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如今）

我们还是有点于心不忍

一审宣判后第二天，孙林找受害人的家属协商赔偿。孙林说他只有一套房子，如果把房子卖掉了就没地方住了。韩堂进也考虑到这个问题，“父亲是无辜的，在法律上他没有义务帮儿子还债。”韩说:“你找一个人把房子抵押出去，等到百年之后对方再把房子收回。”孙林接受了这个建议，后来记者采访孙林时他也说，“韩师傅很对，他给我出主意怎么解决房子。”

一审宣判之后，受害人家属和孙伟铭又进行了多次协商，“孙林每次都穿一件蓝色衬衣，几乎每次都哭，作为一个父亲，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韩思杰说，三家受害人最终决定只要求孙家赔偿100万元。韩思杰说:“逼急了，逼的是孙林，他那么大年龄了还在为救儿子奔走，我们还是有点于心不忍。”8月中旬的一次协商中，孙林说他凑够了88万，但还有12万元的缺口，韩堂进说:“那你找个人做担保，欠的钱算到我头上。”韩堂进告诉记者，他作为长辈不能跟两个孤儿争，也不想把孙林逼得太急。“我们是同情孙林，不是原谅孙伟铭。”韩堂进说。

专家访谈

“宽严相济”是否是孙案信号？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在昆明召开了“2009年全国刑事学术年会”，刑五庭副庭长王勇透露，最高法有望出台《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规定“被告人积极赔偿的，可以在量刑上从宽处理。”孙伟铭案二审开庭在即，最高人民法院“宽严相济信息”是不是孙案的信号？记者昨日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

洪道德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年会跟孙伟铭案没有关系，去年年会上就已经确定了今年年会的时间地点，只是今年年会赶巧遇到了孙伟铭案而已。洪道德教授认为，最高法规定的“积极赔偿”中的“积极”，指的是被告人倾尽全力赔偿，在个人根本没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甚至动员家属、朋友赔偿受害人。但是不能够以赔偿的数额来论断“是否积极”，比如一个家产上亿的人拿了10万元跟一个只有1万元赔偿能力的人拿了 8000元，两者的态度是不同的。积极赔偿不是花钱买刑，即使被告人全额赔偿，但如果没有得到受害人谅解依旧不会被认定“积极”。

洪教授说，孙伟铭一审被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最高法院规定的“严打”范围。那“积极赔偿受害人”这个规定是否适用于孙伟铭？洪道德教授对此表示，孙伟铭确属“严打”对象，但如果他能够积极赔偿受害人，并且取得谅解，二审有望改判。

记者 李寰 摄影 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