点!我要摔下来了!”张永兰大概一年回家一次,“还是家乡好。夏天忙一点,冬天就闲了,就可以去旅游。”
不过,如果让她再选择一次,她说她依然会义无反顾地离家外嫁。
1990年代正是现在30岁以上光棍的婚娶时期,他们的婚姻大事夹杂在滚滚而来的打工潮中。问题在于,牌坊村的女性更迫切地走出去。而男性,更愿意守在家中。
早几年,村里大批女孩已经离家打工。老一辈固守乡土的传统开始土崩瓦解,一部分女孩甚至下意识在抵抗这种本分思想。
1995年,20岁出头的张永兰准备到浙江绍兴打工。父亲不同意,说“女娃大了就嫁人”,连到手的车费又被父亲要回去。张永兰比父亲还倔,她带着90元私房钱,偷偷溜走了。
“我们就想要赚钱,将来结婚才能用。”经济上的独立让她们对婚姻有了更多的选择。后来她嫁在了绍兴,如今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
也有一些女孩被拦住了,陈妹(化名)是其中之一。当记者看到她时,她正抱着一捆毛豆上坡。她说“不后悔”,婆家虽然穷,但好在丈夫对她很好。当年,她连衣服都备好了,却无法踏出家门,上街也被父亲派人盯着。接着,她嫁在了本村。
和女人相比,在打工潮开始之时,男人们不愿意离开土地。张永兰临走时,怂恿六哥张永华一起去。但张永华的回答让她至今都记忆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几年始终是要回来的,那还不是要种田?”
张永华家头屋(相当于客厅)的墙上贴着“祖德流芳”,下面是“张氏堂上历代宗祖考妣位”。靠近地面的墙上是“金玉满堂”,贴着对联:土中生白银,地内出黄金。“这是一个家最重要的地方,上祭祖,下祭土。”张永华说。无论是茅草房、木房,还是水泥平房,村民在头屋都供着祭祖的牌位。
这代表了牌坊村两个传统:孝敬父母,固守土地。
村里一直流传着习俗:结婚的儿子分家出去,光棍跟着父母住。年迈的父母经常被笑称是“家庭负担”,但没有一个光棍选择背弃父母。
1990年代日渐成型的光棍们,未曾想到他们正踏入一个历史的夹缝中。留下来,还是出门去,这是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无论留下来,还是出门去,他们都将面临婚姻窘境。
留下,周围的适婚女子越来越少,因为她们一个个热切地奔赴城市而去。
出去,他们在婚姻市场中更处于劣势——按照一种叫做“甲女丁男”的朴实的婚姻迁徙链条,女人总是会寻找高一层次的男人,那么最后被剩下的便是“甲女”和“丁男”。在中国近20年的人口流动中,从乡村走出去的女子可以在外边找到高一层次的男子。从乡村走出去的男子却不容易遇见比自己还低一层次的女人。因为在城市里,他们彻底处在社会的最低层。
“我上门也行”
这3年来,他连一次相亲机会都没有,村里只有一两个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尽管他已是村委会主任助理。
2004年底,夏明凯结束了在深圳4年的打工生涯,准备回家娶妻生子。
村里现在有1/3的人在外打工,包括89名光棍。光棍们清晰地勾勒了一个思想变迁史。最早的一批压根就不出门;随后的一批出了门又回来了,他们多是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汉子,觉得还是应该回乡娶妻。最近的一批,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男孩彻底没有了父辈的思想束缚,他们喜欢城市的生活,很多把婚事办在了外地。
29岁的夏明凯属于中间那一批,他到外边的世界探了探头,却依然把山村视为归宿。
夏明凯在深圳一家鞋厂打了4年工。曾幻想呆在深圳,不再回到家乡。“那里是沿海,经济发达。”但2004年底,他还是回来了。“我现在很后悔。”
可以确认的是,父亲的意见起了作用,“父亲觉得还是家里好。”至于他,曾经比较清晰的期盼,就是在家乡找个老婆。
他觉得在外面交女朋友很难:“我们条件太差、太穷,想来贵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骗过来也不是个好办法。”一些女孩一听说是贵州,第一反应就是:“那里很穷吧?”他很反感:“她们都没有来过贵州!”
2002年秋天,他偶然认识了一个江西女孩,小他3岁。女孩被分配到他手下学习技术。一来二往,两人谈成对象。有时女孩会问起他家乡的情况,他刻意回避了。他想过带女孩回家拜见父母,最后也放弃了,“我怕。”他说原因很复杂,在内心,连他自己也不愿意回到家乡。
这段不坦诚的打工情缘注定无法稳定发展。那年年底,女孩想带夏明凯回江西过年,一名江西朋友却告诉他,他去了女孩家就不能再外出了,这是那边的风俗,他等于是给人当“上门女婿”去了。他临阵脱逃没去江西,二人就此悄然分手。
夏明凯回到了牌坊村。带着赚到的几万元,这本来足够他筹办一场婚礼。后来这笔钱投入了养殖业,到现在已养了二十多头猪。
8月3日,他趁着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机会,希望记者能帮他找个对象。“广州、深圳那边女孩挺多的,我上门(当女婿)也行。”
这3年来,他连一次相亲机会都没有,村里只有一两个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尽管他已是村委会主任助理。
编辑:
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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