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卓琳在北京玉泉山迎春（资料图片）

家属随军奔前线

1939年初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一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没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时，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

那段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名绅千金”积极投身革命事业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

卓琳原名浦琼英，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当时才四五岁的卓琳就由母亲带着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从小就感受到女性地位低下、与男人不平等，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就萌发出莫名的反抗意识。

上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深受感染。

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革命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真理，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没开成，云南队只好撤返。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没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卓琳乔装成百姓，躲过了日本鬼子的视线，逃出了北平。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去延安投奔八路军。几经折腾，她终于到达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次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为卓琳。

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生，到迈入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接受战争的洗礼，投入到抗战的枪林弹雨中。她的头三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的，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成长。卓琳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行军、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