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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长期追随的人、机要秘书——叶子龙
叶子龙,原名叶良和、叶佐臣,1916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叶子龙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作为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几十年春风秋雨,叶子龙一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陪同毛泽东两次访问苏联,护送毛泽东进京,从延安的枣园,河北的西柏坡,到北京的丰泽园,这期间凡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忠厚诚挚的品格,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次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称赞。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冒着很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风险,同时也要有异乎寻常的勇气。叶子龙在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时也曾被人诬陷过,这就是所谓的“窃听器事件”。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有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从不做无用的事,不说无关痛痒的话,所以对他说过的话要格外的留心。进城以后,叶子龙总想尽量地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为此叶子龙想过很多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录音的方法。录音作为现代化记录的手段,对于记录、整理、保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早在延安时,为了准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人员,直到解放后速记仍是记录领导讲话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要室的工作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为此,叶子龙几次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筹划录音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机要室便陆续购买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门的录音人员,不料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诬陷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说成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这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叶子龙也受到株连。
叶子龙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是毛泽东把他从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培养成为一名党的干部,同时叶子龙也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精神财富,到1962年5月,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他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就再也没有回去。叶子龙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2003年3月叶子龙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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