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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将“蔡孝乾案”列为档案文号“44901-444048”,其中“对本案之综合检讨”即直指:“...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颇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匪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领导之台中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法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至于为何蔡孝乾的领导能力和斗志如此薄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尤其是蔡被逮捕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已经逐步向福建集结,战斗力如日中天,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残部不是逃往山区等待被全歼,就是放下武器窜入东南亚邻国,或退至沿海岛屿,装备不足、士气低落。至于领导阶层方面,代总统李宗仁滞美不归,中枢无主,党政军要人面对溃退之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已清楚地表明将放弃国民党。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已向菲律宾政府询问有关收容蒋氏家族的可能。
因此,无论从人心归向、统治机器到国际环境,解放军进入台湾已在弹指之间。这也是省工委迅速发展组织,无形间不断暴露身份的原因。他们判断台湾很快就可以拿下,所以急着完成迎接解放军的政治准备。
然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机器并没有表现出溃散之势,反而比在大陆时更有效能。国民党的情治人员也比预料中能干。为什么?笔者的看法是,尽管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几年腐化无能,但它毕竟曾是领导中国的革命政党,仍有一定的革命性质。国民党仍有相当多优秀人才,只是其领袖缺少领导和组织的能力,无法让优秀人才发挥己长,形成正面循环的政治力量。
1949年国民党彻底溃败,不过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有点向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此外,情治人员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们很多是带着血仇投入这项工作,也有的是受到己营的压制、排挤和陷害而投身敌营的,由于敌我身份调换,他们对过去同志的作业惯性和心理状况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斩获。像上面所提到逮捕蔡孝乾的谷少文过去也是共产党出身,曾在山西拉出一支游击队伍。
因此,对于这些带着血仇、或手沾着血、或为对方视为叛徒的情治人员而言,从来就没有所谓投降或输诚的问题,即使是最后的困兽之斗,也终究是斗。或许,古人所说穷寇的反扑不可轻估,即为此理。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我是蔡孝乾,也就是蔡乾,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四年以来,我们在台湾,工作不能说不努力,对党也没有叛离,中共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也是热切而有利的。虽然台湾的工作环境十恶劣。
同时,蔡孝乾又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另一广播:“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二十五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此后,蔡孝乾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只传说他成了国民党情治单位的少将军官,成了继续逮捕地下党人的要员。不过没有人见过他,甚至做为台湾人,有关他的家庭、家族等等也都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那些关了几年逃过一死的党人,至今对蔡孝乾仍感愤慨和不齿,而且也充满了不解,究竟蔡孝乾在想什么?有关蔡孝乾的种种至今仍是一个谜,也是笔者所主持文史工作队伍主要的追踪对象之一。
来源: 人民网(北京)
编辑:
霍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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